传媒集体感冒

　传媒集体感冒

且看两个细节：

之一：3月29日上午，据中国日报网站报道，美国有线新闻网CNN3月28日消息称，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在出席洛杉矶的一个慈善活动时遭到暗杀并死亡，随后国内各大新闻网站纷纷转载报道。尽管该消息30分钟之后即被证实为虚假新闻，各网站很快将其从焦点位置撤下并作出澄清声明，但“盖茨遇害”的谣传还是在业界和普通人中引起了强烈关注。据了解，“盖茨遇害”原本是2002年愚人节期间的一条假新闻。这样一条本来可以予以核实的假新闻，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流布于各大网站并且通过手机短信迅速扩散到广大受众中去，不能不令人陷入深深的忧虑。

之二：2003年4月1日6时41分，一代巨星张国荣从香港中环文华东方酒店跳楼，经抢救无效，于当晚7时6分去世。由于此事发生在西方的愚人节里，加上前两天比尔·盖茨事件对受众的戏弄，当网络上最先出现这一新闻后，不少人对此进行质疑，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在消息得到证实后，国内媒体对此进行了极其抒情、极其诗意、极尽喧哗的报道。张国荣固然是一代巨星，但媒体有无必要如此大做文章？这也引起了业内有识之士的强烈质疑。

单独地看，这两个细节并不能说明多少问题，但如果联系起来，并且和中国传媒的其他表现综合起来看，我们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传媒，至少是相当部分的传媒，感染上了相当严重的“焦虑综合症”。

焦虑是一种心理状态。就个体而言，焦虑是一种变态情绪，包含对危险、威胁和需要特别努力但对此又无能为力的苦恼的强烈预期。就群体而言，焦虑是一种社会性的心理状况或精神状态。这一状态常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积淀在特定的文化中，并构成这一文化的最基本层次。

我们生活在一个剧变的时代，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互联网络以巨量的信息来解构传统的生活形态和方式。现代人，特别是都市人在这种巨大的变革面前往往手足无措，不少人都患上了信息焦虑症或知识焦虑症。因为在信息爆炸时代，人们对信息的吸收是成平方数增长的，但人类的思维模式还没有很好地调整到可以接受如此大量信息的阶段，由此造成一系列的自我强迫和紧张，非常接近精神病学中的焦虑症状。

这种过量吸收信息，并非是一个主动意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被动的行为，因为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特别是对未来的自我预警和难以把握，导致了许多个体在现代社会中陷入一种迷狂、焦灼和高度危机的状态。

对于以追逐并传递信息来服务受众、引导受众并从中获利为主要诉求的大众传媒来说，感染上这种焦虑综合症也就并不奇怪了。中国传媒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一方面经济改革逐步加速，作为信息产业的一部分的传媒的经济属性得到重识和确认，媒体开始有限地走上市场。政府对传媒予以断奶，原来习惯于等靠要的传媒初入市场一下子陷入迷茫状态是可以想像的。

在逐步适应市场后，残酷的竞争使得部分传媒迷失了方向，以最直接的媚俗方式向市场接轨。赢利的压力和冲动是如此巨大，以至于焦虑之态溢于言表，媒体为争夺受众开始不择手段。另一方面，中国加入WTO后，中国传媒普遍有一种危机感，“狼”来了的呼声不绝于耳。无论是在整体实力、资讯通道还是管理水平上，中国传媒都觉得无法与西方传媒大鳄相提并论。加上全球化趋势的逐步加强，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的喧嚣，中国传媒的心态进一步失衡，压力感以及由压力而导致的浮躁感与日俱增。

再一方面，中国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显现出政治改革的滞后，而与政治改革密不可分的传媒改革一直在渴望与压抑中冲突着。现在的改革基本上都是业务层面的，在涉及体制等深层次结构方面举步维艰。而来自国际传媒的压力，来自进一步占领市场的压力，来自自我突破与超越的压力，使得传媒不断试水甚至涉险，以期在现在的政策框架内找到相对安全的突破口。

因此，这种压力和危机就自然转化成焦虑感，而这种焦虑感得不到有效的释放途径的时候，就呈现出焦虑综合症了。而以互联网为主要方式的现代资讯革命，更是让准备不足但一下子迅速接触并为之迷狂的中国传媒的焦虑感得到了进一步的放大和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