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社会与报纸的崛起

3.2　近代社会与报纸的崛起

在德国宗教改革期间出版的《圣经》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以往的《圣经》都是只有圣职者和贵族等特权阶级才认识的拉丁语版本，而宗教改革的倡导人马丁·路德将其翻译成了普通民众日常会话使用的语言并且大量出版。但是在当时的德国，地区之间使用不同的方言，并不存在统一的“标准语”。因此，马丁·路德选出各个方言圈共通的单词，实现了语法和拼写的统一与简约化。因此《圣经》在被印刷成活字以后迅速得到普及，也成为德语标准语的基础。

随后在英国、法国等地也相继出现了使用生活用语出版的书籍。这样的社会变化不仅促进了宗教改革，也关系到了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资本主义所追求的，首先应数经济利益。能够阅读拉丁语书籍的人数极其有限，而使用生活用语出版书籍也就意味着可以开拓新的读者市场。况且，如果能够在各大方言圈出售同种语言版本的书籍，那将带来巨大的利益收入。从这一点来看，标准语的诞生确实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好处。

这些被“标准化”的生活用语，在17、18世纪以后近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作为国民的语言——“国语”被确定下来。它已不再单纯是一种共通的语言，实际上具有了将不同方言的人们作为一国“国民”凝聚起来的力量。正如政治学家、人类学家安德森^[13]所指出的，加入到出版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活字媒体，实质上成为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相形甚远的想象（image）中的共同体，以及民族主义（nationalism）形成的一项重要因素^[14]。

安德森还指出，报纸实际上推动了某种想象的共同体的诞生。人们在早上读晨报的时候，能够想象有很多其他人同时也在阅读这份报纸。因此读报纸的行为，又可以看做是加入了由互不相识的人群组成的读者共同体。在19世纪初，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5]曾经将读晨报比喻为早晨做礼拜的现代版。这种说法可以理解为，人们从被宗教势力支配的时代，进入到了由被称为“第四种权力”的报纸所束缚的时代。

“第四种权力”

英语里称为“the fourth estate”，原本指继圣职者、贵族、市民这三种身份等级之后，新出现的“第四等身份”——报纸（记者）。在日本通常被翻译为“第四种权力”，与司法、立法、行政三种权力相对立。如今不仅是报纸，所有传媒报道机关，都是站在民众角度批判国家权力的这种“第四种权力”。但是近年，因为报道事故以及媒体炒作的频繁发生，引起了一般民众对“第四种权力”的质疑和批评。

世界上最早的日报《新着杂报》（Einkommende Zeitungen）于1650年在德国发行，也就是在黑格尔出生一个世纪以前。在这之前，德国已经存在被称为“飞纸片”（Flugblatt）的不定期发行的传单型出版物，流通至英国和法国。上面登载的新闻，从战争、灾害到外交、庆典祭祀、葬礼仪式、杀人事件，甚至魔女和幽灵，五花八门，内容丰富。生活在城市里的商人、手工艺人、军人以及难民等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聚集到一起，信息频繁流通，因而产生了对这种报纸媒体的需要。如此将诸多信息汇集到一起出版发行的行为，在17世纪可谓是足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大“发明”。

17世纪中叶，在英国的街头出现了可以在店里阅读报纸的咖啡馆，因为没有身份限制，普通民众也可以自由出入（但仅限于男性），因此这种咖啡馆超越了普通咖啡店的意义，实质上成为一个信息文化交流中心。其中比较出名的有1688年开业的“劳埃德”（Lloyd），由于经常聚集大批贸易商人，于是咖啡店老板劳埃德有心将这些流通的有关船舶运输的信息搜集整理，后来发行了《劳埃德新闻》^[16]（Lloyd’s News）。因此可以说是国际贸易以及商业资本主义的逐步扩张增加了对信息和能够提供信息的媒体——报纸的需求。

在当时的咖啡馆里一般放置着报纸、书籍和各大政党的传单，人们经常在那里围绕着政治和文艺话题展开讨论。因为当时的报纸税率很高所以价格昂贵，但是在这样的咖啡馆里人们只需要支付一杯咖啡的钱就能够阅读报纸，因此咖啡馆同时还扮演着公共图书馆的角色，即使是不识字的人也能通过听别人的口头阅读加入到讨论中去。

社会学家哈贝马斯^[17]认为，这种公共空间的出现意味着公共空间结构的一次转型。哈尔马斯指出，在近代以前，公共领域通常指宫廷和教会，其公共性是建立在王室和圣职者所体现的威严和荣誉之上的，因此可以称之为“代表型公共空间”。但是17世纪的英国，在经历了清教徒革命与光荣革命之后，王室和教会的权力遭到削弱，同时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力量不断壮大的市民（Bourgeois）和政党势力得以抬头，以在他们之间展开的讨论（即舆论、公共意见，public opinion）为基础所形成的“市民型公共空间”逐步取而代之。市民们通过面对面的讨论形成舆论、公共意见，而咖啡馆和那里放置的报纸正是孕育这种公共空间的摇篮^[18]。

创刊于1702年、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Daily Courant）也将目标锁定了这群咖啡馆里的读者。18世纪初，报纸的种类逐渐增加，甚至出现了面向女性读者的报纸和以娱乐为目的的报纸。1750年伦敦的报纸发行总量达每周10万部，读者人数超过100万。此时家庭订阅报纸的情况也趋于普遍，这也成为咖啡馆文化急速衰退的一大原因，随后一度风靡的咖啡馆逐渐演变为只面向固定成员的封闭式俱乐部。

始于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的浪潮也推动了印刷技术的进步。蒸汽机取代了原先依靠人力驱动的印刷机，实现了生产力的飞速提高，到1860年左右已经可以达到每小时印刷2万部的速度。另一方面，此时保障报纸出版自由的法律制度也逐步得到完善。英国虽然在1695年废除了审阅制度，但通过征收高额税金，实质上将报纸归置在国家的统治管理之下，这种税金制度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曾经隶属英国殖民地的美国在独立以后，于1791年的宪法修正案第1条明文添加“不得干涉言论与出版自由”，法国也在19世纪后期制定了有关倡导出版自由的法律。

高额税金制度的废除大大降低了报纸的价格，并且在自由出版的风潮下，报纸作为大众媒体的一员表现活跃。于英国报纸税废除当日创刊的《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以低廉的价格吸引了中下阶层的广大读者群，发行量跃居以知识分子和上流阶层为对象的《泰晤士报》（The Times）之上。在法国，1836年创刊的《新闻报》（La Press）尝试削减政治新闻和评论用于扩大广告页面，此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此报纸的运营费用主要依靠广告收入，版面制作也开始有意识地将读者视为广告观众或消费者作了种种改进，报纸渐渐褪去了政治代言人的形象。

在经历了漫长的闭关锁国的年代之后，于19世纪中期，欧洲的报纸开始流入日本社会。1862年，日本幕府将荷兰的报纸翻译过来，发行了《官板巴达维亚新闻》，并且在3年后，日本民间将国外报纸上登载的新闻汇集起来，翻译成日语出版了《海外新闻》。在庆应年间^[19]，曾经出现了批判保皇派的《中外新闻》和《江湖新闻》等，但是在明治新政府的禁令下未能持续长久。

日本最早的日报出现在1870年，是以在日本横滨发行的英文报纸为模板制作的《横滨每日新闻》，这可以看做是日本现代报纸的起源。虽然从江户时代^[20]开始日本就已经出现了独创的类似于报纸的媒体形式——“瓦版”，主要用于传达一件事情，通常是单张的印刷品，和能在同一纸面登载多种信息的“报纸”相比，在信息传播形式上还是存在着差异的。

明治政府当初将报纸视为向一般民众传达政府指示的手段，因此在日本各地设置了免费的报纸阅览室并且定期举办报纸解说会，大力推进报纸的普及。但是面向知识阶层的政治评论报《大新闻》在自由民主运动期间加大了对政府的批判，因此日本政府在1875年修改了报纸发行条例，增设“谗谤律”（相当于现在的名誉伤害法），转而加强了对报纸出版的管制。国家设立的报纸阅览室也相继被废止，但是很快取而代之地出现了民营的报纸阅览室，在那里有人为不识字的人们朗读报纸，因此这样的阅览室逐渐演变成为民主运动发展的据点。虽然到自由民主运动衰退为止仅仅维持了相当短暂的一段时间，但是在这些阅览室里我们可以看到与当年英国的咖啡馆相类似的光景。

在明治初期，除了评论政治的《大新闻》以外，同时还出现了《小新闻》，拥有一群完全不同的读者。《小新闻》主要面向普通民众，因此在汉字上全部标有注音，经常插入图画，并且使用浅显易懂的口语体裁。在内容上，与政治新闻相比，街头巷尾发生的新鲜事、商业信息和娱乐小说等占有更大的比例。日本当今的两大报纸《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都是从《小新闻》起步的。

往后不久，《小新闻》随着发行量的增大，地位也不断得到提升，因此《大新闻》不得不向《小新闻》学习改进版面，开始重视新闻的报道。此外，《小新闻》所体现的政治意识淡薄这一特点虽然曾经迎合了政府的喜好，但是在1900年之后，各大报纸都不约而同地将这个特点转变为政治立场中立、提倡“不偏不党”的办报原则。进入20世纪以后，“大新闻”和“小新闻”的界限逐渐模糊，合并发展成为“中新闻”，并且完成了从言论到报道的媒体角色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