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与危机新闻

第二节　突发事件与危机新闻

突发事件多数属于负面事件,而且就本文所涉及讨论的问题多数也归类于负面事件。而且从新闻学理论和新闻学实践看,媒体存在的问题正是在于如何处理负面性质的突发事件的报道。

所谓突发事件新闻,就是“报道难以预测或未能预测而突然发生的事件的新闻”。^[9]“突发事件的报道直接关系到新闻媒体的形象。所谓新闻竞争,实际上就是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报道的竞争。而新闻界的形象也是国家形象的一部分”^[10]。

李希光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再大的突发事件也不怕,就怕出现媒体事件(Media Event)。什么叫做媒体事件呢?本来一件事情不是很大,但是经过媒体的炒作变得不可控制,这就是媒体事件。”就突发事件本身而言,只要处置得当,并不一定就会演变成媒体事件。只有在处置不当、信息披露不充分,引起媒体对事件背后真相的集中追问时,才会演变成媒体危机,进而成为公共危机、政府危机。

一、突发事件的危机管理与新闻报道

突发事件的报道在政府公共管理领域中也被认为是一种公共危机管理。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认为突发事件的应对和处理一方面是新闻报道的信息流通问题;另一方面不能缺少的是政府的危机管理。二者彼此之间既互相制约又互相促进,处理得好,是一种双赢的效果,处理不好,则可能导致双输。

在第一章里我们梳理了“突发事件”等相关概念,这里从公共管理的层面,有必要梳理一下有关“危机”的定义。

“危机就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机制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事件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11]。

“危机是一个会引起潜在负面影响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大事件,这种事件及其后果可能对组织及其人员、产品、服务、资产和声誉造成一定的损害”^[12]。

《韦伯词典》给出关于危机的特征为,“突然的转好或变坏;关键的时刻;事情处于不稳定状态,在此一状态下将产生决定性变化;达到关键阶段的情形。”

也有学者在同意该解释的基础上,又给出危机的8个普遍特征:

1)意外(Surprise):要么没有预料到事件的发生,要么预料到但期望该事件不会发生;

2)信息缺乏(Insufficient Information):组织内部没有人清楚了解整个事件,而且也不怎么可能在信息对称的情况做出决策;

3)事件的加速度流动(Escalating Flow of Events):在接下来的10分钟内,可能要求当事人作出数十个决策,而且一环扣一环,有着巨大的时间压力;

4)失去控制(Loss of Control):苦心经营积累的组织形象一时间受到诸多的记者、政府机构、竞争者、评论家以及很多的旁观者们竟相地“拷问”,而且是公众非常关注的事件;

5)外部急切的关注(Intense Scrutiny from Outside):组织处于整个镁光灯下,关于组织的一切经营、道德,甚至是过往的一切污点瞬间成为聚集的中心;

6)被围困的心态(Siege Mentality):自己已被挤到墙角,毫无退路,必须奋勇杀出重围,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7)慌乱(Panic):整个组织内部的人员暂时处于慌乱状态,对于问题的解决一时间会一筹莫展;

8)短期的聚焦(Short-term Focus):要有一个小的团队专门来核对各家媒体对事件危机的报道,一旦发现与事实不符的任何细节都可以立即要求媒体以最快的速度来进行更正,甚至发表对某消息收回的声明。^[13]

查尔斯·赫尔曼(Charles Hermann)认为:“危机是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下,(1)决策单位的优先目标受到威胁;(2)决策者在形势进一步发展前作出反应的时间受到限制;(3)事件的发生使决策者感到震惊。”^[14]

而英国内政部是这样看待危机的:所谓突发性公共危机指某种事件或状态对于英国的公众利益或是英国的环境造成严重的威胁,或者是对英国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战争或恐怖。所谓的危机管理即处理和应对危机的整个过程包括对危机的评估、预防、准备、反应以及为从危机中恢复而进行的程序性维护。^[15]

更有学者把危机提高到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常态的高度:今日的世界,任何的组织都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突发性危机,这已经不是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问题只是遭遇的时间、危机的类型以及整个危机的过程不同而已。^[16]而且“越是发达地区,越是先进领域,越是容易发生公共性突发事件,越是容易形成带有较大危害性的社会危机”^[17]。

不难看出,突发事件和危机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其一,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其二,事件过程的急促性;第三,事件造成的影响巨大;其四,事件引起的媒体以及公众关注度极其高。

一般来说,突发事件并不必然会导致公共管理层面上的危机。然而,一旦对发生了的突发事件,相关的政府机构或部门没有处理好,则突发事件很可能就会演化为公共性危机。如下文中将要提到的浙江的“千岛湖事件”、南京的“汤山投毒事件”以及SARS事件和“哈尔滨水荒”事件等。

人们提到“突发事件”或者“危机”,头脑中产生的多是负面作用,但另一方面,它更是对社会变革的推动力、刺激力,是促进社会前进不可或缺的因素。有学者这样归纳突发性危机事件对社会的反作用力:(1)作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2)作为适应变革的刺激力;(3)接受危机的非理性本质;(4)危机可以解决社会问题。(参见表2-1和表2-2)

表2-1　危机的两面性^[18]

表2-2　对危机的重新想象^[19]

从上面的对比中,我们不难看出,任何的突发性危机事件既有对社会消极和威胁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对社会发展和前进推动甚至是变革的一面。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汉字中的“危机”也正蕴藏着此一玄妙,所谓的“危险”背后的“机遇”。

目前,人们已经形成这样一种共识,那就是,对待灾难和灾难新闻的态度,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一个社会的稳定程度,体现出一个政府对民主的宽容态度和对公众知情权的理解和尊重。^[20]

长期以来,我国的一些新闻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面前,一直沿袭过去传统的、简单的处理方式,那就是“新闻、旧闻、不闻”和“急报、缓报、不报”的新闻报道思路。有时甚至把突发事件简单地等同于负面新闻不让公开。采取这种处理方式的出发点不外乎是担心媒体及时报道会引起群众恐慌和社会震荡。于是“稳定压倒一切”致使许多重大新闻被封锁或是被拖延。殊不知,在信息如此发达的时代,新闻是“锁”不住的,舆论监督的力量更是锁不住的。在发达国家,新闻媒体最关注的就是这种突发性、灾害性的事件,寻找这种信息是媒体的本性使然。只要发现有异常情况,特别是牵扯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媒体就会立即反应。因为他们明白,新闻媒体在涉及有关公共安全、公众利益的重大突发事件中如果保持沉默,让小道消息漫天飞,那就是媒体的失职,有辱自己的使命与职责。

因此,我们的新闻媒体在面对突发性事件时要以积极的姿态,主动出击,及时报道,实现沟通。在新闻报道中要勇于说真话,讲实情,不闪烁其词、模棱两可。努力帮助公众知悉事实,帮助政府稳定人心,力争在公众与政府之间构筑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

近些年来,由于新闻媒体的正义与勇气,出现在公众眼前的事故明显增多了。或许有人认为“社会越来越乱了”。但正是因为有了一种让媒体公正介入的秩序,一种让公众了解社会真相的秩序,才能使得社会具有更完善的自我修复机制,公民的知情权才能得到重视,社会才能不断进步。湖北青年孙志刚在被广东有关机构收容遣送的过程中殴打致死,《南方都市报》为此拍案而起,通过各种舆论监督和发动民众讨论,不仅为屈死的孙志刚讨回了公道,还促成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山西繁峙和广西南丹的两起特大矿难事故,若不是人民网、《中国青年报》等媒体的揭露报道,那些冤魂也许至今还在矿井里哭喊;如若没有媒体适时传播,蒋彦永等有良知的医务工作者的真话,那场已经过去的非典疫情不知还会恶化到何种程度……在这些重大灾难性事故面前,如果媒体“缺席”,政府对事故处理的方针、政策就可能完全不同,人民群众的利益可能也得不到足够的保护。更可怕的是,导致事故的隐患没有排除,玩忽职守、无视法律的肇事者可能继续肇事,社会的矛盾将不能得到有效的认识和化解。^[21]

媒体观察6　人民论坛:假如媒体缺席……

裴智勇

七月以来,广西、陕西、上海、江苏等地频频发生重、特大事故,消息随着电视、报纸、网络迅速传开。特别是南丹特大事故,通过新闻记者的努力,被某些人极力掩盖的铁幕才撕开了一角,引起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使事故的调查处理步入正常轨道。

与此同时,对于媒体曝光的利弊也引起了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事故曝光多,会影响当地社会的稳定,影响党和政府的威信。因而往往阻挠媒体对事故现象的采访。

面对事故,假如媒体缺席呢?应该说,媒体保持沉默,正是肇事者、犯罪者所企盼的。在悄无声息处理事故时,无人监督,无人深究,肇事者可以和稀泥,可以推卸责任。明明是安全设备不过关、制度不合理,明明是非法作业、违法开采,肇事者可以说成是不可抗力、说成是自然灾害,甚至可以将责任推到死难者身上。即使是上级政府前来处理,如果没有媒体及大众舆论的监督,他也许可以千方百计“摆平”一些官员。

让媒体走远点,或许也是个别官员所企盼的。他们或许是事故发生地的行政首长,或许是分管事故发生行业的官员。事故一曝光,他们的政绩就要打折扣,乌纱帽也受到威胁。他们当然希望知道事故内情的人越少越好,最好是不让上面知道,以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当然,实在无法躲避媒体的时候,也许技高一筹的人会经过严格筛选,布置某些媒体采访,使之按照他们的需要发出不真实的声音。这也是一种“缺席”。这和媒体沉默一样,是肇事者和某些居心不正的官员所欢迎的。

假如媒体缺席,上级领导机关处理事故的方针、政策可能在某些人手里走样,人民群众的利益可能得不到足够的保护。受害者默默地深埋于荒山,家属拿到一点微薄的赔偿,事故原因和责任或许不再深究。更可怕的是,产生事故的隐患并没有排除,玩忽职守、藐视法律的肇事者可能再次肇事,不称职的官员还有可能进一步高升,拥有更大的权力。

相反,正是由于媒体的作用,使事故的真相大白于天下。该吸取的教训认真吸取,该完善的制度认真完善,该追究的责任严肃追究。事故隐患因此减少,党和政府的威信因此提高,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程度因此增强。

当然,由于媒体的大胆和勇气,出现在公众眼前的事故明显多了。或许有人认为“社会越来越乱了”。但这种观点的市场并不大,更理性的认识已逐渐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不可否认,事故本身已说明出事的单位和地方秩序混乱。但就此断定整个社会秩序混乱,却是十分偏颇的。事情恰好相反,距出事地点千里之外的人们能感知到这个事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一种让媒体公正介入的秩序,一种让公众了解社会真相的秩序。这个秩序让社会具有更完善的自我修复机制,表明公民的知情权已受到重视,这无疑意味着社会进步。

如今,我们为今天中国的新闻媒体能直面事故感到欣慰。因为,我们的党和政府是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真正代表,面对灾难和事故,党和政府首先想到的是人民群众的安危和利益,想到的是举一反三,吸取教训,最大限度地杜绝和减少灾难、事故的发生。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当然有责任、有义务也有权利将事故的真相及时告诉人民群众,使人们从不愿看到的事故中引出正面的、积极的结果。

《人民日报》(2001年8月27日第四版)

媒体观察7　记者的天职——报道新闻而不是“好新闻”^[22]

大卫·伊格内休斯(张一帆/译)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自由记者吉尔·卡罗尔的释放,正是我们应该庆祝驻伊拉克的新闻记者坚持不懈在那里工作的好时机。这些新闻记者每一个人都冒着极大的危险向家乡源源不断地报道着新闻——并不是华盛顿支持者想要的那一种所谓的“好新闻”,而仅仅是新闻。

那些拿“主流媒体”随意开涮的人们应该好好读一读4月份出版的《美国新闻评论》里的一篇文章,了解一下记者们报道巴格达局势到底是怎样一回事。文章的开篇描述了美国公共电台(NPR)记者爱默丝的一段生活情景:她穿着阿拉伯服饰,走在去戒备森严的“绿区”采访的路上,她一边走一边不安地扫描着大街和人流,留意是否有自杀炸弹或者绑匪的出没。而这对她来说还只不过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任务。

像很多驻扎在当地的记者一样,NPR的爱默丝生活和工作在相对不安全的“红区”,也即真正的伊拉克市区里。这些记者每天通过他们的伊拉克籍同事和伊拉克人正在经历的恶梦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如果我们把他们的报道和从“绿区”传出的相对积极向上的报道相比较,就不难发现,大多数时候,都是这些记者的报道更为准确。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和现实靠得更近。

不久前,《纽约时报》的记者戈特曼通过两篇报道,向我们展示了只有在“红区”才可以了解到的可怕的仇杀。他写到:“保守地统计,有接近200名平民男性在过去的两个星期被屠杀并暴尸巴格达街头。许多人被五花大绑,一些人的脸上有被强酸腐蚀的痕迹。其他人或许没有了脚趾、手指和眼睛。”戈特曼一年前离开了伊拉克,最近刚刚返回。他发现,伊拉克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变:暴力“向内发展”,成了派别之间的战争。

我在《华盛顿邮报》的同事妮科玫尔的一篇报道强烈地警告了派别间的暴力升级现状。她在今年2月报道称,继萨马拉的什叶派清真寺被摧毁以后,什叶派的武装组织正在残酷地屠杀逊尼派教徒。她在文章里写道,伊拉克以及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已经汇总了1000具尸首。然而,在“绿区”的美国官员批评了她的报道,声称实际数字比她报道的要小得多。这个争论掩盖了妮科玫尔报道的更深层的内涵,那就是什叶派仇杀集团数量的猛增。可幸的是,这个事实没有被美国驻巴格达的大使哈利勒扎德忽略,他近日也警告说,美国不会支持一个不严惩什叶派武装组织的伊拉克政府。

在巴格达的西方记者越来越多地要依赖于他们在伊拉克当地的同事。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世界上最勇敢的记者。许多在伊拉克的杰出记者创建了他们自己的博客“24步走向自由”^[23],在这个网站上,一位伊拉克的记者形容了日前巴格达莱比大街上的地狱景象:“晚上6点以后开车经过这条大街时,你脑海里所有关于杀戮、绑架、游击战和一切恐怖的想象都会变得十分现实。这些都是伊拉克人每天晚上目睹的东西。”

当然,美国记者们也报道美国在伊拉克的成功故事,在这一点上,美国最近确实做出了些成绩,伊拉克的政治领袖们正在商讨如何成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政府,伊拉克的军队也逐渐地训练成为了一支更好的战斗队伍。可是,与此同时,伊拉克还有很多恐怖的故事发生。《时代》周刊3月27号刊登了一篇令人不安的报道,其内容是:有迹象显示,去年11月几名美军在哈迪塞遭遇公路炸弹后,杀害了附近民房内的15名平民。当更多的细节公布以后,这很可能会成为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但是记者必须如实地报道这个故事。

布什政府的支持者常常说,记者应该多报道正面的新闻。当然,我们应该报道数千名勇敢正直的美国士兵和伊拉克人的故事,他们每天都在为了伊拉克的未来努力着。如果有一个联合的伊拉克政府能够恢复和稳定局势,我们会看到成群的记者涌去报道这个消息。但是,记者的天职就是讲述事情的真相,包括令人心痛的真相。美国人应该感到幸运,因为有像吉尔·卡罗尔这样的记者,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前线记录着这些痛苦的历史真相,他们并不是一味地向美国人诉说他们想听到的故事,而是告诉美国人应该知道的一切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