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新闻学时期的新闻教育与学术研究

第一节　前新闻学时期的新闻教育与学术研究

如前所述，我国新闻学研究的发端可以追溯到1834年1月发表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的《新闻纸略论》一文。此阶段的新闻学研究成果往往表现为论述新闻(往往是报刊或报纸)的专文、创办报刊的发刊词(或缘起、启事、说明等)等。据统计，这类研究大概有103篇。^[2]

外国传教士是我国第一批报人，他们在中国出版的报刊上陆续发表对新闻的论述，为其办报进行合法性论述。主要文章有花之安的《新闻纸论》(1883)、李提摩太的《论报馆》(1898)等文。随着商业报纸在中国的发展，在这类报纸上也出现了大量论述报纸的文章。《申报》是其主要代表，刊有《邸报别于新报论》(1872)、《论新闻日报馆事》(1874)等文。《字林沪报》也刊有不少这方面的论文，如《论报馆立言应实事求是》等。从19世纪70年代起，一批具有改良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创办报刊，并著文论述报纸推动社会改革的作用。代表性的有王韬的《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郑观应的《日报》、陈炽的《报馆》等。

梁启超发表在《时务报》创刊号上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1896)一文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在这篇文章里，他把报纸比喻为“耳目喉舌”(“耳目喉舌”论由此发端)，有“去塞求通”、“上通下达”的作用，因此，“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即：一个国家的报馆越多，它就越强大；一个人阅读的报纸越多，他就越聪明。^[3]因此，应大力发展报纸。

由此可见，此阶段的研究主要出自报人之手。另外，这些人要么是外国人，要么有海外经历，熟悉欧、美、日报刊状况，在政治上主张学习西方。在他们看来，近代报刊是西方政治制度的一部分。由于近代报刊在当时是个新事物、舶来品，再加上当时清政府对之持禁止态度，所以此阶段新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是大声疾呼报刊之于国、民和社会的功能，即“有利”说。既然“有利”，当然应该积极创办。另外，介绍国外报刊的状况以及报刊的业务操作也是主要内容。就研究方法而言，主要是理论推演法。其基本逻辑是，由西方先进国家报纸普遍很发达这一直观观察和体验，得出报纸是有利于国家和民众的，因此应大力创办报刊。另外，还把中国古代报纸，如邸报、京报等，与源自西方的近代报刊作比较，强调它们并不是一回事。

除上述研究外，此阶段还出现了少许翻译过来的新闻学著述。其中有两本译著不得不提。一是《新闻学》。日本第一本新闻学专著松本君平的《新闻学》(又名《欧美新闻事业》，出版于1899年)于1903年由商务印书馆译成中文在上海出版。这是我国出版的(尽管不是中国人所写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对我国新闻学研究颇有影响。梁启超和徐宝璜都曾摘引过其中的内容。^[4]全书共36章，主要是关于报馆各机构的职能以及各新闻从业人员在报业管理、采访、写作、编辑等方面工作的叙述，同时也介绍了欧美一些国家(英、美、法、德、俄)新闻事业的现状。二是《实用新闻学》。美国第一本新闻学专著休曼的《实用新闻学》(出版于1903年)于1913年由史青译成中文，由上海广学会出版。全书共16章，6万多字，内容涉及美国报纸的演变历史、新闻从业人员的责任与待遇、新闻采访与写作、怎样办星期日报、广告的制作与刊登、新闻法与版权法等。从这两本书的出版来看，我国新闻学的系统化研究与西方几乎是同步的。另外，由于这两本书基本上是直接或间接地源于美国，所以我国新闻学研究从其开端上来看受美国影响最大。

国人自著的第一本报史资料集是章士钊著《苏报案记事》，1908年由上海文海出版社出版。中国第一本地方报业史专著是姚公鹤著的《上海报业小史》，^[5]191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由于其系统性不够，在学术性上并不比该阶段代表性的研究专文高深多少。但这也昭示着，我国新闻学研究，首先是从历史研究开始的。

新闻教育也开始萌芽。1910年8月，报刊活动家狄楚青(原名葆贤，字楚青，号平子)、于右任等发起建立了“全国报馆俱进会”。1912年，该会在上海召开特别大会，决议设立新闻学校，但未实行。^[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