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场所的制约

1.2　手机:突破场所的制约

出乎意料的是，电话正式走进日本普通家庭的时间较晚，并且在1960年以后才渐渐普及。但是在那之后的普及速度却快得惊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社会，无论家庭内还是室外的公用电话都配置完备，人们可以随时和身在远方的朋友进行通话。

但是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电话虽然克服了“空间的制约”，却时加藤晴明，《媒体文化的社会学》，福村出版，2001。刻受到场所的制约。因为只有双方都在电话机旁的时候才可以通话，外出时虽然可以使用公用电话打给对方，但是这样也不能随时随地接听电话。

于是，手机的出现打破了这种来自场所的制约。1979年日本开始了名为“汽车电话”的移动电话服务，在原先的一些特定地点以外，人们也可以随时接听电话。在经过第二代汽车电话（Shoulder Phone，通过汽车电源充电，可拿出汽车外使用）后，1987年日本开始了和今日手机类似的移动电话服务。

当无法获知对方所在地的情况下，作为联络手段，无线传呼（Pager）服务最先普及开来。在日本，为大多数人所熟悉的是NTT docomo公司的注册商标“Pocket Bell”，简称“Pocke－bell”（以下为“传呼机”）。当时是为了方便外出做销售的公司员工随时和公司取得联系，传呼机达到了一定数量的普及。当传呼机显示呼叫，外出人员可以通过使用附近的公用电话与公司联络，因此传呼机的出现解决了出门在外无法接听电话的难题。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传呼机的普及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此时日本的家庭、工作单位以及街头的电话都已经十分普及了。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了电话的限制性，不知道对方的所在地就无法取得联系。此外，传呼机响起后立刻可以使用附近的公用电话联系，所以说公用电话的广泛设置也促进了传呼机的普及。所以说传呼机这种媒体，在将电话的双向性和即时声音传递的这两种特性半取半舍以后，实现了人们在移动中的交流活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手机开始在日本社会普及。导致手机普及最直接的原因，是1985年的“电气通信事业自由化”的影响。1987年以后，由于新成立的电信服务提供商加入到行业竞争，不仅服务质量得到提高，而且收费标准也随之降低。因此之前使用传呼机服务的人，都纷纷转向手机这种类似于电话，并且同样具有双向交流特征的新媒体。

其实除了突破了“场所的制约”，手机能够迅速普及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克服了“场所的公共性”，这是电话所没有能够实现的。电话座机通常设置在固定的场所，因此一般情况下只要身在其地就可以使用。所以电话的私有性表现得并不彻底，比如向家庭座机打电话的时候，拨打人无法预计接听人是谁，并且开始通话以后，通话的内容也会被其他在场的家人听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真正打破了“场所公众性”制约的媒体当属传呼机和手机，它们实现了双向交流媒体的私有化和私用化。

“电气通信事业自由化”

为了实现“让电话成为在日本全国各地任何人都能够以便宜的价格享受到的同等服务”这个目标，日本电信电话公社（简称“电电公社”）在1952年成立之后，一直致力于拓展电话用户规模。可是在20世纪70年代硬件设备几乎完全配置完成的时候，接踵而来的新课题是如何提高服务质量。降低费用是一个方面，同时开展数字通信新服务的需求也迫在眉睫。当时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都在努力推进电气通信事业的自由化，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1985年日本的电信电话行业也走上自由化发展的道路，此前一直处于垄断地位的电电公社被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现NTT）所取代，并且有更多的服务提供商新加入到了这个行业。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手机和因特网得到了更加快速的普及。

接下来让我们回顾一下电话的历史。日本学者吉见俊哉等人通过关注家用座机位置的变化发现，一开始家用电话通常设置在玄关处，随后转移到客厅，在1980年前后开始进入到卧室。此后，随着子母机和无绳电话的普及，原本属于家庭成员共用的电话，逐渐成为私人的聊天工具。几乎在同一时期，电视也趋向个人所有化发展，进驻卧室。但是与电视相比，电话需要支付高额的开通费，并且每个月都要缴纳定额的月租金，因此家用座机往往共用一根回线，每个家庭成员只能在需要使用的时候选择各自的场所。

拥有一部自己的手机在今天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多人共用一台移动电话的情况并不罕见。即使是现在，在有线电话没有完全普及的国家和地区，作为唯一的双向交流媒体，手机仍然是多数人共同使用的。其实手机的用处并不只是实现了移动中的通信，这种个人所有化特征强烈，并且可以随时随地使用的私人媒体，与之前家用座机的个人化使用进程是密切相关的。

手机的诞生，让声音的交流不仅克服了“空间的制约”，还打破了“场所公共性”的限制，而这些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美国学者凯茨和奥克斯^[6]曾提出“无间断通信（perpetual contact）”的概念，意指交流活动的日趋频繁性和普遍性。拥有手机以后就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交流，在街头、地铁、演唱会现场甚至医院这样的公众场合进行私人会话，相反在家休息的时候也会接到工作的电话。于是手机的出现将公私领域的界限变得模糊，由此引发的多种争议也暴露了人们的反感情绪，有关在地铁内是否可以使用手机的讨论就是其中一例。此外，未满10岁的儿童在家也会频频通过手机与朋友联络，这一点无疑招致了家长们的不安，担心这样会影响到家庭的亲密关系。只能感叹，手机让声音的交流无处不在。

同时，因为通过手机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联络，这也就意味着交流已经被剥夺了“休息时间”。和家人共用的家庭座机，人们已经形成共识“超过晚上10点不打电话”，但如果换成是个人直接接听的手机，那么根据和对方的关系，无关早晨深夜都可以随时拨打，即使是外出旅行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接到电话。只要在手机信号服务圈内，人们每时每刻都需要接听电话。因此很多人认为手机是“公司配给的枷锁”，是束缚个人自由的媒体。

另一方面，这种全天无休的交流方式给年轻人带来了“手机依存症”和“联络焦虑症”^[7]。当然，导致这些社会症候群产生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手机带来的每时每刻的交流。在电话普及之初，人们习惯公开家庭和工作单位的电话号码，这些号码甚至被公布在电话号码簿上。但是随着令人困扰的推销电话蜂拥而至，人们的个人隐私保护意识逐渐提高，到1980年以后拒绝将电话号码公布的家庭与日俱增。之后手机普及，更是无人会将号码登在电话号码簿上了。所以与电话相比，手机接听到陌生人来电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1993年数字手机的问世，使手机先于家用电话在1994年就开始了来电显示业务。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年轻的手机用户已经广泛接受了这个功能，在确认对方身份以后再决定是否接听电话。时至今日，不仅年轻人，其他的各个年龄层的用户一般都会先确认对方，做好心理准备后再接听电话。很多人如果发现来电号码不是手机电话簿里收录的电话号码会拒绝接听，因此通过手机联络的基本都是相互交换了手机号码的熟人。但是与电话不同的是，手机可以直接接通到自己想要联系的对方。而“手机依存症”与“联络焦虑症”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更清晰地暴露了自己和对方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