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闻赋予我们新闻的价值诉求

三、新闻传播的价值诉求将发生两大转型:资讯提供——构建保障社会安全的“网”;意见表达——构建活跃的公共话语平台

(一)资讯提供:从营造“点”的精彩到追求“面”的严整

单篇新闻报道再优秀也无法构成人们的信息安全保障;知情权保障要求新闻媒介的报道结构是完整的、无重大遗漏的。这也就是说,凡是与人民生活有关、影响人们有效社会决策和社会判断的重大新闻和资讯,无论它是“喜”还是“忧”,无论它对于我们是“有利”还是“不利”,都应该及时、客观、完整和充分地加以报道,以便为人民群众的理性判断提供最为基础性的资讯保障。对于知情权的保障而言,信息结构周全性的价值要大大高于单一新闻报道精彩与否的价值。换言之,在未来的传媒竞争中,衡量一个传媒价值大小的关键性标准不是看它的某篇报道是否精彩,而是看它提供的资讯结构是否周全和严整。

(二)环境守望:由社会的“微观层面”转至社会的“宏观层面”

由“微”至“宏”意味着传媒在履行新闻的环境守望功能时的诉求重点应该从以往的社会新闻、实用资讯等这些社会生活的微观层面上升至时政新闻和主流资讯这些社会生活的宏观层面。

新闻的第一价值是其肩负的“环境守望”功能。20世纪90年代中期兴起的第一轮新闻浪潮所诉求的重点是帮助人们监测微观社会环境的社会新闻和实用资讯。随着中产阶层的崛起,社会有机化程度的提升,以及社会转型的要求,基本面、体制面越来越成为制约整个社会发展的瓶颈性因素,社会对于中观与宏观环境的监测要求日益强烈,而满足这一环境守望要求的“材质”正是社会的重大时政新闻和主流资讯。换言之,在未来的传媒竞争中,谁能够更好地满足社会对于时政新闻和主流资讯方面的环境守望诉求,谁就会成为新时期的媒体英雄,而仅仅拿社会新闻和实用资讯说事,已经很难成为社会青睐的对象了。

(三)话语表达:从一元的宣导性到多元的沟通性

媒介在为社会提供环境守望的同时,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为人们基于信息获知的价值判断提供多元化的公共话语平台。建立多元化的公共话语平台是新闻媒介贯彻党的十六大所确立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方针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以往我国传播媒介的一个基本缺陷就是片面强调“舆论导向”,而忽略了人民群众的多元化的社会舆论表达。但是,殊不知,在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多元化的现实格局下,人们话语表达的多元化是一种社会的必然。

这种社会话语的多元表达,首先是和人们利益诉求的多元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市场经济造就了利益差别,计划体制下普遍的贫穷为目前的利益差别的格局所替代。无论是政策效应也好,还是重大社会变故所引起的利益反应也好,都已经不是“一块整钢”,人们需要基于自己的立场表达独特的社会诉求,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舆论现实。全面、平衡地反映这种多元化的舆论是时代赋予我们新闻媒介的使命之一。即使是引导,也必须是建立在充分反映的基础之上,不然就极有可能是片面的、失衡的舆论引导。

其次,这种社会话语的多元表达也是和社会一体化发展后,不同利益群体、不同文化族群的社会融合的社会要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格局被社会一体化进程打破之后,人们之间除了利益的纠葛之外,还存在着诸如观念冲突、文化冲突等不甚协调的社会关系。隔阂滋生偏见,偏见产生误解,误解造成冲突。而要在社会融合中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冲突的发生,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建立社会的公共话语平台,使人们有一个互相了解、磨合和彼此认识的场合,增进人们对于异质文化及社会诉求的宽容和理解,是现代社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在如何实现社会不同族群的融合方面创造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比如,他们有一个很有名的电视节目,叫做“电视联合国”,这个节目把不同的族群的代表请到演播室,谈大家普遍有兴趣的共同话语,比如什么叫性感,什么叫吝啬,等等。通过这样的交流使人们看到自己实际交往圈子之外的人们是如何理解这个世界,以及他们的行为规范,他们的观念形态到底有哪些不同点,以便增强人们对不同文化、不同形态的人群的宽容、理解的能力。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社会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这在中国社会目前发展的情况之下,是一个有着巨大潜力和需求空间的市场“卖点”。而媒介如果能抓住这个正在展开的社会需求空间,来营造相应的公共话语平台,将成为新时期我国传媒发展中的一道最为引人注目的“风景”。

(四)话语空间:从街谈巷议的琐碎到“击中社会绷得最紧的那根弦”

实际上,由于我国传播体制的落后和约束,这样一种公共话语平台的建立在实际的传媒表现中进展得十分缓慢,多元话语的表达至多表现在微观社会层面的种种街谈巷议,而言及主流问题,则显得畏首畏尾,不敢越雷池半步。倒是像网络这样一种受传统体制压抑较为有限的媒介,近年来则大红大紫地充当了这样一种公共话语表达的较为畅达的平台,从南丹事件、孙志刚案以及哈尔滨“宝马”撞人案看,网络冲在了社会公共话语表达的前台,成功地设置了诸多社会议题,一改以往网络传播给人的边缘化影响,其影响力由于这一点而渐趋主流。

让人们议论时政、针砭时弊至少有两个层面上的好处:从消极的意义上讲,它是一种社会宣泄的制度性安排,有利于形成一种社会学上的所谓“安全阀”效应;而从积极的意义上讲,它是舆论监督,保障公共权力正确使用,增强决策的可行性的必要前提。如果我们的公共决策机制在这样一种公共话语平台的基础上,能够充分吸收和利用其中的精粹部分,那么,不但能够有效地解决我们施政的科学有效的问题,而且还能造成人民群众心理上的“决策人效应”,增强人们对于决策后果的社会承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