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告诉未来

序:让历史告诉未来

陈力丹

研读自己经历和部分经验的历史研究著作,研读者的评价总是苛刻的,因为其中有自己的影子。正因为如此,如果研读者能够有所感悟,那么这部著作便是成功的。王辰瑶写的《嬗变的新闻———对中国新闻经典报道的叙述学解读(1949—2009)》,便是这样一本著作。

这本书涉及的是我国最近六十年来社会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新闻。它像一支体温计,灵敏地度量出六十年来我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常温或高烧;还有各种人的情感:呐喊、悲愤、激昂、和谐、希冀,各种人间喜剧、悲剧和闹剧;它以不同的表达方式,公开的或隐晦的,正面的或反面的,幽默的或无奈的,乐观的或理想的,日复一日地展现着,消逝着。在中国现有的新闻体制下,新闻报道的方式和内容,甚至词句的变动,都是社会变迁最敏感的征兆。在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们面前解剖这只小麻雀,相当于再次经历这段历史,但这次不再茫然,而是一种理智的对社会和生活真谛的解读。

这本书把我带回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历史中,无数典型报道以及传媒展现与想象的典型人物的行为动机,特别是轰动全国的典型人物———作为社会精神符号的雷锋;还有传媒展现的作为社会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多舛命运;传媒中展现的不同时期领导人的活动;传媒上的体育报道与国家政治和民族情感;甚至被观看的私事———结婚在传媒上如何表现,等等,一再勾起我的记忆,仿佛回到了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

六十年来的新闻海量而纷繁,作者却理而不乱,在于作者设伏了叙述理论的内在逻辑,并以“症候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的方法引入意识形态取向的新闻叙述研究,即阿尔都塞所说,“在同一运动中,把所读文章本身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且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而这另一篇文章作为必然的不出现存在于前一篇文章中”。因而,作者能够把历史性的经典新闻放置在一个水平和纵深的坐标轴下,站在社会文化形态的高度审视文本中的“症候”,这需要开阔的视野和理性的态度来看待历史,才可能得出启示性的意见。

六十年来的中国新闻史,不知被人梳理了多少遍。这本书我能够饶有兴趣地看下去,即在于它分析角度新颖。例如1958年的传媒浮夸风,以往只从传媒违背了新闻真实要求的角度来分析,十分浅薄。仅凭这一点,不足以解释为什么短时期内传媒的“卫星”报道越放越大,乃至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还停不下来。作者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些“放卫星”的新闻本身,蕴含着一种逻辑力量,这种内在推力致使新闻报道在荒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正如作者所说:“在分析这一问题的时候,不能把它放在一个历史断裂点上,以为批评纠正了这一时期的政策错误,就可以自动地清除‘大跃进’式思维定式的影响。具有巨大传播影响力的新闻媒体,一旦形成这种叙述逻辑,就会为这种思维定式在社会的泛化推波助澜,造成更大的危害。因此,对新闻叙述逻辑自身缺陷的反思和警醒应该成为新闻界和全社会的一个常设议题。”

再如“文革”前十七年的新闻史,通常作为一个单独的论证单元。其实,通过连贯的新闻叙述考察就会发现,它们同“文革”时期的新闻在高度政治化方面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批评“文革”期间新闻,应反思其内在的历史延续性,只有这样才能对那个时期的新闻结构范式保持足够的自省意识。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的新闻叙述体现了内在的一致性。

这本书展现了新闻历史叙述在学术上迈出的创新一步。鉴于某种自觉的潜规则,这一步不仅需要学理知识的积累和丰厚的历史资料,同时还需要正视历史的勇气和表达的智慧。

历史是不该被忘却的,无论是令人愉快的还是不愉快的。然而对现在“80后”、“90后”的青年人来说,最近六十年的共和国历史中很多基本事实他们全然不知,当代影视节目的选题太多地集中于1930年代的新闻或故事。即使不从学术角度评价,这本书对于中国的青年一代来说也是不可多得的。只有了解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才可能清晰地知道我们该如何与时俱进,走向未来。

陈力丹

2009年8月25日0时25分

于北京时雨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