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化研究的两个十年

涵化研究的两个十年——一个总体评估和元分析⁽¹⁾

■〔美〕麦克·摩根　詹姆斯·尚翰著　龙耘译

始于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的涵化分析,是一个著名的思考和探讨大众传媒影响力的研究范式(格伯纳,1973)。涵化研究所要检验的,是电视提供给观众的关于社会现实的观念上的累积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上述影响是通过电视(特别是娱乐节目)提供的最常见、广泛的固定形象和思想意识的条件反射式的出现来实现的(Morgan和Signorielli,1990)。涵化研究是关涉那些成长并生活在符号环境中的人们的。在那里,电视给大多数的人们、在大量的时间讲述大量的故事(Gerbner,Gross,Morgan& Signorielli,1994)。

从第一本有关涵化的调查研究结果出版(Gerbner& Gross,1976)至今已经有20多年了。从那时起,许多研究者就涵化分析概念上的假设和方法论的程序设置等做了探索、演绎、批评、消解或者辩护。1986年,伯杨特(Bvyant)指出,涵化是3个重要课题之一,这3个主题覆盖了美国一半以上的学院和大学,后者均开设“大众传播与社会”课程。他甚至强调说,涵化研究看上去“几乎像电视本身一样”无处不在。(p. 231)

尽管涵化分析曾经几乎是等同于与暴力有关的辩论,但这些年来研究者们的视野、主题有了更宽泛的拓展,包括性别角色、年龄、政治倾向、环保意识、科学、健康、宗教、少数民族以及职业等。上述方面的研究已经在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美国、匈牙利、以色列、荷兰、俄罗斯、韩国、瑞典、中国台湾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展开。

这些研究得出的结果是大量的、多样的,有时甚至是与我们平时的直觉相违背的。尽管传播领域在对涵化调研结果的确凿性的认识上存在某些分歧,涵化理论仍然在争议声中跻身公众认识媒介效果最为重要的几大理论之列。当然,它是与围绕电视的影响力而进行的公众政策论战有关的少数几个建议之一。正如纽黑根(Newhagen)和莱文斯蒂(Lewenstein)(1992)所指出的那样:“这一理论在一片批评声中一直存留着,或许是因为一种思想的社会暗示,这种思想认为,大众媒介对我们文化的诠释、表现作用是如此明显、重要,以致于无法将其打发掉。”(p. 49)

涵化的确一直是一个相当有争议的过程。虽然一些细节性的观点有所显露(Hawkins& Pingree, 1982; Pottev,1993),但至今尚未有人对大量的相关研究实施一个系统的、实证基础上的评估。为提升上述争论的意义,我们在此提供一个理论上的建议和关于已经发表的涵化文献的元分析。

元分析——“独立研究结果的统计学的综合”(Mullen,1989,p. 1)——在对传播调研结果的再分析方面的重要性正在日益显现(Allen, Emmevs, Gebhardt& Giery, 1995; Herrett-Skjellum& Allen,1996; Kim& Hunter, 1993)。较之于传统的叙述性的评论,元分析有一个明显的长处:它提供了一个评估,即纵观那些研究成果,其中究竟有多少变化只是反映了样本上的失误(Hunter& Schmidt, 1990)。也就是说,元分析可以使我们看到,在样本误差被解释之后,已经发表的涵化研究成果中有多少不同是“真实的”。一旦有“真实的”变量被留传下来,那么我们就可以判定这一结果是否可以跨越不同类型的样本、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分析策略,等等。

为此,我们借助元分析的手法来透视这个关于涵化理论和调研结果的评估。同时,对于理论和相关批评的重新分析以及对于数据资料的元分析,也让我们从一个独特视角重新认识涵化研究在其最初20年中取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