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意义是普遍存在的。“大到历史事件、自然现象、科学理论、文化作品，小到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表情甚至一个眼神，无不具有一定的意义。……我们无法想像一个没有意义的社会。”(9)在人际传播中，任何语言都与一定的意义相联系。语言符号是意义的载体，意义是语言的内核。人们的语言交流，实质上是语言的精神内容——意义的交流。
“意义”这个词有多层含义，它既是现代汉语中的日常生活用语，又是学科术语。作为日常生活用词，它的含义也不是唯一的，如在“这个故事富有教育意义”中，“意义”是“作用”的意思；在“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中，“意义”是“价值”的意思。而作为学科术语的“意义”，情况就更为复杂。正是对于意义的不同注解，使得语言的意义也变得十分复杂，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出发，每句话、每个词都可以有不同的意义。例如：“2006年4月5日武汉要下雨”，“太阳每天都从东方升起”，“吃过了吗”等等，这些话所表示的意义是如此不同，以至某些语言学家和哲学家惊呼，若不对语言的意义进行科学分类并加以某些限定，对语言意义的研究就会变成空谈。
“意义”的意义是一个如此复杂的问题，哲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意义”，而各个学科内部又有不同学派的争论。钱伟量在其著作《语言与实践：实践唯物主义的语言哲学导论》中对不同的意义理论进行梳理，将其大致分为四类：指称论、观念论、形式主义语义学、语用学的意义理论。(10)
第一，指称论。意义指称论主要是随着20世纪语言分析学家和逻辑经验主义的传统而逐步形成和成熟的。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是指称理论的先驱，逻辑经验主义以及当代分析哲学的著名代表人物克里普克和普特南等人将指称论推向了极端。指称论认为意义就是语言符号所指称的对象。如弗雷格的含义和指称论，罗素的摹状词理论，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逻辑经验主义的语言的可证实性，克里普克和普特南的因果指称论，都为指称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指称论将语言的意义简单的归结为语言所意指的对象，这就有导致“词语拜物教”的危险。
第二，观念论。如果说意义指称论试图到意识活动之外去寻求语言符号的意义，那么观念论则正好相反。观念论将语言符号的意义归结为人们的主观意愿、情感和观念。“观念”一词不仅指柏拉图所说的作为事物原则的“理念”，也不仅指洛克、贝克等人所说的作为感觉经验要素的“观念”，而且包括“情感”、“情绪”、“意志”、“意向”等所有意识活动类型。广义的观念论包括认知观念论、表现论和意向论三个方面。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语言的意义是心灵的经验”；洛克认为“语言是观念的标记”；表现论认为“语言是内在情感的表现”，“语言通过表现情感来表达思想”；胡塞尔的意向论和塞尔的意向性理论都是观念论的代表理论。但是，观念论把意义简单的归结为观念，即人心中的概念、情感或意向，这样就导致意义成为了一种不可表达、不可传递、不可理解的神秘体验。
第三，形式主义语义学。有些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因其语形组合方式而产生意义，既不与人心中的观念直接联系，又不取决于对象的性质，这种将语言意义归结于特定语形组合的理论即为形式主义的意义观。指称论和观念论是分别从语言符号与其所指称的对象以及表达的观念之间的关系来说明语言的意义的，因而又合称为“意指关系论”。但是，不可否认，语义关系总是和一定的语形关系相联的。确切地说，人们并不是用孤立的符号来表示观念和指称对象，而是用语言符号系统的有规则的组合来表达意义的。语言的意指性与系统性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也就是说，句法与语义是不可分割的，人们是通过语言符号的各种语形组合形式来理解语言的意义的。形式主义语义学揭示语言形式对于表达和理解意义的功能，从单纯的句法研究走向语义研究是一个进步。但是，形式主义语义学满足于在语言形式内部分析语义结构，有意识地忽略或竭力排除语言的指称对象、语言表达的心理观念和语言应用过程中语境因素对语义表达和理解的作用，使语义学研究脱离实际，变成了一种纯形式的游戏，这不能不说是这一派意义理论的局限。
第四，语用学的意义理论。语用学的意义理论在指称论、观念论和形式主义语义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语言意义的研究深入到语言符号与言语行为主体的关系以及言语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中去考察。语言中的意义归根结底是语言使用者所表达和理解的意义，离开了语言使用者及其交往活动来谈论“语言的意义”是毫无意义的。语用学的意义理论引入言语使用者及其行为，从言语行为和符号互动行为出发考察语言的意义，将语言结构的研究和言语行为的研究统一起来，也就是将语言研究建立在言语行为的基础之上，突出了意识的意向性和交往行为在意义网络中的地位，是一大进步。早期行为主义和实用主义是当代语用学意义理论的开路先锋，因为他们将语言学家的注意力吸引到人们具体的操作行为上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明确提出了“意义在于使用”的口号，为语用学意义理论奠定了哲学基础。言语行为理论细致地探讨了日常语言行为的分类和行为结构问题，大大开拓了人们理解语言的“意义”视野。符号互动理论从主体间交往关系的角度揭示了语言的意义和相互理解的基础。
在总结批判以往语言意义理论的基础上，钱伟量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语言观为基础，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的语言意义观，即语言主体的社会实践是阐明语言的意义以及全部语言问题的基础。语言的诸方面、诸层次的意义，只有在人的社会交往实践的基础上才能统一起来，并得到全面的、完整的解释。实践唯物主义的语言意义观阐明了语言意义的哲学基础，是我们研究语言意义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语言的意义问题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问题。指称论、观念论、形式主义语义学、语用学的意义理论分别抓住了意义的不同侧面，但是缺乏整体观照。语言本身是一种包含多方面关系的复杂现象，制约语言交流是否可能的条件与语言的三层基本关系密切相关。语言现象包含的三层基本关系（三个方面），称为语义三角关系（见图7-1）。语义三角关系即下面三者之间的关系：（1）所指的事物或概念（referent）；（2）用来指该事物或概念的符号（sign）；（3）解释者（interpretant）在脑海中产生的该事物的形象或该概念的意义。
图7-1 语义三角关系
资料来源 吴健民主编：《交流学十四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3页。
语言意义从来就不是语言符号和语言指涉物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三角关系，符号的意义牵涉到主体对它的理解，也就是说，意义不是词语所固有的，而是使用这些词语的人赋予它们的，只有当人们把词语与特定的指说对象联系起来的时候，词语才有了意义。每一个事物和概念可以有不同的再现和符号，这完全取决于主体的语言环境。主体具有不同的经验世界和理解水平，这导致了主体对符号的形象和理解可能有所不同。语言符号的使用者将语言和现实世界的事物或概念联系，赋予语言符号一定的意义，不同的主体可能产生不同的理解，正如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的形象。例如“狗”在《现代汉语小词典》中的定义是：“哺乳动物，种类很多，嗅觉和听觉都很灵敏。有的可以训练成警犬，有的可以用来帮助打猎或者牧羊等，也叫犬。”这是狗在人们脑海中的印象，其汉字符号是“狗”，英语符号是“dog”。但“狗”在人们头脑中还会有一些联想意义，如温顺可爱、凶猛残忍或有责任等。
从语义三角关系的三个要素出发，语义三角关系包括语形关系、语义关系和语用关系。语形关系（Syntactical dimension），即语言符号之间的形式关系；语义关系（Semantical dimension），即语言符号与其所指的事物或概念之间的关系；语用关系（Pregmatical dimension），即语言符号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对语形关系加以研究的学问称作“语形学”（syntactics）。广义的语形学应当包括从音位、词素、句法（syntax）到大于句子的话语（discourse）或文本（text）等不同层面的符号形式关系的研究，狭义的语形学常常特指句法研究。句法学研究如何用词组句以及造句的规则。对语义关系加以研究的学问称为“语义学”（semantics），语义学研究语言的意义、符号与符号所指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包括语义场、语义关系、外延意义和内涵意义等；专门研究语用关系的学问即为“语用学”（pregmatics）。语用学研究语言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如何使用语言符号进行交际，语言与其所使用的语境、情景、场合、交流对象之间的关系等。语言的使用者包括传播者（言者、作者）和受传者（听者、读者）。但在人际传播中，传播者和受传者没有绝对的界限，二者仅仅是在特定语用关系中的两个功能项（两个角色）。事实上一个人既是传播者又是受传者，他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完全依据具体的语言交往过程而发生转移。卡纳普认为：“如果一项研究明确的涉及语言的使用者，我们就把它归入语用学的领域……如果我们从语言使用者那里只摘取一些词语及词语所指的对象来进行分析，我们就处于语义学的领域。最后，我们从词语所指对象中抽象出词语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我们就处于（逻辑）句法学的领域。”(11)
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是符号学的三个分支，涉及不同的语言意义，分别是语言意义（linguistic meaning），即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意义；概念意义（conceptual meaning），即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意义；联想意义（associative meaning），即符号与解释者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意义（见图7-2）。概念意义和语言意义涉及语言的微观结构，即语音、语法、词汇所表现出来的意义，而语用意义或联想意义则涉及副语言环境中的语言的宏观结构，即社会、文化、情感、语域等多方面的意义。因此，在人际传播活动中，不仅要知道语言的概念意义，而且要理解其语用意义。例如，“鸽”（dove）与“鹰”（hawk）不仅表示动物的名称，还表示“和平”与“战争”的意思，既具有外延的意义，又具有内涵的意义。在跨语言、跨文化、跨社会交流中这一点尤为重要，例如“金三角经济开发区”英语可译为“golden delta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如果用“golden triangle”则可能使人联想到毒品贸易的金三角地区。(12)
图7-2 符号学分类图
资料来源 吴健民主编：《交流学十四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从语义三角关系的角度考察了语言的意义。要准确地把握语言的意义，还要从微观和宏观方面对语言的意义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解。以下是从不同角度出发对语言意义的划分。
1．理性意义、附加意义和语法意义
这是语义学中的分类。理性意义又指概念意义、指称意义或逻辑意义。对词而言，它的理性意义就是语音所表示的对客观存在的反映，是概括、反映客观存在及其关系的本质属性和一般属性而形成的一种意义。例如，“寡妇”的理性意义就是“死了丈夫的女人”；“书”，它所表示的理性意义就是“装订成册的著作”；“beverage”所表示的理性意义就是“饮料”。
附加意义是语言所体现的各种联想意义或色彩意义，是说话人对所指对象的肯定或否定的感情态度的体现，是语言所体现的指称对象的形象色彩、意趣情调或文化背景等意义联想。例如，“聪明、坚强、美丽、请问、先生、大妈”等等语词都表示了说话人对所指对象的赞扬、喜爱、尊重、亲切等感情态度，具有褒义色彩；而“奸诈、固执、质问、滚蛋、家伙（指人）、老婆子”等语词则表示了贬抑、厌恶、轻蔑、疏远的态度，具有贬义色彩。有些词语本身没有感情色彩，但是在人们的观念中会赋予其某种意义。如在某些人的传统看法中，“男人”意味着坚强、有责任感、有主见、有气度等；而“女人”意味着软弱、胆小、气量小、没见识等。因此，我们常听到“他哪里像个男人”，“她是个女人，怎么和她一般见识”等这样的话语。联想意义常常依赖于具体的语境和听话人的经验范围。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人，由于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生活条件等方面的差别，对于概念和词义的认识是不同的。有的认识深刻些，有的肤浅些，有的比较全面，有的则不够全面。例如，“男人”在有些人的意识里也意味着粗心、倔强、缺乏温柔等，“女人”也意味着细心、温柔、随和等。
不同的词语可以使人产生不同的文化联想和形象联想，具有不同的附加意义。人们听到“鹅卵石、布谷鸟、乒乓球、呼啦圈、哗哗、噼啪、粉红、橙黄”等等语词时，常常能引起对某种事物的视觉形象或听觉形象的联想。“猪八戒、闰土、李援朝、周建国；香港、天津、武昌、长沙、南京、淮海路、首义路、情侣路；秦淮人家、会宾楼、同仁堂、清华大学；娃哈哈、贝贝佳、阿诗玛、雅戈尔”等等名称，常能引起人们对其文化背景、思想意识和情趣格调的联想。“卧薪尝胆、指鹿为马、胸有成竹、莫须有”……这些词语负载了深厚的文化历史信息；而“巴士、沙龙、扎啤、肯德基、迪斯科、榻榻米、罗曼蒂克”……这类语词带有异域特色，洋气十足。“老婆、汉子、老天爷、侃、利索”等语言带有强烈的口语色彩，通俗活泼，使人感觉亲切随便；而“夫人、男士、苍天、会谈、敏捷”等语词，有浓厚的书面语色彩，让人觉得正式而又庄重。
语法意义是对理性意义进行再概括而得到的类型化意义，以及对该类型化意义在语言中的作用再概括而得到的功能意义，是词的语法特点和语法作用经过类聚之后所产生的一种意义。它的概括程度远远高于理性意义。例如，“人”、“动物”等都属于名词，可以做主语和宾语，这就是它们的语法意义。语言中的每一个词都存在于某种语法关系的类聚和概括之中，所以每一个词都有语法意义。例如“伟大”，它的语法意义就是“形容词，可作谓语、定语等”；“并且”的语法意义是“连词，可以连接并列的动词、形容同、副词和小句”。有些语词没有明确的理性意义，但也可以具有语法意义，如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使用得很多的“兮”字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对语法意义的认识可以指导人们更好地理解语言，使用语言，无论是对母语学习还是外语学习都有很大帮助。
2．内涵意义（connotation）与外延意义（denotation）
这是从逻辑学角度出发对语言符号意义的分类。内涵意义代表对象的根本属性，是所指示的事物的特征和本质属性的集合；外延意义是语言符号所指示的事物的集合。例如，“人”的内涵意义指“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具有抽象思维能力”，这是人的本质属性；而“人”的外延意义可以列出男人、女人、青年人、老年人、中国人、外国人等等。“马”指示马这个类，同时间接表明了四足、有毛、食草、善跑等属性，这些属性就是“马”的内涵意义。另一方面，“马”的外延意义就是所有的马。一般来说，内涵决定外延，内涵越丰富则外延越小。
美国传播学者理查德·L．威瓦尔在《交际技巧与方法——人际传播入门》中是这样论述内涵意义和外延意义的。他认为，当我们听到一个词时，我们对这个词及使用这个词的人抱有的看法和感情决定了我们最终的理解，这就是词的内涵意义。内涵意义随着我们的体验而变化。正如我们一生中对某些事物时刻都有不同的体验一样，任何他人也是如此。在这些体验中，没有哪两种是完全相同的。我们使用的每一个词无疑都有无限多的内涵意义。词的内涵意义倾向偶对性和索引性。假如一个词在大多数人中引起完全相同的反应，我们就说这个词具有普遍的内涵。实际上，词的内涵越是普遍，这个意义就越有可能成为词典释义，因为大多数人会同意这个词代表的意思。词的内涵越是普遍，人们误解它的可能性就越小，这个意义就越具有符号性。词的外延意义就是它的词典释义。有些词具有相对稳定的含义。如果某些人要就他们的学科专用的特殊词汇下一定义的话，大概会使用相同的注释——一个得到公认的解释。在法律界，“禁止翻供”一词有一个确切的外延意义。医生们大概会对“心肌梗塞”一词有共同的理解。许多学科的研究是依赖于特定的具有确切不变含义的词汇才得以进行的。具有外延意义的词汇，使我们表达的意思明晰而精确。外延意义的词是符号性而非偶对性或索引性的。外延意义很少出现模糊不清的现象，因为词汇与它所表述的事物之间有直接的联系。虽然我们要理解语言，必须先掌握每个词汇，但比起内涵意义来，外延意义对于我们主观思维的依赖性要小得多。(13)
3．辞典意义和延伸意义
语言的辞典意义和延伸意义的区别是明显的。辞典意义，顾名思义，就是语言在辞典中的意义，它产生于与语言的首次联系。因此，它对于一切能使用辞典的人意义都是一样的。比如，英语辞典中的语言意义对于懂英语的人都适用。
与辞典意义不同，延伸意义产生于二次联系，它的适用范围也是非常有限的，可能只适用于一个人，或几个人，或某社会集团成员。延伸意义对每个具体人是不同的，它往往受个人的社会背景、个人经历、价值观念、感情等因素的影响。例如爱情，对一部分人来说可能充满了向往，在他们心目中爱情是温暖、幸福、充满情趣的；而对另一部分人爱情则可能是“不幸”、“痛苦”的代名词，是自私、伪善和陷阱。英语“Gay”本意是愉快，但在今天的美国却用来表示同性恋者，因此不会有人说：“They are gay peoples”。例如中国的“吹毛求疵”，本意是认真负责地找毛病，但今天人们常用于形容爱找岔子的人，给一个工作负责的同志写鉴定绝不会用“吹毛求疵”来形容。
4．指示性意义和区别性意义
这是符号学中的分类方法。指示性意义是将符号与现实世界中的事物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意义；区别性意义是表示两个符号的含义之异同的意义。例如，我们说“动物”时，其指示性意义是通过现实世界中动物来表现的，而区别性意义是通过动物与植物的区分表现出来的。
5．明示性意义与暗示性意义
这是诗学和语文学中的一种分类。明示性意义是语言符号的字面意义，属于意义的核心部分，类似于前面所提到的理性意义；暗示性意义是语言符号的引申意义，属于意义的外围部分，类似于语义学中的附着意义或联想意义。例如前面已举的“鸽”和“鹰”，明示性意义即二者所指的动物，暗示性意义则是“和平”和“战争”。一般来说，明示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具有稳定性，在某种文化环境中的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能理解、共同使用；而暗示性意义具有隐蔽性、易变性，只有个别人或少数人基于自己的联想而在小范围内使用，如某些接头暗号的暗示性意义就只有小群体内的人能够理解。
在沙夫的《语义学引论》中，他将语言符号的意义分为主要意义和边缘意义，以及普遍意义和偶有意义。这些分类都是从语言的微观结构出发考察的语言本身的意义，语言符号与所指称的对象之间的关系。
语言学家舒哈特认为，语言的本质在于传播。语言的意义只有在传播中才能生成，离开传播，离开传播者和受传者对语言符号的表达和理解，语言只是“死语言”。“因此，说话者、听话者和说到的事物，是正常语言的三个重要因素。在这些之外，我们还必须加上实际应用的那些语词本身。”(14)因而，在具体的传播活动中，参与或介入进来的并不仅仅是符号本身的意义，还有传播者的语言意义、受传者的语言意义以及传播情境所形成的语言意义等等。
1．传播者的语言意义
在人际传播中，传播者通常通过语言来传达他要表达的意义，这就是传播者的意义。每个传播者基于自己对语言意义的建构和理解来使用语言符号，语言是情感的流露。“言为心声”即这个意思。然而，传播者的意义并不总是能够正确的传达的。人们常常为自己的意思不能完整而准确的表达而苦恼，或者为自己说出的话而后悔，就是因为语言符号的意义和传播者本身的意义发生了偏差。
2．受传者的语言意义
对同一个或同一组语言符号构成的讯息，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同一时代的不同个人也有不同的理解或解释。这说明受传者的意义和语言符号本身的意义也不是一回事。例如，“他像个孩子”这句话，一个人听到了可能理解为他很孩子气，另一个人可能想到了孩子王的意思。
造成受传者的意义和语言符号的意义不同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因为，在传播过程中，人们对语言的理解，来自人们往日的经验范围、积累的知识、社会的环境、语言的规则等诸方面的影响。一般而言，人们对某些词语的理解往往依赖于人际关系的状况。关系好的，说深说浅，不是问题，关系差的，一句话可能捅了马蜂窝。这种状况表明，如果人们相互了解，彼此信任，就容易说上话，容易了解或分清词语所指称的人或事物的准确含义。在互不了解、互不认识的人之间，语言的意义往往会失真。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语言符号本身意义的模糊性，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符号的意义也会发生变化，造成了受传者理解的困难。
3．情境意义
著名语言学家罗曼·雅格布森曾经指出，语言符号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传播活动的全部意义，交流的所得，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语境。沙夫也在其著作《语义学引论》中写道：“意义的问题总是出现在指号情境中，或者用另一个较简单的说法，意义的问题总是出现在人的交际过程中；因为，如果我们不考虑精神感应术和其他形式的所谓‘直接’传达的问题，那么，人的交际过程就是应用指号来传达思想、感情等等的过程，就是产生指号情境的过程。”(15)这里所说的语境、指号情境，在传播学中就是传播情境。
在人际传播中，语境对话语意义的恰当表达和准确理解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们在言语交际中，离开语境，只通过语言形式本身传播者往往不能恰当的表达自己的意图，受传者也往往不能准确地理解说话人的意图。受传者要准确地理解传播者的话语所传递的信息，仅理解语言形式的“字面意义”是不够的，还必须依据当时的语境推导出语言形式的“言外之意”（超越字面的意义）。例如，暑假期间，一位好友来访，进入客厅后，他说：“这客厅里真热！”作为主人，你如何理解这句话呢？你回答：“是，这客厅里温度很高。”这样的理解显然不符合说话者的意图。你必须通过“这客厅里真热”这句话的字面意义，依据语境，推导出客人说这句话的真正意图，即打开空调或风扇。再如，“你真坏”这句话，在不同的语境里其语言含义是不同的：（1）一对年轻的恋人，女孩对男友说；（2）妈妈对小淘气鬼儿子说；（3）斥责干了坏事的成年人。
语境是影响语言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语言学家索振宇在其编著的《语用学教程》中对语境概念进行梳理，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16)语境（context）这个术语最早由波兰籍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于1923年提出来的［见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1923年为奥格登（Ogden）和理查德（Richard）所著的《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一书所写的补录］。他把语境分为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和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文化语境”指说话人于其中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情景语境”指语言行为发生的具体情境。“伦敦学派”创始人弗思（John Rupert Firth）接受了“语境”这个术语，并扩展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语境理论。弗思指出，除了语言本身的上下文以及语言出现的环境中人们所从事的活动外，整个社会环境、文化、信仰、参与者的身份经历、参与者之间的关系，都构成语境的一部分。他在《语言理论概要》（A Synopsis of Linguistic Theory，Studies in Linguistic Analysis）中，对“语境”做了较详细的阐述（见图7-3）。
图7-3 语境分类图（一）
资料来源 索振宇编著：《语用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韩礼德（M．A．K.Halliday）从弗思的“情境语境”得到启示，于1964年提出了“语域”（registers）这个术语，实际上就是“语境”。他把“语域”分为三个方面（见图7-4）。
图7-4 语域分类图
资料来源 索振宇编著：《语用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在梳理以往语境理论的基础上，索振宇给语境下了这样的定义：语境是人们运用自然语言进行言语交际的言语环境。它包括三个方面：（1）上下文语境（即Context，由语言因素构成）；（2）情景语境（即Context of situation，有副语言因素构成）；（3）民族文化传统语境（见图7-5）。
图7-5 语境分类图（二）
资料来源 索振宇编著：《语用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在传播学中，语境即为传播情境。传播情境是对特定的传播行为直接或间接产生影响的外部事物、条件或因素的总称，它包括具体的传播活动，例如人际传播进行的场景，即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有无他人在场等等。例如，在以下三种情境中，“已经10点了”这句话表达的意义就不一样。
A．夫妻俩一起逛夜市。妻子没戴表，不知时间早晚，便问丈夫：“现在几点了？”丈夫答：“已经10点了。”
B．女儿出去办事，说好8点以前回家，可是到了10点还不见人影。这时妻子对丈夫说：“已经10点了。”
C．母亲规定儿子每晚10点前必须睡觉。一天晚上，电视上直播的足球赛非常精彩，儿子看得兴高采烈，完全没有去睡觉的意思，这时母亲说：“已经10点了。”
在三种传播情境中，“已经10点了”表达的意义完全不同。在A情境中，仅仅是字面意思所表示的时间概念；在B情境中，它隐含了母亲的担忧；在C情境中，它作为一种暗示，表达了母亲的不满和提醒。
传播情境在广义上还包括传播行为的参与人所处的群体、组织、制度、规范、语言、文化等较大的环境。这一点在跨文化传播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例如，中国人一向以关心别人为美德。“吃饭了吗？”“到哪儿去？”无论问话是否出于关心，但其实际含义已失去，只是一种问候形式。而在外国人眼中，上述的问候是实际询问，他们可能理解为你要邀请他们一起吃饭，或者认为你干涉了他们的私事而觉得不高兴。大部分外国人对此的反映是：“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不关你的事！）”因此，在很多情况下，传播情境会形成语言符号本身所不具有的新意义，并对语言本身的意义产生制约。在人际传播活动中，要使语言传播达到理想的效果，交际者就要根据特定的语境进行准确、具体的表达，同时受传者也要根据传播情境作出正确无误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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