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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公报》及各省军政府官报的创办

时间:2023-04-1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节 《中华民国公报》及各省军政府官报的创办一、《中华民国公报》1911年10月13日,武昌起义后三天,新任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谕令从藩库中拨元宝银2000两,着牟鸿勋、苏成章、周之翰等人筹办政府机关报,以广宣传。

第一节 《中华民国公报》及各省军政府官报的创办

一、《中华民国公报》

1911年10月13日,武昌起义后三天,新任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谕令从藩库中拨元宝银2000两,着牟鸿勋、苏成章、周之翰等人筹办政府机关报,以广宣传。1911年10月16日,武昌起义后不到一周,湖北军政府利用湖北官报局的设备在武昌创办了《中华民国公报》。

《中华民国公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的官办言论机关,为日报,设编辑、校对、发行、会计、印刷等部门。张芸天、牟鸿勋先后任社长,牟鸿勋、张越、蔡良村、胡捷先后任主编,任素(岱青)、张祝南(肖鹄)、韩玉辰、邢伯谦、朱峙三等任编辑,馆内人员多为两湖师范学堂学生和共进会会员。以黄帝纪元,同时使用公历,开办经费和每月津贴由军政府拨付。所印报纸,全部免费赠阅,分送军政府各部门、各独立省份、各府县学校及劝学所,另以200份张贴街市。每日两大张,发行量4000份左右。1911年11月1日,《中华民国公报》宣布,从11月11日起,开始收取部分报资,除武汉三镇军政府各部门仍免费送阅外,对外府州县和绅商士庶一律征收报资和邮费,每日每份取铜元一枚。1912年2月,该报每日增为三大张,售铜元2枚。

报馆门首张贴一副对联,不仅将“中华民国公报”六字镶嵌其中,而且简明扼要地揭示出了报刊宗旨。左联:“与民公好恶”,右联:“为国报平安”,横批:“光复中华”。

创刊号上有《中华民国公报章程》:(一)本报为中华民国军政府之机关报,故定名曰《中华民国公报》,以现在注重在军政,故暂属于鄂军都督府,一俟大局既定,即改属于最高之立法机关,方符公报之名称。(二)本报主张之宗旨,以颠覆现今之异族恶劣政府,改建简单社会主义之民国为极大之愿望。(三)本报之言论,以说明现今世界之大势,陈述精密之学理,内以指导民族之进行,外以联合世界之情感为极要之手续。[1]

《中华民国公报》设政论、新闻、副刊三大类,政论包括论说、时评(内设民声、神州月旦、江汉阳秋三栏);新闻包括专电、本省新闻、紧要新闻、外省新闻、各属新闻等栏;副刊包括文苑、杂俎、白话、小说等栏目,初期不登商业性广告,以显著位置大量刊载军政府颁布的各种文件和文告、檄文、军法、律令等。《中华民国公报》除了以主要版面刊登政府文告外,其内容主要有如下几项:

其一,宣传民主共和理念,为民国政府构建合法性基础。1912年1月28日,《中华民国公报》刊发《组织民宪公会启》,宣布是会之设在于“研究大经大法”、“征集政见”,为民国立法作准备。公启谓:“临时总统既经选定,共和政府确已成立,从前一切专制虐政敝法,自当革除净尽,毋使孑遗。然一国大经大法,非经多数人研究,不足以臻完善而促进行,同人等不揣固陋,特组织民宪公会,博采众议,征集政见,以为我民国立法之预备。”2月6日,《中华民国公报》刊发了一篇短评,宣传政党政治:“政党者立国之要素,而良政治之母也。其派别不同,而所以谋生民之幸福、求政治之进步则同。”“文明各国曰组织政府,某党执政,所授引者皆其党中人,是非有所私也,所以期政策之统一也。他党则环而伺察之,监督之,有一失败则群起而诘难之,甚或推倒之,非有私也,所以谋政治之改良。”“故曰:多一党派即多一竞争,多一竞争即多一善政。吾同胞欲达完全共和之目的,其庶几于此三致意乎!”[2]

这样的思想观念,对于一个长期以来“在位者谋政”、“君子不党”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使国人开始初步了解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观念。

其二,宣传民族主义思想,颂扬革命暴力。1911年11月2日,《中华民国公报》为回答外人对“杀满”有违人道主义之批评,刊发专论《论杀满奴无碍于人道主义》(移羶),为“革命排满”张目,在同一天的时评栏还刊发了短评《荤和尚与斋和尚》,进一步颂扬革命之“杀人流血”为“最圆满主义”,呼号“荤和尚现世”,“举动又如今日义军文明,吾恐曾左诸人将欢迎之不暇,顾肯与之角智斗力乎?”[3]

其三,宣传现代教育思想、提供商情信息。1912年2月2日,《中华民国公报》“江汉阳秋”栏目刊发肖鹄的时评,强调教育为“国民之母”、实业为“富强之基”,必须“竭全力以经营”。认为新政府成立以来,对于此二者有所忽视,现在必须重视此问题。1912年2月13日,《中华民国公报》专门开辟“商情”栏目,刊发工商信息如银洋钱市、各货行情、轮船上下水班期等内容,为商家提供信息服务。

作为中国第一张资产阶级新政权的机关报,虽然功不可没,但是所出现的问题也很明显。比如,言论方针的前后不统一,甚至内部相互攻击。对待“南北议和”,《中华民国公报》反袁拥袁、拥孙反孙,观点杂存。1911年12月20日,发表了《袁贼之反复无常》,揭露袁世凯的虚伪,12月29日,《中华民国公报》主笔张祝南撰发论说《中华民国大总统当推孙逸仙论》,公开支持孙中山。12月21日刊发的署名野鹤的《论汉奸发生之原因》,攻击革命党人“翻手云、覆手雨,瞬息之间化为汉奸”。1912年2月15日刊发署名为良村的《南北统一问题之解决》的短评,促孙中山让权,拥护袁世凯“统一”中国。再如,违反新闻真实性原则,编造假新闻。1911年10月30日,《中华民国公报》就假借孙中山名义,发表《布告大汉同胞》书(实为查光佛撰)檄讨清政府罪恶,号召直捣黄龙府,建立民主共和国。

二、各省军政府创办的公报

此后独立的一些省区的军政府与军政分府,也出版了机关报,如大汉成都军政府的《四川都督府公报》、重庆蜀军政府的《皇汉大事记》、浙江军政府的《浙江军政府公报》、广西军政府的《广西公报》、山西军政府的《山西民报》、云南军政府的《云南政治公报》、江苏常州军政分府的《新民日报》,等等。如《新汉报》即是汉口军政分府的机关报,馆设汉口熊家巷军政分府印刷处,即原《公论新报》报馆旧址,何海鸣任总经理,贡少芹任总撰述,郭寄生等参与撰稿。“以兴汉灭满,唤起国民尚武精神为宗旨。”日出一大张,颇受社会欢迎,经费由军政分府提供,使用被查封之《公论新报》的机器铅字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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