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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时期(年代末至年代初)

时间:2023-04-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改革开放时期_媒介素养教育论一、改革开放时期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传媒业蓬勃发展,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新闻界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各种新理论、新观念相互碰撞,各种改革措施纷纷登台,极大地促进了新闻传播观念的更新,推动了新闻事业的发展。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在全国率先恢复报纸的商业广告,拉开了新时期媒介广告的序幕。

一、改革开放时期(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传媒业蓬勃发展,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1.报纸方面

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停刊的报纸陆续复刊,1978年底,全国报纸总数由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的38家恢复到186家。[1]从1980年1月1日至1985年3月1日,全国新创办报纸1008家,平均不到两天就有一家新报纸问世。[2]

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对信息前所未有的大量需求,而且,社会信息需求呈现多样化、分众化发展趋势,因此,报纸开始朝着多样化、行业化方向发展。于是,适应各种不同信息需求的报纸纷纷亮相登台,经济、科技、法制和社会生活类的报纸迅速发展起来。到1985年3月有关部门进行第一次全国报纸普查时,我国已有报纸2100多家,其中正式登记的为1776家,期发行量高达2.2亿份。报纸的类别比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级党的机关报为367家,占全国报纸总数的40.3%。[3]一个由全国性报纸、地方性报纸、专业性报纸组成的庞大的报纸网络已经形成。

在报纸种数大幅度增加的同时,报纸的发行量也相应大幅度增长。1978年全国邮发报纸的每期发行总数为5542.5万份,到1989年底领有全国统一刊号的报纸的每期发行总数为15428万份,是1978年的2.75倍。1986年全国邮发报纸每期发行总数曾达到20722万份,创中国报业史上的最高纪录。根据这一统计,1986年全国平均每5人拥有1份报纸。[4]

2.广播电视方面

1983年3-4月间,广播电视部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决定对广播电视事业的建设方针进行调整和改革,实行“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政策。这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和社会各个方面办广播电视的积极性,我国广播电视迅猛发展,事业建设进入“黄金”时期。

“四级办”政策调动地方办广播电视的积极性,集中体现在电视方面。一时间,市、县电视台纷纷上马,如雨后春笋。1982年,全国还不到20个市级电视台,到1985年底已有地市县电视台172座,1987年底又猛增到336座。电视覆盖面也迅速增加。到1984年底,全国有电视差转台8953座,平均每年增长1500座,全国电视人口覆盖面达到64.7%。[5]

1980年代是我国电视迅速普及的10年。电视以其声图并茂的独特传播优势,迅速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大众媒介,对其他媒介产生了巨大的挑战和冲击,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同属电子传媒的广播。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广播扬长避短,通过一系列改革,充分挖掘自身优势和潜力,重新确立了自己的社会位置。特别是广播专业台、系列台的建立和发展,竞争机制的引入,节目形式和播出方式的重大变革,对我国广播改革起到了历史性的推动作用,在社会上引起一阵又一阵的轰动效应,使走入“低谷”的广播重新振作起来,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步摆脱了危机,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并一度出现“广播热”。

到1991年底,我国已有广播电台724座,中短波发射台和转播台706 座,调频发射台和转播台799座,广播人口覆盖率75%;电视台543座,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28479座,电视人口覆盖率80.5%,电视机社会拥有量20671万台,平均每百人拥有电视机17.8台。[6]

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1990年代初的十多年,我国新闻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这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春风,也是新闻改革浪潮中人们新闻观念不断变革、对信息传播的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新闻界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各种新理论、新观念相互碰撞,各种改革措施纷纷登台,极大地促进了新闻传播观念的更新,推动了新闻事业的发展。其中,信息概念的引入、舆论监督的倡导、广告的恢复和开办等对我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初,最流行的一个观点就是:新闻媒介有其自身规律,新闻工作必须遵循新闻媒介的规律。随着西方传播学的引入,传播学的核心概念———信息概念开始进入我国新闻学界的视野。当时信息对于我国的新闻媒介来说,还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信息概念的引进,引起了新闻界很大的争论:中国的新闻媒介是否应该承担传播信息的功能?新闻媒介究竟以传播信息为第一功能还是以宣传为第一功能?

1980年代中后期,新闻界又提出了舆论监督的问题。虽然利用新闻媒介开展批评是我国新闻事业的一个传统,但系统、全面地提出舆论监督,这在党的新闻史上还是第一次。舆论监督问题触及到敏感的政治体制改革,它所带来的冲击波远远超过信息概念的引进。当时引起争论的主要观点和做法有:要求提高新闻报道的透明度,改变新闻报道“报喜不报忧”的状况;要求突破某些批评禁区,改变批评报道“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状况;要求坚持一个方向、多种声音;要求新闻媒介有相对的独立性,同时要求加快新闻立法,以法律保障新闻媒介的权利。

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在全国率先恢复报纸的商业广告,拉开了新时期媒介广告的序幕。1月23日,《文汇报》刊登第一条外商广告。1月28日,上海电视台播出了我国大陆电视史上第一条商业广告———参桂养容酒。3月5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率先恢复广播广告。随后,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相继开办和恢复商业广告业务。媒介商业广告的恢复和开办,对今后我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特别是运营方式的变革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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