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叙述选择的嬗变

第2章　新闻叙述选择的嬗变

它(报刊)就像探照灯的光束一样,不停地照来照去,把一件又一件事从黑暗处带到人们的视线内。^[1]

———沃尔特·李普曼

新闻是人们了解世界的窗口。……但是,跟任何用以描绘世界的框架一样,新闻这个框架本身也有自己的问题。窗口展示的视野取决于窗口的大小、窗格的多少、窗玻璃的明暗以及窗户的朝向是迎着街面还是对着后院。^[2]

———盖伊·塔奇曼

无论是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所说的“探照灯光束”(the beam of a searchlight),还是戈夫曼(Erving Goffman)首先提出,后被吉特林(Todd Gitlin)引入新闻传播领域的“框架”(frame),都是有关新闻的言说中重要的比喻。这两个喻体,都凸显了新闻对社会现实的选择性呈现的特点,而这一特点常常被隐藏在诸如报道“所有适宜于刊登的新闻”(《纽约时报》宗旨)、“负责报道一切”(《新京报》宗旨)等新闻界信条之中。

新闻媒体的雄心壮志自然有其应被称许的一面,但是如果按本书引论所说,从“社会历史现象”的角度来看待新闻,则新闻的这种选择性必须被特别地重视。新闻选择(news selection),可以说是新闻叙述过程的第一个重要机制,它决定了新闻报道在“说什么”。新闻架构分析(news framing analysis)正是一种试图分析新闻容纳了哪些信息(排除了哪些信息)、怎样把这些信息建构为一种特定的框架(frame)以及这种特定的框架与社会意义的关联等问题的中观理论。它首先关心的是新闻“选择”了什么,然后才是如何“凸显”以及如何影响社会。这一研究旨趣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新闻研究领域独领风骚,成为论文数量增长最快的研究点之一。不过本章的宗旨,并非是要揭示中国新闻报道的“框架”是什么,而是要关注在长达六十年的时间里新闻“框架”自身的变化,以及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了这种变化。正如杨保军指出的,新闻选择是有条件有标准的选择,而且选择新闻的标准还是具体的、历史的、发展变化的,不存在永恒不变的选择标准。无论什么样的新闻选择都有一个“意义”,“抛开目的性的新闻选择则是根本不存在的,人类不可能无缘无故地从事新闻传播活动”。^[3]分析新闻选择模式自身的变化,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力量的变化,也正是在试图说明新闻选择的“意义”。

以新闻文本为主的研究对象,虽然很难涉及新闻记者在某一个具体事件上选择了什么而又遗漏了什么。但是,在一个历时序列里通过对新闻文本的比照,却可能观察到新闻选择机制本身的变化。为了使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章分别选择了一种报道类型———典型报道、一个报道领域———知识分子报道和一个报道个案———雷锋报道来考察新闻选择模式嬗变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