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科“知识地图”的绘制和建构

传播学科“知识地图”的绘制和建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传播学译著的回顾

■黄旦　丁未

在说到制度化知识是如何产生时,哈里曼(Hariman,R.)先生以为是与“空间化的过程”密切相关。他说:“学科规范知识是由空间化过程生产的:即是说,设计的基本原则是将社会现实想象为一组相续的空间,它们由不同的论述描述出来,并由观察维系着。”⁽¹⁾诚然,哈里曼先生主要是针对美国,并把知识的生产放到大学的专业化这一历史脉络中,由此看到维多利亚时代中期所显现的专门化的空间概念是专业知识出现的基础。“要维持专门分化的空间,就要发展出一种以专门训练、特殊知识、管理技能、专业道德守则,以及献身于一特定生活方式为主的文化。”⁽²⁾这与华勒斯坦等诸贤们所说的意思是一样的。⁽³⁾

不过依我们看来,即便跳出这一语境,“空间”这一概念仍然有其普适价值。因为任何一个学科的建构,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对学科边界及其内部格局的想象与设计。如果说,学科的基本面貌赖于空间的把握和判断,那么,空间的方位感也就直接确定了学科“知识地图”的绘制。正是据此,我们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有关传播研究的译著做一个回顾,并试图从译著的选择及翻译目的中,演示出其背后的想象性学科空间。之所以选择译著,不仅因为中国的传播研究本来就是“西学东渐”的结果,更在于“一种外来的文本之所以成为一篇‘原义’,不是因为它被视为可以完整地表达了作者权威的意思,而是它被认为具有值得翻译之处,也就是命定要投第二胎”⁽⁴⁾,于是也就有了“来世”。因此,就其“来世”追寻“投胎”的原因——被认为具有值得翻译之处,无疑更便于展示中国学人头脑中的“知识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