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速整理笔记

一、迅速整理笔记

应当强调，每次采访活动告一段落后，记者不管有多么疲劳，都应当毫不迟疑地立即整理采访笔记。这是因为人都会产生遗忘现象。遗忘的心理活动在进展上有个“曲线”规律——先快后慢。即在对事物识记后的短时间内就会出现遗忘现象，而且以较快速度进行，甚至几乎成垂直线，而经过一定时间的间隔后，遗忘则进展得较慢，几乎成水平线。至此，人们对原先识记的事物已遗忘许多，记忆的量已发生很大的变化。譬如，尽管笔记中都是记者自己的笔迹，但因记得匆忙，加上识记不深，时间一久，恐怕有些字句连自己也难以辨认。美国记者罗伯特·本利奇，有一次在采访几天后才整理笔记，结果，竟觉得简直像是看上古的楔形文字。他试图耐着性子，努力辨认、破译，但终于甩手不干了。事后，他为此专门写了一则小品文，自嘲他自己如何无法看懂自己的笔记。这还是记者已经见诸文字的笔记，采访中尚有许多靠心记的材料，若不及时回忆整理成文字，事后整理的难度一定更大。

值得提醒的是，在记忆的量发生很大变化的同时，还伴随着记忆的质的变化，而记忆的质的变化恰恰又是构成遗忘的重要因素。一般讲，人们对刚刚识记的事物，在记忆上属于一个整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的内容就会逐渐分解成很多“裂缝”的片断，如果要把这些片断再回忆起来，就必须靠头脑中过去的经验来填补这些“裂缝”。心理学家通过复述故事的形式进行了专门试验：请某人向大家复述他几天前听过的某个故事，故事的重要情节他都还能记住，但为了使故事真实可信不走样，他就不可避免地凭经验填补记忆内容的“裂缝”。结果，复述的故事越来越变质，越来越走样——故事的长度缩短或是加长；故事中的人名、地名、称号、头衔等部分或大部分变更与丧失；细微的情节越来越细，且越来越合理；故事中的原有语言，随复述者的语文水平和语言习惯而改变。

因此，记者应当自觉地在采访活动告一段落时，迅速将所得材料，其中既包括笔记材料，也包括心记材料，或是文字修订，或是见诸文字，然后一并编码、归类。因为此时的遗忘现象尚未产生，记者对所记材料容易产生回忆。否则，一过记忆上的这个“黄金”时间，遗忘现象便产生，而且马上便以较快速度、较大幅度衰变，待到那时，记者再拍脑门，即使用几倍的努力去恢复已经遗忘的内容，恐怕也难以奏效，差错并将伴随而至。《人民日报》记者白夜曾在一篇专访中描写过《中国建设》主编、中国籍波兰人、著名记者爱泼斯坦的笔记本，或许能对我们如何整理使用笔记提供一个生动的启示。爱泼斯坦有许多笔记，有的是经过装订的活页，也有整本的。活页本上，字迹潦草，稀稀拉拉，歪歪扭扭，有的是在吉普车上记的，还有许多插图；而整本的笔记，则字迹清秀纤细，前面都有目录。在20世纪40年代他访问延安的笔记目录上，有叶剑英、王震、邓发、毛泽东、阎锡山，等等。其中，记录毛泽东的那一段，译成汉语是这样的：“毛脸色健康，身体强壮，举止安详，用小嗓门说话，有轻微的咳嗽，湖南口音。他说，欢迎你们在大热天来到延安，这儿是一个偏僻的穷山沟。我们的工作是抗日……”这样的笔记本，爱泼斯坦有好几大箱，它们本身就是可供发表的珍贵历史文献。1955年、1965年和1976年，爱泼斯坦和他夫人邱茉莉（中国籍英国人、《中国建设》专家、记者）曾三次访问西藏，访人数达800人，记下的笔记，仅爱泼斯坦就达3000页，90万字；加上邱茉莉的笔记，字数更多。最后，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写成了一本20万字的书——《转变中的西藏》（The Tibet Transformer）。^[2]

至于怎样整理笔记，并无定法。总结中外记者有关这方面的实践，大致可分以下几个步骤：①通读笔记，回忆整个采访过程，将心记的内容迅速用文字插入同类的笔记材料旁，并纠正、修订难以清晰辨认的笔记内容；②再通读初步整理的笔记材料，标出页码，并在可能用的材料旁作上自己熟悉的标记，如△、☆、V等皆可；③根据确定的新闻主题的需要，对材料分门别类，着力使笔记变为写作提纲，最好用不同墨水的笔，将材料根据其归属的某个部分，分别标出1，2，3，4，或是甲，乙，丙，丁，或是a，b，c，d。

“应迅速整理笔记，不要等笔下的飞龙走蛇变成没有意义的死龙僵蛇”；“没有绝对不忘的东西。要趁早动笔，把精湛、细致的采访素材写在纸上进而变成文章，越快越好。成功的采访十分宝贵，容不得耽搁；干这一行，快如风，不误功”。中外记者的这些论述，皆可谓是宝贵的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