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的社会角色分析

一、记者的社会角色分析

从以上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记者作为专职的新闻传者从出现之日起就扮演着一个特殊的社会角色，就与社会历史的发展密切相关，与一定的阶级、集团的利益密切联系。随着大众传播事业的日益发展，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也日趋复杂起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下，记者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完全一致，大体而言有以下几种：

（一）新兴生产关系不自觉的促进者、维护者

当威尼斯的手抄报的新闻记者为莎士比亚笔下的安东尼奥（《威尼斯商人》中的主角）这样的新兴商人探访和传递王室和教会的状况、香料和丝绸的行情、往来商船的船期等消息的时候，他们也许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正是他们的活动促进了“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活动和“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一起，“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9]

（二）自觉的阶级战士

近代大众传播事业诞生后，新闻记者中的大多数都是自觉的阶级战士，他们之中有的为冲破封建统治阶级对新生资产阶级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禁锢而高举言论出版自由的大旗而奋勇冲杀，有的为扫清封建所有制关系的桎梏，建立自由竞争的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而殚精竭虑，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为了团结本阶级和全体劳动者进行推翻旧世界的艰巨斗争更有数以千万计的忠勇战士充当了本阶级不倦的代言人、杰出的传播者。他们之中，不乏人类文明的伟大先驱，阶级利益的先锋战士。不少人忘我辛劳甚至奉献出了自己全部的心血乃至生命，在近代新闻史上写下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美国“独立战争的号手”潘恩为反对封建专制不倦地从事宣传鼓动工作，他的小册子《常识》和《危机》发行十几万册，极大地推动了北美独立战争，而他却从不从中牟利，最后在穷困潦倒中度过余生。“人民之友”马拉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办《人民之友报》不断遭到保皇党、贵族的诬陷迫害，最后死在王党分子的剑下。马克思为创办《新莱茵报》奉献了自己为数不多的刚刚继承来的全部遗产，还要应付普鲁士军警的无数次传讯、抓捕和审讯。在19世纪末的中国，为了冲破封建统治者的言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冒着杀头、流放、监禁的危险挺身办报，“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10]，最后，康、梁亡命海外，谭嗣同等引颈就戮。“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军阀张作霖的绞刑架上献出了壮烈的生命。《中国青年》的创办者、首任主编恽代英，“像墨子一样，摩顶放踵而利天下”（肖楚女语），1931年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他们都是自觉地把阶级、集团、党派的意志，内化为个体的内在要求，使其既是个体的独特存在形式，又是阶级、集团、党派意志的自觉体现者。

（三）政党的奴仆

英美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上台执政的资产阶级很快从争取言论自由转而对新闻事业的控制。他们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加强了报刊政党化的倾向，民间报刊备受压制。英国于1712年对报纸开征“知识税”，同时对一些报纸和一些著名报人如迪福、斯蒂尔、爱迪生等实行贿赂收买。拿了年金的报人为政府吹捧有功还可以加官晋爵。直到19世纪初，英国多数大报都是有政党背景的。在这种背景下活动的新闻记者，只能是看人脸色的“哈巴狗”。如果说前述的那类“自觉的阶级战士”的报人记者是伟人的话，后者只能算是侏儒。他们不再为社会而献身，只是逢场作戏，随机应变，畏惧权力，屈从金钱。1815年，拿破仑逃离了囚禁他的厄尔巴岛，巴黎报界用“怪物从流亡地潜逃”的标题加以报道，同时又极尽嘲讽谩骂之能事，把这个从前不可一世的皇帝叫做“科西嘉生产的怪物”、“食人兽”和“篡夺王位的家伙”。时隔不久，当拿破仑东山再起，日益逼近巴黎的时候，巴黎的记者们摇身一变，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腆着脸宣告：“皇帝明天即将荣归忠诚的巴黎”。^[11]

我国早期的政党报记者的情形也大体相同。民国初年，以共和党和进步党为一方及以同盟会和国民党为另一方的两派报纸，以人身攻击、互揭老底、互讦阴私、互骂“贼报”为手段大打“报仗”，最后竟演出殴人毁报的闹剧。解放前夕，国民党新闻界里那批“党棍”记者一面靠编发《新闻天地》、《新闻内幕》等庸俗刊物以造谣诬蔑谋生，一面以投机政客的身份到处招摇撞骗，吃喝八方，被人们斥之为“闻香队”。^[12]

（四）中国记者的社会角色

服务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中国记者，既是世界新闻大军中的一员，有着世界新闻记者所具有的共性，又具备基于中国国情而形成的个性，扮演着独特的社会角色。

新闻宣传工作历来是党的事业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受到历代党政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他们针对新闻事业面临的不同时代和问题有过许多重要的论述和指示。这些论述都强调新闻宣传工作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都强调新闻工作者的重大社会责任。毛泽东说新闻记者是“人民的教师”，邓小平说新闻工作者是“人类灵魂工程师”。

在计划经济时代，新闻媒体都是一个由上级拨款营运的事业单位，记者毫无例外地是国家机关干部，其社会角色也十分单纯，就是做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改革开放以后，媒体的管理体制逐步转为事业性质企业管理，都市报的大量涌现也改变了党报、机关报一统天下的格局。在人事管理上，由于竞争机制的引入，记者的身份也发生巨大变化，不再是清一色的国家机关干部。媒介市场化经营的实施和竞争的加剧、受众的构成和需求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党和国家民主制度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步伐的加快……这一切，使得当前我国新闻媒介的面貌发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也使我国新闻记者传统的社会角色发生了巨变。记者不再是居高临下的教师爷、手摇木铎的布道士，却更像是人民群众的朋友，普通百姓的知己，为弱势群体仗义执言的大哥和为深化改革建言献策的谋士。但记者多样化、多元化角色的存在并没有否定他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的基本性质，正如多样化、多元化的媒介经营体制并没有否定新闻事业的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的属性，并没有否定党对新闻媒介的领导权一样。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也是中国记者的社会角色的个性特征。这个道理同2005年10月19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所阐述的基本概念是一致的。《白皮书》向世界解释了中国为什么实行共产党执政下的人民民主模式，因为这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同样，我国现在的新闻传播体制以及在这种体制下生存、活动的新闻记者的社会角色，也是在社会转型中历史传统、现实国情和社会变革等多种因素合力作用下的产物。它远不是完美无缺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不论怎样变化，有一点是根本的：一切以是否符合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转移。新闻记者的社会角色的变化，也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