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与乐官的新闻传播活动

第一节　古代新闻渊源：史官与乐官的新闻传播活动

一、史官的新闻传播活动

史官是古代朝廷中专门收录、编纂前朝和本朝史实的官员，他们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在中国历史上，设立史官，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据《汉书·艺文志》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3]唐代刘知几在《史通·外篇·史官建置》中说，“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4]商周时代，甲骨文中有“作册”、“史”、“尹”等字。金文有“作册内史”、“作册尹”的记录。据考证，“作册”和“内史”是同样的官职，其长官称“尹”，都是掌管文书、记录时事的史官。至周代，史官的建置进一步完备，“君举必书”，不仅周天子设有史官，而且各诸侯国也设有史官，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名目。可见，史官的分工和职责是十分细致、明确的。秦汉以后，史官的名称繁多，职务各异，但史官的设置却一直保留下来。秦有太史令，汉置太史公，唐设起居郎，还有兰台令、柱下史、著作郎、左右史等，历朝历代都有史官。

史官与新闻传播关系密切。先秦时期，史官几乎参与了当时所有的文化政治的传播活动，这种文化政治的传播活动，也是新闻的传播过程。“古代史官通过‘承告’和‘传闻’两种方式获得信息，所谓‘承告’是指别国史官的正式通报，构成官方史录；而所谓‘传闻’，则是史官私下交流的信息，其内容涉及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等，以补充前者的不足。”^[5]以今天的眼光看之，这两种方式都是新闻传播活动。“承告”方式，是诸侯国史官之间正式的文件往来，接受者应原样录于典策，被记录为官方史录并成为“故”，即为以后的类似活动提供成文先例，这是一种正式的新闻发布方式。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了“晋灵公不君”这段史事，当时任晋国史官的董狐敢于直书“赵盾弑其君”一事，还与赵盾面对面地辩论之后，“以示于朝”。^[6]“以示于朝”是说不仅写在史书上，还要把它公之于朝堂。由此可见，当时的史官不仅记录重大的朝政大事，而且也把这些大事作为新闻加以公开传播，这就是“承告”的新闻传播方式。实际上，在史官的职责中，天子、诸侯之法令，刑罚的颁布，也由史官宣读，以告知天下，这就是以“承告”的方式传播新闻的过程。

《左传·隐公四年》记载：“卫人来告乱”；^[7]《左传·僖公五年》记载：“晋侯使以杀太子申生之故来告。”^[8]可以看到，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发生重大事变，都有专门的使者向其他国家传递信息，这就是新闻传播。

“传闻”则是史官通过非正式的文告所得来的信息，这是一种非正式的新闻传播方式，它不能记录在典策上而成为后世的“成宪”，而只能记录在简牍上。《周礼·夏官》言“训方氏”的职责云：“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9]柯尚迁解释说：“传道臣民所传说邪正利病之事，及传闻四方诸侯之事，必为王诵之，盖天子耳目之官也。”^[10]“训方氏”既然掌四方之事，则其职责应源于史官。杜预在《春秋左传注疏述》中云：“《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11]训方氏所搜集、所“传道”的是四方诸侯之事，是史官通过正式的“承告”方式所不能获得的资料。

《墨子·明鬼篇》中记叙了杜伯追杀周宣王于圃一事：“三年，周宣王合诸侯而田于圃，田车数百乘，从数千，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伏弢而死。当是之时，周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周之《春秋》。”^[12]作者强调“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既说明这件事是真实的，已经载入史册，又说明这件事在当时曾经作为重大新闻以“传闻”方式广为传播。

由于“承告”与“传闻”的内容相差很大，《春秋公羊传》中有“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说法。从更宽泛的意义来理解这三句话，此处的“所见”应是指对于本国史实的了解，“所闻”则是指信息来自前来通报的史官，而“所传闻”则是指辗转相告。后者可能专指边远或人力不足的小诸侯国所发生的事情。可以相信，“传闻”在春秋时期已经形成某种契约或制度，构成了史官的知识储备，成为史官的职业性行为，故称史官是君王的“耳目”之官。“承告”与“传闻”共同构成了春秋时期史官发布新闻的两种重要方式，并行不悖，同时也形成两类文献，据学者考证，“传闻”之史是《左传》的源头之一。^[13]

二、乐官的新闻传播活动

乐师是宫廷里专管礼乐歌舞的官员。春秋之前以礼乐治国，行礼奏乐是重大的社会文化或政治仪式，而乐官是礼乐文化的传播者和礼乐政治文化仪式的参与者，乐师与史官一样，都是宗教、礼仪、思想与政治知识的保存者、传承者，所以直到春秋时代，“师、史”或“瞽、史”并称。乐官的设置很早，《史记·五帝本纪》就记载舜任命“夔”为乐官，“以夔为典乐，教稚子”。^[14]《周礼·春官》中“瞽矇”一官，其职责是“讽诵诗，奠世系”，^[15]“世系”本氏族谱系、先王世系，换言之，乐师中的“瞽矇”之官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承着往古的世系和相应的史迹。《国语·鲁语上》曰：“工、史书世。”韦昭注：“工，瞽师官也。史，太史也。……工诵其德，史书其言也。”据韦昭所言，对“世”之传承，乐人讽诵之而史官记录之。^[16]古史之传承本有“记注”和“传诵”的两种形式，二者相辅相成，对于一件史实，史官记其大略于简册之上，其详情则由瞽矇传诵。这“工诵其德，史书其言”就是师、史在传承史事上的分工形式。因此，在史事的传承上，就不能不提这些“歌唱诗篇而以鼓乐伴之”的乐人的传诵之功：“对于史料的留存和史事的传播来说，瞽史的作用不能低估。”这里，讽诵史事的过程即是新闻传播的过程。

乐官在古代是掌教之官，以礼乐歌诗教育贵族子弟。他们除了自己创作之外，还要深入民间，采诗观风，以作为自己的创作素材；再者，乐官承担选举之责，那更是要深入地方，了解地方舆论，以考察官员的政绩，因而出于工作的需要，也有类似的新闻采集活动。《汉书·艺文志》说：“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17]《诗经》上的十五国风，就是采诗官员从各地采来经孔子删定而成的，它保存了当时许多重要的社会舆论。这里说的采诗之官就是乐官，他们所采的诗就是当时的民间歌谣或宗庙祭祀的乐歌，它直接服务于国家统治的需要。采诗和传唱的过程，就是新闻传播的过程。

汉武帝时建立了专门的音乐官署“乐府”，掌管朝会、宴饮、祭祀以及道路游行时所用的音乐，兼采民间诗歌和乐曲。乐府诗中的民歌来自民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情况和思想感情，类似今天的社会新闻。但在历史的分工演化中，乐官日益向“娱心自乐，快意恣欲”的技艺化方向转变，唐设教坊，以太监长之，唐玄宗更是亲下梨园，后世因“声色”而亡国者，则不知凡几，于是它与新闻传播的关系也就日益淡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