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革命时期的通讯社事业

第三节　共产党革命时期的通讯社事业

一、共产党通讯社事业的创始

中国共产党通讯社事业的始创，主要是为了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人民革命和工人运动。

华俄通讯社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通讯社。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等经北京到上海后，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俄国革命经验，帮助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华俄通讯社，7月2日正式发稿。杨明斋(山东人，旅俄时加入俄共，魏金斯基的翻译，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任社长。初名“中俄通讯社”，中共正式成立后改称“华俄通讯社”。该社大量报道十月革命后俄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人运动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共产国际的材料。上海《民国日报》从1920年7月2日至1925年8月1日，连续采用该社通讯稿共100多篇。《新青年》杂志也刊登过该社的稿件。该社还把中国报刊上的重要消息译成俄文，用电报发往莫斯科。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该社转由中共领导。该社为筹建中共作了思想舆论准备，为沟通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起了一定的作用。

人民通讯社　中国湖北共产主义小组在武汉创办的通讯社，成立于1921年春。社长陈潭秋，参加采访和编辑业务的有陈萌林、刘子通、包惠僧等。其任务是沟通武汉地区与全国各地工人、学生革命活动的消息。初创时通讯稿用手抄，后油印，除供给武汉及湖北各报外，还寄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各大报。

劳动通讯社　中国共产党北京党组织早期创办的通讯社，1923年成立于北京，是《工人周刊》编委会附属的宣传机构。该社设编委会，成员有高君宇、王有德、韩麟符、黄日葵、缪伯英等。发稿负责人刘铭勋。在全国各地聘有特约记者和通讯员，有阮啸仙、赵醒侬等。主要报道各地工人运动的情况，反映工人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稿件为手写油印，除供给《工人周刊》选用外，还向北京《晨报》、上海《申报》等全国大报发稿。该社后期与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关系密切，在业务上得到邵的指导，是当时中国北方较有影响的通讯社之一。1926年4月在奉系军阀对北京新闻界的横暴摧残下，该社被迫停止活动。

国民通讯社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具有全国性的通讯社。1925年6月在“五卅”运动高潮中成立于上海，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第一任社长邵季昂。编辑部与通讯处均同《热血日报》在一起，协同《热血日报》积极进行反帝爱国宣传。为扩大业务，该社在北京、天津、广州、汉口、南京、沈阳、哈尔滨等地招聘特约通讯员。《热血日报》被迫停刊后，国民通讯社担负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主要任务。1926年9月淞沪警察厅查封了该社，邵季昂及其工作人员被捕。1927年初，国民通讯社恢复活动，社长何味辛(后改名何公超)。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爆发后，中共中央为加强该社力量，将党领导的市民通讯社并入该社。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该社被查封。

1926年9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名义创办了另一个名为“人民通讯社”的通讯社。主要任务是宣传革命形势，报道北伐革命军的胜利消息。社长邵季昂(共产党员)，编辑主任邓瘦秋，记者帅元钟、张家驹等。是年11月，汉口《民国日报》创办后，该报总编辑宛希俨(共产党员)经常指导该社活动。“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该社被迫停止活动。

中国工人通讯社　中国共产党于十年内战期间在国民党统治区秘密成立的通讯社，1931年春成立于上海，翌年改称中国工农通讯社。对外曾挂过“时闻通讯社”的牌子。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先后有林电岩、朱镜我、朱伯深(朱明)、李少石、廖梦醒等。每周或10天左右发稿一次，主要用英文发稿，每期寄发国外进步报刊80多份；中文稿复写七八份，则秘密发给白区党报和工人报刊，内容主要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介绍革命根据地建设和红军战况，揭露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等。1933年该社印发的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公布的宪法、土地法、劳动法的英文译稿，曾被史沫特莱载入她的著作，并注名CWC供稿。1935年因上海地下党活动遭到破坏，该社被迫停止发稿。

红色中华通讯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通讯社，是新华通讯社的前身。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声中诞生，向国内外首先报道大会消息、文件、宣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等法令，并将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译成英文播发。该社的新闻广播呼号为CSR(Chinese Soviet Radio，“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台”的缩写)，与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同属一个组织机构。统称红色中华社，简称红中社。通讯社的业务主要是，用无线电明码每天对外播发五六条新闻(后来增至二三千字)，有时编成《红中社通讯稿》油印出版；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塔斯社英文广播等，编印《参考消息》(曾用名《无线电材料》、《每日电讯》)，按日油印出版，供领导人参考。另外，出版刊物《工农通讯员》，介绍和交流新闻知识和新闻业务经验等。长征中新闻广播基本终止，但抄收电讯工作没有停止。1935年11月在陕西瓦窑堡恢复广播。1936年12月中旬，为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需要，建立西安分社，次年3月结束活动。1937年1月迁到延安，改名为新华社。历届主要负责人有：周以栗、王观澜、杨尚昆、李一氓、沙可夫、瞿秋白、任质斌等。

二、抗日战争期间的新华通讯社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这场民族自卫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通讯社事业经受了战火的洗礼和磨炼，逐步走向壮大和成熟。

1937年1月，为团结抗日计，红色中华通讯社改名为新华通讯社，由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博古兼任社长，向仲华、廖承志负责具体工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新华通讯社的首要任务是宣传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政治主张和军事战略策略。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新华社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随后，陆续播发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一系列重要文稿。1938年6月，新华社全文播发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敌后广大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1939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将新华社与《红色中华》分开，成为一个独立的新闻通讯机构，社长由向仲华担任，从此结束“报”、“社”一家的历史。新华通讯社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通讯社事业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新华社改建为独立的新闻通讯机构后，1939年6月对组织机构做了进一步调整和完善，设有编辑科、通讯科、译电科、油印科四个部门。通讯科经常召开各地通讯员大会，并向重庆《新华日报》、《国民公报》副刊、香港进步报纸等提供专稿以及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报道材料。通讯科还创办了业务刊物《通讯》，由毛泽东题写刊名。

为了抗战的需要，按照党中央所提出的意见，新华社一方面将各地通讯社改为新华社的分社，直接加强对各分社的领导，同时将各地具有全党、全军、全国性质的新闻发稿权集中到总社，这样做不仅使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能够得到正确及时的贯彻，也使全党对外的宣传口径保持一致，防止出现不应有的纰漏。另一方面，统一领导有利于提高干部的业务素质，使新华社的工作质量再迈上一个新台阶，使新华通讯社与《解放日报》等党的报刊一样真正成为党的喉舌，成为抗日战争中的号角。

1940年1月，新华社全文播发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为全国人民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道路和发展规律，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发展。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一系列重要报告和党的重要文件，如《整顿党的作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后来在党的七大上所做的报告《论联合政府》等，都通过新华社传播到国内外，成为党中央指导工作和各抗日根据地交流经验的重要渠道。

与此同时，新华社通过评论、社论和新闻消息，分析时局和战局，充分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英勇斗争和各项建设。如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各地反“扫荡”斗争、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新闻报道，极大地鼓舞了敌后抗日军民的士气。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和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等情况的报道，使敌后抗日军民看到了根据地生机勃勃的景象和中国未来的希望。同时，新华社也报道了正面战场的情况，并广泛报道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进展。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新华社按照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制造摩擦、挑动内战的反动政策和阴谋行动。皖南事变爆发后，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军委命令，以及中共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同时配发一系列评论和消息，说明事实真相，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阴谋反共的罪行。1943年，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新华社转发毛泽东撰写的《解放日报》社论《质问国民党》，并发表了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严阵以待、反对内战的消息和通讯，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顽固势力的丑恶面目，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和抗战局面。

抗日战争时期，新华社是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全国抗战的主要舆论武器。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新华社用永不消逝的电波，传达党中央的声音，反映抗日军民的英勇斗争，揭露顽固派的反动阴谋，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为全国军民坚持抗战、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解放战争中的新华通讯社

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华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作重心由原来主要面向解放区转而面向全国，迎来了自身大发展的时期。1945年10月到1946年4月，新华社总社内部扩大和充实了编辑部门，分别设立了国内新闻、国际新闻、英文广播、口语广播等部门，在各解放区建立起了总分社，在东北、冀热辽、华中等新解放区和国统区的重庆、北平、南京三大城市建立了分社，形成了“以解放区新闻为基础，进而组织全国的新闻网”的基本格局，为“迎接复杂而艰巨的战斗任务”做好了准备。1946年5月，为适应即将到来的严酷的战争环境，党中央对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进行了重大改组，实行社报合一、以通讯社为主的体制，决定将新华通讯社与《解放日报》分别定为党中央的机关通讯社与机关报，隶属于中央宣传部，并在重大问题上受中央书记处的直接指挥。要求以全党办报的精神办通讯社，所有消息出口都经过新华社。6月，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新华社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挥下，投入了紧张而繁重的宣传报道工作中。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延安。3月18日，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后，新华社肩负起通讯社、党中央机关报、广播电台三项职能，成为党中央、毛主席指挥解放战争，向国内外进行宣传报道的有力工具。

由于战局变化，新华社社长廖承志率领大队人马撤离延安清凉山，经三个多月长途跋涉，从陕北经晋绥、晋察冀、冀中、冀南，转移到太行。同时，新华社总社留下一支40多人的工作队，由范长江率领，代号“四大队”，编入中央纵队，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于1948年5月与总社编辑部在西柏坡会合。这期间，新华社许多重要新闻和著名评论、社论，都是由“四大队”电台发到太行总社，再向全国播发。其中有70多篇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以及陆定一、胡乔木等同志起草，或经他们修改后发出的。

新华社在太行时期，正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形势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在鲁西南强渡黄河，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新华总社全力以赴，播发了一系列新闻和各个战场的胜利喜讯。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1948年3月，中共中央东渡黄河向河北平山县转移，新华总社也开始分批向平山县移动，6月，最后一批人员到达平山县。中共中央恢复了对新华社的直接领导，为了加强对新华社的领导，对其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与充实，原来的总社社务委员会扩大为管理委员会，管委会由廖承志、胡乔木、范长江等人组成，廖承志为社长，胡乔木为总编辑，下设编辑部和广播管理部，由范长江、廖承志分别兼任部长。10月，总社又成立编委会，由胡乔木负责，处理宣传方针、编辑业务及对各总分社工作的领导。

经过调整和充实，新华社总社的工作人员到1948年11月共计达到754人，其中编辑人员129人，电务人员215人。各地总分社和分社发展到20多个。经过严格的训练，新华社干部的政治素质和新闻业务水平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为迎接全国胜利和事业发展做好了政治上、组织上和业务上的准备。

为加强军事斗争宣传报道，从1948年8月起，新华社在各野战军建立了四个总分社，在兵团一级建立分社，各军成立支社。新华社记者活跃在各个战场，他们不畏艰险，不惧牺牲，出生入死，在炮火硝烟的战场上采访报道，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新闻作品。特别是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撰写的一系列新闻稿件，脍炙人口，广为传诵。他写的消息《我军解放郑州》、《东北我军全线进攻，辽西蒋军五个军被我包围击溃》、《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等，短小精悍，生动鲜明，气势磅礴，挥洒自如，深刻揭示了重大事件的现实意义，令人过目难忘。他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将革命进行到底》、《评战犯求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高屋建瓴，分析深刻，语言通俗生动，风格犀利尖锐，具有极强的战争性和指导性，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这些新闻作品已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精品。

在加强军事报道的同时，新华社还充分报道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等国内外重要新闻。

1949年3月25日，新华社总社随中共中央迁入北京西郊香山，根据中央决定，逐步调整统一了全国各地的组织机构。6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新的新华社社委会名单，胡乔木任社长，范长江任副社长，陈克寒任副社长兼总编辑，吴冷西任第一副总编辑，朱穆之任第二副总编辑。9月26日，总社搬入国会街(今宣武门西大街)，立即投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宣传报道。9月29日，新华社发表社论《中国人民对全世界的庄严宣告》指出，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将致电联合国大会，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为唯一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10月1日，新华社向全国、全世界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盛况的新闻。^[2]

【注释】

[1]郑德金：《中国通讯社百年历史回顾》，《新闻记者》，2004年第12期。

[2]据《新闻采编》提供的新闻史料：《新华通讯社》，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