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擦边球”的风险

　资本“擦边球”的风险

我国传媒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它不仅仅是进行信息加工、传递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它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起着舆论引导和政治宣传的作用。党和人民要掌握话语权，就必须牢牢把握住媒介的控制权。这也是为何在《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中规定，报纸、电台、电视台及频道、频率等由国家主办经营，不得吸收境外资本和私人资本的原因。

因此，我国传媒在进行资本运作时，没有采取大幅度“跃进式”的制度创新，而是采用了比较稳妥的边缘突破这样一种途径来进行。也就是在传媒和资本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这个“缓冲区”既具备了媒介的某些特性，又不被纳入传统的媒介管理体系，以此来规避政策和行业冲突带来的风险。

在实际操作中，媒介往往将报纸的出版、广播电视节目的编播等传统业务和媒介的广告、发行等经营性业务相分离，使不涉及传统业务领域的资本进入资本市场进行运作。这样既避免了与政策壁垒的冲突，又承担了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的经济使命，从而达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效结合。

如《成都商报》通过其控股的成都博瑞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用5000多万元受让上市公司四川电器原有大股东的大部分股份，成功借壳上市；然后又经过一系列循序渐进的资产重组，剥离了缺乏盈利能力的电器类资产，基本形成了纸质媒体产业的完整价值链，成为传媒借壳上市的成功案例。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川托普集团出资4000万元控股《蜀报》和《商务早报》后，又提出了要在中国建立“传媒帝国”的构想。如此雄心勃勃，希图从中心突破，这对以边缘突破为主要途径的传媒资本运作途径来说无疑是个挑战。此举被行业主管部门叫停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