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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控制与集权主义

时间:2023-04-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技术控制与集权主义_传播学十年:阐释与建构四、技术控制与集权主义“数字革命在它的深层核心,是与权力相关的。”“依靠传播技术获得的自由和以同等的技术予以的控制,是一种身影关系”。言论控制和集权主义并不会因为技术的进步而消失。技术专家在政治上的“专权”,有可能是未来民主不得不面临的一大难题。

四、技术控制与集权主义

“数字革命在它的深层核心,是与权力相关的。”(32)。其实,任何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成为政治、经济权力的争夺中心,不仅原有的社会强权会插手其中,新的社会势力也可能破土而出。网络时代民主社会所面临的政治危机,是以操纵信息为基础的权力游戏和计谋,它可能衍生出形形色色、变相而隐秘的政治控制手段。

“依靠传播技术获得的自由和以同等的技术予以的控制,是一种身影关系”(33)。目前,许多国家都已制定了一系列的网络管理条例,对组织或个人入网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对信息的流通实施技术上的监管。一些国家还对网上言论实行较为严厉的管制。尤其对各种电子论坛,可以通过多种公开或隐蔽的技术手段,以限制言论。本人了解的手法就有以下几种:注册登记制、敏感词过滤、预审制、警告、删帖、封ID,查IP地址、改为只读文本等。有了这些技术手段的保障,网上的言论自由度仍掌握在政府和具体管理人员(如站长、版主等)的手中。另外,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超级计算机的并行处理能力足以实现记录人们所有行为的可能性。人们的每一笔电子消费,每一封电子邮件,每一次信息查询甚至私人电话,都能被电脑忠实记录,这使得权威当局监视和控制社会的能力空前强化。言论控制和集权主义并不会因为技术的进步而消失。

再精密的机器,其操作者也永远是人,而且机器越精密,操作难度越大,权力也就越集中,操纵手法也就越隐秘。在网络时代,一种由技术人员和技术专家产生的更为隐蔽的权力集中现象已悄然降临。托夫勒曾指出,计算机时代的信息、数据库、统计模式都控制在专业技术人员和专家的手中,政府上层所作的几乎每一个决定都来自“计算机专家操纵过的‘真实’”,而且其操纵手段比起保密、泄密这类传统的信息手法来,显得“更加微妙而隐蔽”。因此,托夫勒担心:所谓的“人工智能”加“专家制度”,很可能是一个“对民主具有重要影响的深刻过程”(34)

在信息超载现象日益严重和技术日益复杂的网络时代,政府部门将出现这样一个新兴的权力阶层——既手握行政权又熟悉计算机技术的专业人员。他们凭借这双重优势,可以发挥巨大的政治能量。荷兰学者E.舒尔曼就说过:“利用计算机的给予和结果,计算机专家们(例如,如果他们卷入政治决策之中的话)就可以为政治家们制定法律,因为后者并不控制所需的信息。民主制在这样一种计算机统治中就变成了一种怪物。”(35)当未来电脑网络更加普及时,通过网络的国情普查、民意调查和投票选举必将得到广泛应用,于是,决定国计民生的政治决策权也就轻易地旁落技术专家之手。一旦如此,任何一个信息、数据、统计模式、操作程序的改动,或对信息、数据的把关,都可能产生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技术专家在政治上的“专权”,有可能是未来民主不得不面临的一大难题。

此外在网络社会,高层官员和公众之间往往隔着一大堆抽象的信息和数据。信息太多意味着解释信息变得比简单地搜集信息更重要,而高层官员的信息解释权为他们的政治操控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那些不利于现有制度的重要事实,可能被掩埋在层层推理所得出的抽象数据和铺天盖地的信息轰炸之下。于是,在这个事实和真相本来就远离公众视野的网络时代,集权主义就有了滋生的土壤。

在计算机网络技术高速发展的21世纪,人类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方向的选择最终取决于人类使用技术的手段能不能与发明技术的手段一样的高明和理性。在《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一书中,荷兰哲学家E.舒尔曼为未来之路指出了一个方向:“人们必须用超越主观的规范性原则来约束自己……这些规范将不允许技术发展僵化为一种计算机统治,而是将为一个使用计算机的社会提供可能性,使得个人可以享受对于一种健康的民主制来说极为重要的自由和责任。”(36)

【注释】

(1)郭镇之“加拿大传播学者系列访谈之三”《媒介技术与传播政策》,《现代传播》,1999年第6期。

(2)《未来学家托夫勒谈未来》,《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9年第12期。

(3)闵大洪:《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新闻媒体网站电子论坛当议》,《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3期。

(4)参见闵大洪《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新闻媒体网站电子论坛当议》和Douglas Kellner“Intellectuals,theNew Public Spheres, and Techno-Politics”, Science Number 41-42 Winter 1997.

(5)李河:《得乐园失乐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

(6)参见W.赛佛林等:《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页。

(7)小施莱辛格:《民主有未来吗?》,《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8年第5期。

(8)参见W.赛佛林等:《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页。

(9)李永刚:《互联网络与民主的前景》,《江海学刊》1999年第4期。

(10)Richard K. Moor“DEMOCRACY AND CYBERSPACE”, rkmoor@cyberjournal.

(11)陈力丹:《论网络传播的自由与控制》,http://www.cjr.sina,com.

(12)参见张汝伦:《思想与批判》,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546页。

(13)马克·斯劳卡:《大冲击:赛博空间和高科技对现实的威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14)A.托夫勒:《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304页。

(15)马克·斯劳卡:《大冲击:赛博空间和高科技对现实的威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页。

(16)马克·斯劳卡:《大冲击:赛博空间和高科技对现实的威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页。

(17)《如何对付“信息爆炸”和“信息垃圾”》,“天极网”。

(18)小施莱辛格:《民主有未来吗?》,《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8年第5期。

(19)李永刚:《互联网络与民主的前景》,《江海学刊》1999年第4期。

(20)马克·斯劳卡:《大冲击:赛博空间和高科技对现实的威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21)马克·斯劳卡:《大冲击:赛博空间和高科技对现实的威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22)Ben J. Wattenberg. Values Matter Most, 1`393, Washington D. C.:Regency Publishing, 1996.

(23)罗伯特·达尔:《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8页。

(24)参见《信息高速公路与两个文明建设:政策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42页。

(25)李永刚:《互联网络与民主的前景》,《江海学刊》1999年第4期。

(26)小施莱辛格:《民主有未来吗?》,《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8年第5期。

(27)M.麦克卢汉:《人的延伸—媒介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5页。

(28)《民主和科技》,《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2期。

(29)参见李强:《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18页。

(30)A.托夫勒:《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401页。

(31)《虚拟领域的政治活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1期。

(32)马克·斯劳卡:《大冲击:赛博空间和高科技对现实的威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页。

(33)陈力丹:《论网络传播的自由与控制》,http://www.cjr.sina,com.

(34)A.托夫勒:《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313页。

(35)E.舒尔曼:《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376页。

(36)E.舒尔曼:《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377-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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