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远东分社的创办

第一节　路透社远东分社的创办

中国早期的通讯社事业，与近代报业近似，首先是由外国人在中国创办通讯社开始的。

19世纪中期以后，上海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由于上海租界的特殊地位，许多报刊在上海创办，先有《北华捷报》出现，后有大名鼎鼎的《字林西报》问世，1867年更有4种报纸在上海开办，加上从香港迁来的报纸，有英文报纸，也有葡萄牙文报纸，还有法文刊物，上海俨然为新闻集散地。这为通讯社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1870年1月17日，路透社、哈瓦斯社和沃尔夫社签订新闻通讯的市场分割协议，^[1]各家通讯社在各自的领域内掌握收集和发布新闻的垄断权，同时相互交换新闻稿以节减经费。远东就在路透社的垄断领域内。

1871年，路透社派经验老到的柯林斯(Herny W.Collins)远赴上海推广业务，设立路透社远东分社。远东分社的辖区除中国外，还包括俄国的西伯利亚、朝鲜半岛、日本、中南半岛、婆罗洲(今马来西亚)等地区。

路透社远东分社的主要任务是向路透社总社提供有关中国的新闻稿，并向中国境内的英文、中文报纸发稿。路透社在中国的鼎盛时期，除上海分社外，还在南京、北平、天津、哈尔滨、汉口、香港等7个地方设有分社，每天向当地的报纸供给新闻。

路透社远东分社除了进行新闻通讯工作外，另一块业务是收集、发布商业、金融信息。电报兴起之初，越洋电报价格奇高，普通商业用户根本无法享受电报带来的好处，但他们又急需获得大量的商业、金融信息，于是路透社找准机会开发商业、金融信息的采集与发布业务，加上路透社本身并非从事商业活动的机构，其消息较易为大家所信任，渐渐各国的商业、金融机构都采用路透社消息。对于远东分社而言，12小时内，伦敦的银价、证券交易价格、新奥尔良的棉价、欧洲的生丝价、世界各重要地区的五金价格都可通过电报传到上海、香港以及远东其他重要商埠。由于路透社商业、金融信息准确、及时、公正，远东各地的市场交易活动基本上依靠“路透社电”进行交易，如上海的棉花交易市场就完全靠伦敦的消息进行交易。一次，由于电缆发生故障，路透社远东分社无法提供总社传输过来的交易信息，竟然导致上海棉花交易停市24小时。1920年，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蒋介石、陈果夫等人在上海开办证券物品交易所从事投机生意时订购路透社经济消息，每月所需费用达600两纹银，而订购普通电讯只要100两纹银，两者相差达5倍之多，而当时600两纹银足够买一栋普通住宅。^[2]由此可见路透社获利之丰厚及受人之欢迎。

路透社远东分社对中国早期通讯社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路透社远东分社开展的新闻通讯业务打开了国人的视野，使中国人意识到通讯社的重要作用。

自1872年路透社远东分社成立后，也有其他国家的通讯社到上海设立分社，但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力，均无法与路透社远东分社抗衡。相对而言，路透社远东分社的新闻比较客观、公正，其他西方国家关于中国的报道，大部分由路透社远东分社供稿；国内报刊所刊载的国际新闻，绝大部分由路透社远东分社提供。路透社远东分社为国内报纸提供了大量的新闻报道，扩大了报纸的新闻来源，增加了报纸的信息容量，丰富了报纸内容，加强了报纸新闻的时效性。如英文《字林西报》之所以能在上海的外侨中享有较高的声誉，与其独家拥有路透社所发消息关系很大，这也导致上海另三家英文报纸《益新西报》、《捷报》和《文汇西报》在与《字林西报》的竞争中始终处于弱势，迫使它们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以获得路透社消息的供应。

鉴于路透社远东分社的强大实力和影响，上海的报刊竞相采用其稿件。如上海《申报》从1912年6月2日起开辟了一个专栏——《特约路透电》，大量采用路透社电讯。整个6月《特约路透电》共采用218条消息，平均每天7.5条。^[3]

路透社远东分社在上海新闻通讯市场的影响，使国人日益意识到通讯社在提供丰富、快捷新闻中的重要作用，这为后来国人自办通讯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启蒙。

其二，路透社远东分社对中国新闻通讯市场的垄断，直接刺激了国人自办通讯社的诞生。

自1872年始，路透社远东分社独占中国新闻通讯市场达几十年之久，不仅当时国内的英文报刊愿意采用其稿件，就连中文报纸也深感路透社消息对报纸扩大发行市场之重要而纷纷采用其发布的消息。路透社远东分社对中国新闻通讯市场的垄断，直接刺激了国人自办通讯社的诞生。

1910年，由《上海时报》、《神州日报》等60多家报纸发起组织的“全国报界促进会”在南京成立，有人在大会上提出《请成立通讯社案》，指出：“报馆记事，贵乎详确捷，今日我国访员程度之卑劣无可为讳。报馆以采访之责付诸若辈，往往一事发生，报馆反为访员所利用。颠倒是非，无所不至。试问各报新闻，能否适合于详、确、捷三字……同人等以为促进会者系全国公共团体，急宜乘此时机，附设一通讯机关，互相通信，先试行于南北繁盛都会及商埠。候办有成效，逐渐推行，使各报馆得以少数代价，得至确之新闻，以资补助而促进步。”^[4]

1920年5月5日，广州《七十二行商报》、《新民国报》等发起组织的“全国报业联合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常会，会议一致决定组织“国际通讯社”。提案称：“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外交枢机，尤贵神速……而各国通讯社在吾国中者，其数又多，各本其主旨，任意散布，指鹿为马，入主出奴，混淆庞杂，取信无从”，这必将对中国造成莫大的危害。他们认为，“欲将矫除此弊，使对外之言论趋于一致，非自行创立一通信社，探报各国情形不可。惟兹事非因循敷衍所能奏功，亦非一手一足所能为力，必合群策众思，共同筹谋，始克有成”。“稗对外言论，有所遵循，不至为外电所左右。”^[5]

从1910年“全国报界促进会”到1920年的“全国报业联合会”，国人对通讯社的认识由最初的“详、确、捷”到“不至为外电所左右”，将通讯社的作用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可以说对通讯社的认识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化和提升。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一批具有爱国精神的国人，抱着突破西方通讯社的垄断、建立自己的强大通讯社的决心，投身到了我国早期的通讯社事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