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经典的意义与变化

1.4　新闻经典的意义与变化

本书的分析对象是1949年至今的新闻经典报道。这并非本书作者有什么“经典”情结,实是出于研究的必要。正如前文所说,新闻叙述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存在海量、持续更新的报道文本。如何分析这些文本,并且尽可能地在一本书的篇幅内展现一幅六十年新闻叙述的变动图景?这首先就面临着选择:挑选什么样的报道来分析。本书的途径是通过对经典新闻报道的解读,来呈现一般意义上的新闻叙述的变化。

何谓“经典”?按照中文望文生义的解释乃为经文之典范。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篇》中说:“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也就是说,所谓“经典”,就是永恒不变又至高无上的道理,是不可磨灭的训导^[38]。这与西方文化也颇有融通之处。例如,“经典”一词最初来源于希腊字kanon,指一根用于度量的芦苇或棍子。公元1世纪基督教出现后,经典逐渐成为宗教术语,代表那些被认可的、合法的宗教典籍。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经典一词日益被引申到与文化相关的如文学、艺术等领域中来,“经典”一词原来所具有的规范、导向和尺度的意味也被相应地延伸到这些领域。正因此,本书作者认为,新闻经典比一般的新闻报道更有影响力、更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新闻报道对社会的主流建构方式,同时其被确立为典范的叙述特征也更容易被同时代的新闻报道所效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确定以新闻经典报道作为研究的对象。

然而尽管人们对“经典”寄寓了“恒久”和“明确”的希望,但实际上“经典”却始终是一个边界模糊、内涵变动的概念。正因为这样,要明确地指出某一类文化产品的“经典”之作,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从表象上来看,“经典”与“非经典”的区别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经典”能经历时间的洗刷而依然得到受众的关注。例如一部《论语》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不断地被关注、解读,至今不衰。其二,“经典”是得到某种“认可”的作品。例如,有研究者称“就文学意义而言,所谓经典必定是指那些已经载入史册的优秀文学作品”^[39]。这里所说的被写入文学史就是一种经典认可的方式,其他的认可方式还有评奖、编入教材、媒体评论等。其三,“经典”还是同类文化产品借鉴和模仿的对象。事实上,“经典”一词在文化领域的普及与欧洲大学的诞生密不可分。大学制度建立后,当时的大学教材就被视为“经典”,成为同一文化圈的后来者们学习的标尺。除了文化传承的制度保障外,“经典”被接受和认可的程度高也是其不断被模仿和学习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金庸先生的小说成为武侠经典后,就冒出了无数以“金庸著”或“金庸新”为笔名的拙劣的模仿者。当然,也有大量对经典的成功的模仿,如余华的小说《活着》模仿了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并成为能够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优秀作品。“五四”时期,周作人也曾大力鼓吹过“模仿论”,他自称“文抄公”,认为在小说创作的问题上“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40]

新闻报道中的“经典之作”同样必须符合上述三个条件。新闻是易碎品,新闻界有“昨日的新闻一钱不值”的说法,但这是从新闻的报道功能上而言的。作为一种记录人类历史瞬间的文化产品,有一部分为当时社会“立此存照”的新闻在经历了时间长河的洗刷后,依然会受到人们的关注。如目前《老新闻》系列的书籍在读书市场上的流行正反映了人们的这种心态。与书籍、画卷等其他文化载体相比,新闻报道所依赖的现代化的传播媒介能承载更多的信息,但也更具有易逝性。今日的新闻转瞬间就成了“旧闻”,并源源不断地被更新和替代。因此,只有那些得到“认可”并被用某种方式(如通过各种新闻报道作品选、新闻写作教材等)留存下来的新闻,才具备成为经典的必要的传播条件。此外,新闻经典也和其他文化经典一样,具有引导和规范的作用。例如,中国新闻奖是我国对新闻报道的最高奖项,获奖报道不仅能被收入每年发行的《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选》,而且有相当大的可能被各类新闻教材、新闻作品选收藏,从而成为新闻从业者和新闻系学生学习的范本。再看看那些冠以《怎样争获新闻奖》、《像他们那样采写新闻》^[41]的新闻写作书籍,便可以知道经典在新闻生产中的“规训”力量。

按照以上标准,本书在确定新闻经典的时候,考虑了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因素。新闻经典报道遴选的客观条件是必须至少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之一:(1)是全国性新闻奖的获奖作品;(2)被收入有重大影响的媒介自选的优秀作品集中;(3)被收入相关教材和学术研究著作中,并做正面评介。据不完全统计,这三类书籍有上百本之多。此外,近年来一些影响力颇大的由传统媒体或网络评选出来的年度“十大”新闻,尽管有的未被收入上述书籍中,但也可考虑纳入“经典”范畴。

可见即便是“经典”,也卷帙浩繁,如果没有集中的话题依然无法完成如此海量的分析。因此本书在确定研究对象时同时考虑了主观方面的因素:一方面,研究者根据本书所要论述的问题,集中地选取某一类的新闻经典报道,如灾害报道、知识分子报道、成就报道等。因为本书论述的是六十年的新闻叙述,所以所选的报道类别应该具备时间上的持续性;另一方面,在同类报道中偏重选取那些有更大和更持久影响力的。例如在建国后层出不穷的典型报道中,尽量多地选择雷锋、王进喜、焦裕禄、徐洪刚、孔繁森、李素丽、徐虎、任长霞等重大典型。尽管如此,新闻经典在判断上不如文学经典那样明晰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本书力图避免因为研究者的个人眼界而形成过大的偏差,但带上研究者个人局限的缺憾恐怕也是无法回避的。当然,根据症候阅读的需要,本书也会把一些相关的非经典报道文本和更大的社会文本作为以兹参照的报道语境和意义产生的场域加以分析,以期对研究对象有更好的理解。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经典的标准并非一成不变。经典的建构标准同样会随着时代而变化。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佛克马(Douwe Fokkema)和蚁布思(Elrud Ibsch)博士1993年曾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讲学活动,他们在演讲中指出,把经典视为“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的定义有一个缺陷,“即它是被动地被建构起来的,对于是什么机构做出的选择和价值判断,或者是谁指定的作为学校读物的作品则只字未提。这种定义遗留下了‘谁的经典’这个未被回答的问题”。^[42]“谁的经典”的问题实际上也就要是回答经典是如何形成的(canon formation)。

在很多研究者看来,经典的形成必然与文化权力乃至其他权力形式相关,是“各种权力聚集、争夺的力场”^[43]。例如洪子诚在谈到中国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经典建构方式时认为,“文学经典的审定和监督、干预实施的制度保证,在50-70年代,同样借助各种机构(学校、文学研究机构、出版社、报刊等),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44]除了政治权力对经典确立有影响外,知识精英也可以依靠文化权力来建构经典。陈晓明认为随着当下中国文化语境和学术氛围的好转,“人人都有创建文学经典的权力,但实际上这种职责落在很少一部分专业的知识分子身上”^[45]。政治权力建构的经典更多地服务于现实功利目的,文化权力建构的经典则相对而言更具有历时性和学术性。但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学术权力,其本质却都是“拥有并维护某种立场或某个阶层的话语权力”^[46]。随着中国从“政治至上”的社会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经典的形成还要面临着市场的压力。大众的口味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尺。诚如布迪厄所言,经典的形成就是一个不同“场域”互相斗争与妥协的过程。可以说,当代中国的文化经典正是在“国家话语”、“精英话语”和“民间话语”三种话语权力相互交织的张力中被选择与确立的。

与文学经典的研究者已经较普遍地意识到经典背后的权力本质有所不同的是,新闻经典的使用者们仍较多地把经典作品视为一种“想当然的现成物”^[47],因而在讨论新闻经典时多是采用“赏析”和“评介”的角度,而很少注意到新闻经典化的途径。事实上,新闻经典与文学经典一样,也是各种权力建构的产物,并且其建构方式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各有侧重。

从1949年至1980年,新闻经典的确立基本上是由各媒体和新闻院校出版新闻报道选,其目的主要是供给新入行的新闻从业人员和新闻系学生学习使用。在这一阶段,经典建构的政治权力总体上说是压倒精英权力的。尤其是在1966年至1978年,新闻行业毫无自主空间可言,本来就十分弱小的行业精英几乎不复存在,所以尽管是以各媒体和院校名义出版的新闻选集,但实际充斥其间的只有一个政治标准而已,这一时期对新闻经典报道所作的“点评”也只是非常鲜明的“政治话语”。如1975年出版的由北京大学、新华社北京分社、北京日报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短训班编纂的《新闻作品试析》,在评价通讯《深刻的变革》时就用了这样的“评语”:“这篇通讯反映了大寨大队在我国农村所有制变革以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的生动事迹,以阶级斗争为纲,从路线斗争的高度,给予这些先进事迹以新的、更为深刻的思想意义。紧密配合了当时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48]

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新闻经典的建构方式逐渐转为国家话语与精英话语并重的格局,当然在不同的年份这两者的关系也会有些微妙的变化。从1980年开始,中国每年都开始涌现大量的“新闻奖”。从全国性的新闻评奖活动看,大概分成这样几类:一是官方和半官方的新闻主管机构如中宣部、记协、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等进行的新闻奖评选。如全国好新闻奖、现场短新闻奖、中国新闻奖、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等。其中有一些如中国残疾人事业好新闻奖、中国科技新闻奖、五四新闻奖、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好新闻奖、中国人口新闻奖等是新闻主管机构联合中央部委合作评选的奖项。二是由政治权力机构评发的新闻奖,如全国总工会设立的五一新闻奖,民政部设立的孺子牛好新闻奖、全国人大每年都评有宣传人大制度好新闻奖等。这类的奖项评选工作现在有的已经由政府部门移交给新闻主管部门,如原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中国国际新闻奖已经先后举办了七届,2005年起移交给中国记协举办^[49]。三是由各新闻社团评选的新闻奖,如地市报研究会主办的中国地市报新闻奖、石油记协主办的中国石油新闻奖、中国法制新闻协会每年评选的全国法制好新闻奖等。从新闻奖的评选主体看,权力部门与行业精英的合作是一种普遍状态,这表明在新闻经典的建立过程中国家话语和行业精英话语(如中国新闻奖的评选成员主要是各报、各台的总编辑、台长)开始呈现并重的态势。而且就这一时期总体而言,这两种话语是一种和谐共存的关系,很少表现出对峙的张力。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新闻经典是既得到了国家权力的认可,也得到了行业标准的认可。

从1992年起,中国经济改革在邓小平南巡之后进入了攻坚阶段,也有学者称之为中国的“二次改革”^[50]。1992年南巡后,新闻传媒领域在80年代就开始的某些带有商业色彩的变革,裹挟着市场经济的东风,成为在经典建构中的一种越来越不可忽视的力量。可以说,国家话语、精英话语和民间话语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呈现一种杂糅态势,既有和谐共存的一面也有互相博弈的一面。

其一,民间话语在新闻经典建构中的重要性不容小觑。在各种新闻评奖活动中,除了过去国家话语与精英话语的联合外,还出现了媒体精英话语与民间话语联合、国家话语与民间话语联合、民间话语独立评选的新模式。例如,越来越多的媒体在年终岁末的时候开始推出“十大”新闻的评选,这种评选往往完全或部分由受众投票决定。一些城市如南京等也在每年年末由政府出面,联合全市媒体,号召广大市民投票选举本市的十大新闻,有学者认为这样的做法能让政府决策更多地考虑民意,是值得肯定的^[51]。此外,网络平台的崛起也扩大了民间话语在新闻经典建构中的话语权力。如2001年被称为三大舆论监督个案之一的“南丹特大透水事故”最早是由网民在网上披露这一黑幕,一些有责任感的媒体旋即介入的。2003年轰动一时的“孙志刚事件”也被认为是网络舆论的一大胜利。这些例证表明,民间话语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借由数量上的巨大优势,对媒介精英话语和国家话语产生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或迫使后两者进行调整。当然,民间话语的兴起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新闻经典建构中的“软化”趋势。在眼球经济的刺激下,相当多的媒体打出了“受众至上”的口号,体育、娱乐、名人趣闻、生活服务类的“软新闻”因更具有商业价值而受到媒体的青睐,同时因为这类新闻远离“政治”,也容易得到国家权力的默许。“软新闻”和“硬新闻软化”的现象被视为新闻娱乐化的一个表征,让不少新闻研究者感到担忧。

其二,新闻建构中精英话语的独立性在增强。随着新闻体制改革和媒体产业的发展,新闻媒体逐渐发展出不完全等同于政治诉求的行业追求。有研究者用“新闻专业主义”来形容新闻从业者新闻实践活动的变化。陆晔、潘忠党在对大陆新闻工作者进行了实证调查后指出,尽管受到很大的约束,但“专业主义的理念,无论多么零碎,已经并将继续成为新闻工作者从事改革实践的一种召唤,成为新闻改革的动态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52]。一些媒体尽管从体制上说仍旧是机关报或党委机关报,但并不妨碍它们在圈中被视为“有独立品格”的媒体。这些媒体也热衷于出版自己的报道精选集,其选择标准和遴选内容显而易见地带有不同于官方评定的色彩。此外,精英主义话语的增强还表现为新闻研究者、新闻教育者、媒体评论家等知识精英话语独立性的增加。新闻研究杂志、由新闻院校发起主办的新闻研讨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闻教材和新闻作品选集、传媒研究网站等大大拓展了学术精英们建构新闻经典的途径。如2003年1月12日,国内首次由民间传媒机构颁发的传媒奖项———“九州传媒奖”就在清华紫光国际交流会议中心揭晓,这一评选由九州传媒研究中心和传媒观察网站推出,评委全部是媒体研究领域的年轻学者。

其三,官方话语逐渐规范和调整自己的位置。在90年代以来的新闻经典建构中,官方话语不断地调整与精英话语和民间话语的关系。例如,对于名目繁多的新闻奖的评定,中宣部会同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出版署、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等单位明确表示要减少全国性新闻评奖的奖项。将原来全国性新闻奖中记协与团中央、全国人大、科技部、综治委等合办的新闻奖都合并到“中国新闻奖”中。^[53]对于媒体、院校或民间传媒机构的新闻选评活动,政府也大多采取默许姿态,有些地方政府甚至积极与这些机构联手以期望能评选出真正反映民意的报道。当然,在官方话语的自我调整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与民间话语或是精英话语的“对撞”。例如被许多新闻作品精选集收入的张建伟的深度报道《第五代》,在发表的时候就曾因为与当时的留学生政策有不相符合的地方,险些胎死腹中,最终是报社编辑用了“瞒天过海”^[54]术才让这篇不太合“规矩”的报道得以面世,并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再如获得1998年中国新闻奖特等奖的系列短讯《九江段4号闸附近决堤30米》在发表的当天上午,报社也曾受到有关主管领导的电话批评。可见,官方话语在新闻经典的建构中有缩减自己的话语范围、规范权力运作和与其他权力话语协调的趋势,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前语境下,官方话语依然是最为强大的一种话语权力,它对其他话语权力有着深刻的影响力,是新闻经典建构中最为重要的因素。

由于1949年以来新闻经典的建构方式本身就在历史大潮中不断演变,因此,新闻经典报道是一个边界与内涵都不断变动的领域。在不同的新闻经典建构方式下,不仅对不同时代的新闻经典的认定有很大区别,而且对同一时代的新闻经典认定也有较大的不同。例如,新时期出版的新闻选集也会收入1978年之前的报道,但对这些报道的选择与当时出版的新闻选集的内容已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有些后来出版的新闻选集还会对当时的报道进行一些“删节”,以符合现在的意识形态。如1972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报道《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原有“这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正旺。李月华心里也有团火。她要把在专区医院学到的技术,全部献给贫下中农。她要用自己的革命实际行动,去批判刘少奇一伙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样的话语。但在被有些新时期出版的报道选收入时,这些打着时代烙印的“文革”话语就被选编者有意地省略掉了。由于本书的目的是通过对新闻经典报道的解读反映新闻叙述传统的嬗变以及新闻叙述与社会历史的建构关系,因此本书尽可能地选择那些在当时建构的新闻经典报道,以便能更好地保留时代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