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种角度看新闻

1.1　换一种角度看新闻

台湾学者臧国仁曾力陈过新闻理论研究与新闻教学的“自闭倾向”———“新闻媒体的蓬勃发展导致新闻研究领域产生一种如Schlesinger称之为‘媒体中心(media-centrism)’的心态,认为新闻媒体不但是社会第四权,且应追求成为独立自主、客观反映真实的主要社会机构之一。为了鼓吹新闻成为一种专业,新闻教育者更不断强调新闻事业对内应形成自我(新闻室)独大之伦理规范,对外不受任何其他社会势力影响。这种现象使得新闻课程的安排逐渐舍弃与其他社会机制互动的机会,影响所及造成学子们仅对专业技术产生兴趣,似乎攻读新闻科系的目的就在学习‘5W-H’或是写作技巧,而其他社会机构如何与新闻媒体建立关系此种知识则被有意或无意地视为可能影响新闻之独立报道而遭摒弃。”^[3]臧国仁所说的问题也正是许多研究者感觉到的社会科学存在的一个普遍危机:社会科学沦为一种闭门造车式的、没有后继性的、自我思考式的论述,“不再能够解释和引导今天正在发生的社会变迁”^[4]。

但不论“媒体中心”论者把新闻的操作原则视为多么独立的“金科玉律”,新闻的实践方式和报道模式都在历史长河的冲刷之下悄然改变,不断调整着与各种其他社会机制的关系。在变化自身表现形态的同时,也建构着社会和历史本身。比如,舒德森在其重要的著作《发现新闻———美国报业社会史》中论述了“客观性”这一西方新闻界的不二标准是如何随着时代的变化,逐渐被新闻界赋予神圣的职业意识形态色彩。中国研究者张军芳也在其新作《报纸是“谁”———美国报纸社会史》中探讨了美国报纸新闻在社会历史画卷中逐渐呈现出的新报道模式。

然而很少有新闻从业者意识到新闻生产的这种隐秘的改变。由于新闻工作的性质是几乎随时都处在“紧急待命”的状态,这使得新闻行业比其他文化生产行业更依赖于一套生产和制作新闻的“成规”(routine)。于是,在日复一日的紧张工作中,人们更多地把新闻生产的内在模式作为一种“前辈记者的经验”、“主管部门的指令”和“本媒体的要求”习惯地接受下来,很少有时间去反思这套新闻生产机制本身,更不消说去审视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不易察觉的却又是巨大的内在变化了。

传统新闻理论也同样忽视这一点。几乎每一本新闻理论教材都告诉新闻专业的学习者,新闻的选择要遵循“重大性”、“显著性”、“时效性”、“趣味性”之类的要求,新闻的表现手法要客观真实等等。但这些宣称很少会解释新闻成规形成的原因,更不会在一个动态的、历史与社会的背景中去分析新闻成规的变化,去研究乃至批评新闻成规本身。

王岳川在谈及传统文艺理论时曾说:“传统美学和文艺理论认为,文艺理论研究或者文艺批评的目的在于,找到一种正确的审美判断价值标准去衡量艺术作品的价值之所在。……人们需要通过公认的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品的陶冶,形成一定的审美艺术判断力。然后,人们按照一定的审美标准对新的艺术品进行新的审美判断,形成一种似乎统一的作品价值定论。因而,对确定性的渴望和追求,对不确定性的拒斥,成了传统美学和文艺批评的真实写照。……”^[5]

把这一段话用来形容传统新闻理论的特质似乎也并无不可。传统新闻理论,亦是在追求一种“确定的”、“正确的”标准来衡量新闻。传统新闻理论之所以追求一种以新闻媒介为中心的、确定不变的、自足的标准,其前提是把新闻视为一种对纯粹的事实进行描述的职业性活动,而这正是本研究所反对的。这种说法至少在两个方面把问题简单化了。首先,纯粹的事实变动并不多见。在新闻实践中,最经常处理的是那些渗透着各种价值判断的、复杂的人类活动;其次,这种说法也把新闻对事实的描述看得过于简单。传统新闻理论往往对新闻生产与其他社会机制的紧密的互动关系视而不见,仅仅满足于在一个狭小的领域里表达对新闻操作的自信。正因如此,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传统新闻理论很难处理理论与现实的关系,而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面对“新闻无学”论的挑战。

传统新闻理论的前提还意味着有一种可以在其他社会活动中独立出来的活动、一个可以不受干扰的专业空间,并且对此抱有不容置疑的态度。而实际上,这一立场即使是在人们最有信心的自然科学领域都早已经遭到怀疑。例如科学的分界问题(demarcation of science)一直困扰着科学家和哲学家,人们曾先后提出“可证实”和“可证伪”作为科学独一无二的本质,来为科学的合理性和权威性辩护,然而实践证明这一寻求“确定”标准的努力并不能很好地说明到底什么是“科学”,它与其他知识形式如占星术、宗教等有什么区别。20世纪70年代以后,许多人开始意识到这一思路本身可能存在误区。因为传统科学哲学从规范性的立场出发来看待科学,要“为一个处在历史发展中的、具有情境依赖性的东西划定一个永恒的边界”,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科学的产生和被承认根本离不开社会情境,“离开利益、权力、价值观等社会历史条件,我们就无从理解科学,无从把握它的意义是什么”^[6]。1962年,美国思想家库恩(T.Kuhn)出版了具有深远影响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概念“范式”(paradigm)。在库恩看来,科学的重大发展表现为“范式的革命”,而“范式”则是包含了“看待世界的运用科学的不同方式”、“盛极一时的科学理论”、“专业教育所规定的思想框架”、“共同的信念”、“基本原则”等社会历史元素在内的综合的“世界观”,正是这些因素构成了科学知识累积和发展的前提^[7]。

如果说上述变化是从根基上动摇了自然科学追求绝对确定性的本质主义努力,那么在社会科学领域,这样的撼动则更为猛烈。从哲学母体中脱胎,并深受19世纪自然科学影响的社会科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前的主流是激进的实证主义科学观。这一由孔德、斯宾塞和涂尔干等人开创的传统,认为社会科学只与事实相关而不涉及价值,社会科学的理论是对客观社会现象进行经验实证的结果。但这一传统几乎从诞生之初就伴随着诠释学派的挑战。以韦伯、舒茨、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为代表的诠释学立场与实证主义的主要分歧在于:实证主义认为社会现象是完全独立于研究者的客观事实,研究者可以通过价值中立的科学研究得出一个确定的科学结论;而诠释学立场则认为,社会现实本身就是人类有意义的建构物,并且处在持续的建构过程中,因此研究者对社会现象的认识与其说是发现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如说是在一定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下对人类自身活动意义的“理解”。社会科学领域关于实证主义和诠释学立场的争论一般被“看做是建构论和实在论之间的冲突的反映:诠释学代表有关社会现实的建构论视角,而实证主义则是一种实在论视角”^[8]。

经过韦伯、曼海姆、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布迪厄、昂格尔等研究者从不同角度的发展之后,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vism)现在已经是一种比较成熟的理论立场和方法论。社会建构论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成为对社会科学诸分支影响甚巨的思潮,至今不衰。例如在民族问题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9];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中,萨义德通过大量的文本,考察了几千年来西方的东方学生产机制,指出所谓的东方学实际上是西方人在言说,并且向西方人言说的一套“西方”话语;20世纪60年代后风起云涌的女性主义研究更是基于这样一个核心观念:社会现实本身就是一个不平等的性别建构。

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都采用了社会建构论的观点,视研究对象为建构的产物,反思在这一过程中被遮蔽的隐性的意义生产机制,以达到对人类社会的更深切的理解或批判。有趣的是,曾经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史上争斗不休的两大派别———实在论和建构论,近年来也各自摒弃了绝对化、极端化的观点,力图走向融合。这一融合的趋势被称为是“建构论的实在论”或“实在论的建构论”。这说明,无论诸学派在具体问题上还存在多少分歧,但在研究立场上的共识则是愈加清晰了。

本书亦采用社会建构论的观念,并将之视为研究的前提。社会的建构活动从本质上即是社会群体、组织或个人对社会现象进行“措辞”(rhetoric)和“命名”(claim-making)的过程^[10],而这一过程又会持续地影响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如此循环往复。例如,台湾研究者朱元鸿在《娼妓研究的再提问》一文中指出,长期以来台湾所谓的经验性妓女研究的资料都依赖于警方和司法等权力执行者界定,而这些界定本身就是特定群体(中产阶级男性)对社会问题“命名”的结果。作者因此认为,不加分析地使用这些给定的统计材料,仅仅把它视为一种“客观的社会事实”,就是倾心于复制特定阶级、性别和群体的结构化的社会歧视。^[11]同样,新闻活动也是对社会现象进行“措辞”和“命名”的活动,并有一套隐在的、与社会和历史条件密切相关的“命名”规则。例如,对于蒋介石病逝台湾这一事件,当时海峡两岸新闻媒体的“命名”就截然相反,一曰“蒋贼一命呜呼”,一曰“国父驾鹤西去”。

本书所期望的,就是以社会建构论为理论前提,来观察较长一段时距内新闻“命名”活动的变化。这种观察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要考察新闻观念、操作模式和行业标准等内在生产机制的变化;二是注意到新闻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与其他社会机构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事实上,新闻可以说是当代社会最大规模、最经常也可能是影响最大的“命名”活动。只有了解新闻活动的命名机制及其变化,才能更好地把握当下的文化坐标、把握新闻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同时,也能让新闻工作者更好地理解新闻的规律以及它在历史和社会语境中不断嬗变的轨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本书认为应该转变对新闻的看法,把它从传统新闻学中确定的、简单的、理想化的模式中解放出来,不仅把新闻放在社会历史大背景下去考察,而且意识到新闻本身即是一种重要而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