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一个精深入雷锋事迹的演变

2.3　“雷锋”———一个精神符号的演变

知识分子报道上体现出的新闻选择建构模式的转变,并非偶然。同样,在雷锋报道的个案中,我们也能看到新闻选择模式从多变到多元的转化。但更为特别的是,作为世界新闻史上一个罕有的例子,雷锋报道在中国新闻实践中持续了几十年。在这个绵延不断的个案报道中,新闻选择标准,以及新闻选择模式的变化都能得到更为清晰地呈现。

对雷锋的报道以及其后绵延数十年的学雷锋宣传,可以说是我国当代新闻史上最大规模的典型宣传活动。仅《解放军报》一家媒体从1960年到1988年间与雷锋有关的稿件就有11122篇之多。^[81]关于雷锋的新闻大致可分为如下两类:雷锋生平事迹以及对“雷锋精神”的阐释。如果把“雷锋”视为一个符号的话,第一类报道可算是“雷锋”符号的能指即雷锋的形象,第二类报道则是“雷锋”符号的所指即雷锋代表的精神。

•关于雷锋生平事迹的新闻叙述

起初,雷锋是因为被部队树为“节约模范”和“忆苦思甜”的典型而受到媒体的关注。1960年9月,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宣传助理员张峻被派到雷锋所在团做调查,在了解了雷锋的事迹后,他向沈阳军区政治部机关报《前进报》投了一篇3000字的稿件,题目是《节约标兵———雷锋》。与此同时《前进报》还接到了一篇自然来稿,内容是表扬雷锋给辽阳灾区捐款。《前进报》在派记者对雷锋进行了采访后,认为这个战士不仅仅是个节约的典型,而要“报个大典型”^[82]。当时《前进报》采写的稿件发表于1960年11月26日,题目是《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但这篇通讯在《辽宁日报》、《辽宁工人报》、《沈阳日报》、《解放军报》等媒体上发表时的题目却都做了改动。《解放军报》的文章题为《一棵茁壮的新苗》、《中国青年报》的题目是《苦孩子———好战士》、《辽宁日报》的标题是《红色的战士》,新华社发稿的题目是《苦孩子成长为优秀人民战士》,并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可见这一时期对雷锋的报道基本定调为“苦孩子———好战士”的个人成长模式,而到了1963年,雷锋牺牲后,报纸上的宣传调门更高、宣传力度也更大了,雷锋的身上也被赋予了更多光辉而神圣的色彩。如当时新华社发通稿的标题是《伟大的战士雷锋》,《人民日报》的标题是《毛主席的好战士》,《解放军报》的标题是《伟大的战士》,《中国青年报》的标题是《永生的战士》等等。此外,中央媒体对雷锋事迹的选择也反映了这一变化。雷锋所在团部的政治干部陈广生曾奉团领导之命,写了关于雷锋的报告文学《向阳坡上长劲草》,当时并没有发表。雷锋牺牲后,这篇报告文学被《抚顺日报》连载了24天,较全面地介绍了雷锋的生平,其中用较大的篇幅提到了雷锋的个人成长道路。而中央媒体中影响最大的《人民日报》通讯《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则基本回避了雷锋个人的成长事例(如接受张书记的教育等),只侧重于他作为一个成熟而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典范事例(如做好事等)。

1960年、1963年两次大规模地宣传雷锋事迹之后,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很少再出现对雷锋本身的关注。因为此前雷锋宣传的深入,雷锋事迹家喻户晓,在无数学习雷锋的新闻里,受众对雷锋事迹的了解是传播者的既定前提。而从90年代中后期起,对雷锋自身的关注又再度升温,但采取的却是不同于以往的叙述框架。报纸开始不断地采访雷锋生前接触过的人,在他们的叙述中,雷锋有了更多的人情味。雷锋爱美、头脑聪明、热爱文学、戴手表、爱照相、有关系亲密的异性朋友等细节被逐一挖掘出来。正如《中国青年报》的评论指出的那样,“这种变化的主旋律即是将雷锋逐渐还原成一个平凡的英雄,从一个高不可攀的道德偶像还原成一个血肉丰满的平民楷模,从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徒还原成一个追求时尚、懂得爱情、热爱生活的邻家男孩”^[83]。当然,这一新的诠释框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对雷锋私生活的过度热衷、过分地用后现代的词汇包装雷锋等,以至于评论界出现了“雷锋不是神,但也别把雷锋变成‘帅哥’”的呼吁。

•阐释“雷锋精神”的新闻叙述

新闻求新。一个已经牺牲近半个世纪的普通战士能长久地成为新闻报道的对象,从新闻操作上讲必然要从对雷锋生平的叙述过渡到对“雷锋精神”的阐释,并在“雷锋”的名义下不断融合进新活动、新典型和新见解,否则是无法延续下去的。阐释“雷锋精神”的新闻叙述,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雷锋精神”的直接阐述,一类是对“雷锋精神”的形象表达。前者主要包括领导人对雷锋的题词和讲话、社论、评论员文章、来论和理论文章等;后者主要是对形式多样的学雷锋活动以及各地涌现出的学雷锋标兵和典型的报道。

3月5日,作为每年的学雷锋纪念日,既非雷锋的生辰也不是雷锋牺牲的日子,而是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对雷锋的题词在《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上发表的日子。据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回忆,主席当年题下“向雷锋同志学习”时曾说,学雷锋不是学他的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84]。最高统帅的这个极为概括的题词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高度凝练的表述,给不同时代下对学雷锋———学什么和怎样学———都留下了广阔的理解空间。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在第二版转载了罗瑞卿(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写给《中国青年》杂志的关于学习雷锋的讲话。这篇讲话首次对雷锋精神做了具体的阐释,即学习雷锋就是要像雷锋那样学好毛泽东思想,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以“忠诚”作为雷锋精神的主要内容,的确如有些研究者所说的那样带有个人崇拜的色彩。但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当时中国国民经济因大跃进、中苏交恶、自然灾害等因素遭受了重大挫折,为了摆脱困难,很需要树立一个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能与党同心同德,共渡难关的时代典型。“毛主席的好战士”成为这一时期雷锋报道的最常见的标题,而关于雷锋精神的新闻评论和学雷锋标兵的事迹也大多具有“忠诚”的烙印。例如,1964年3月5日,《人民日报》唯一的一篇介绍雷锋式模范人物的报道讲的就是解放军某部指导员廖初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事迹。

1968年3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一则学雷锋的新闻,在提要题的位置上指出: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是毛泽东思想哺育出来的,是在十分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英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却肆意歪曲雷锋同志的高大形象,把雷锋同志说成是“和平时期”的典型,抽掉阶级斗争的灵魂,胡说要学习雷锋的什么“平凡而伟大”的“品德和风格”,妄图反对我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就是要人们忘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以便他们复辟资本主义……

该段内容是消息中沈阳部队领导机关某位负责人的讲话,被《人民日报》以提要题的方式加以强调,成为“文革”期间阐释“雷锋精神”的指南———“明确的阶级斗争观念”。毫无疑问,这一阐释正是迎合当时的党内斗争和某些领导人对国内斗争形势错误估计的产物,并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根据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以“雷锋精神”之名批判的具体对象也在不断变化。时而是“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时而是“奋起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1977年3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华国锋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联合社论,指出当前开展学雷锋的意义在于把“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纠正过来,学习雷锋立场坚定、言行一致、公而忘私、奋不顾身、助人为乐、不图名利等高贵品德。在“文革”结束后最初的两三年里,对“雷锋精神”的理解似乎陷入了某种程度的混乱。一方面,由于长期把雷锋精神视为阶级斗争的代名词,它在“后文革时代”依然代表着“继续革命”的正统性,并用与“文革”时期类似的政治话语要求群众“学习雷锋好榜样,万炮齐轰四人帮”;另一方面,出于拨乱反正、稳定社会的需要,又要求人们学习雷锋身上坚定、奉献、助人为乐等更具传统美德的品质。

从1980年开始,对“雷锋精神”的阐释逐渐摆脱了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服务于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在经济建设方面,强调“雷锋精神”中的“刻苦钻研”和“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中国青年报》1980年3月5日发表的社论把改革比喻成新长征,号召广大青年既要像雷锋那样爱憎分明、言行一致、公而忘私、奋不顾身,也要有雷锋那样刻苦钻研、勤奋学习,对业务精益求精的精神;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虽然继续强调树立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但更多的报道则把“雷锋精神”落实到“文明礼貌”、“做好事”、“义务劳动”、“岗位学雷锋,行业树新风”、“立足本职争奉献”等具体的要求上。值得注意的是,从80年代开始,对“雷锋精神”到底是什么,“雷锋精神”与“按劳分配”、“勤劳致富”、“市场经济”有没有冲突,“雷锋精神”有没有过时等的讨论始终不断。在肯定“雷锋精神”需要继续弘扬的同时,报纸上也频频出现《雷锋精神不是筐》、《雷锋不是变形金刚》这样的文章,对长久以来媒体阐释“雷锋精神”的方式进行反思和质疑。

•雷锋报道中新闻选择标准的改变

雷锋以一个和平时期普通战士的身份,在生前就能引起全国媒体的关注,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雷锋事迹中的“独特性”和教育价值。雷锋作为一名普通的运输兵,入伍不到一年就荣获一次三等功、一次二等功,并被授予“艰苦奋斗节约标兵”和军区“模范共青团员”称号。雷锋入伍10个月,雷锋所在团就专门为他的入党问题召开会议,仅用一两天时间就完成了本来很复杂的入党程序,而按照常规,入伍不到一年的新兵是不能作为党的发展对象的。接踵而至的荣誉给予一个普通战士,说明了他的不普通。当年参与报道雷锋事迹的两位新华社记者佟希文、李健羽回忆说,当他们深入了解雷锋后,感到“这个战士果然是不一般的战士”、“很值得一写”。^[85]可见,雷锋事迹被报道在于事实本身的“新鲜”、“不同寻常”。但雷锋事迹能作为重大新闻来处理,并形成全国性的报道热潮还在于“重要”的标准在当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报道对象有没有“教育大众”的价值。《人民日报》记者、《伟大的普通一兵》作者连云山在向上级申述发稿理由时说得非常明白,国家目前正在摆脱困难时期,很需要宣传像雷锋这样的典型,以教育人们与党同心同德、共渡难关。^[86]出于对雷锋事迹教育价值的认可,《人民日报》最终以空前的篇幅宣传报道雷锋,打响了全国性宣传雷锋热潮的第一炮。

以教育价值大小来衡量事实的意义是典型报道的目标,也符合从革命年代起就逐渐确立的政党新闻传统,但在“文革”时期这一模式发展到极端,并产生了它的畸变形态———脱离事实本体,一味强调工具性,新闻完全为了政治斗争服务。如从60年代对雷锋事迹的报道中可以看出,雷锋在不同的工作单位都和各级领导关系融洽,不少领导干部还是雷锋成长道路上重要的“引路人”。但“文革”时期的报刊宣传却在学习雷锋的口号下,要求人们批修反资,借机会批判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煽动群众“造反夺权”等。

“文革”结束后,经过短暂的“华国锋时代”,与雷锋有关新闻的选择标准重新定位为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教育价值。这一时期的新闻内容多为对雷锋“助人为乐”、“刻苦学习”精神的重新认识,并和大规模的群众教育运动结合在一起,如“全民文明礼貌月”、“学雷锋、学英模、树新风”、“学雷锋服务日”、“岗位学雷锋　行业树新风”等等。可见,80年代雷锋报道的事实价值判断标准依然强调其宣传教育的一面。从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对60年代雷锋宣传的回归,但如果仔细分析两个时代对“什么是有宣传教育意义的事实”的判断则很容易看出两者的深刻区别。60年代的雷锋宣传以强调个人对国家的忠诚、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无产阶级感情为主,而80年代的雷锋宣传则强调助人为乐、爱岗敬业等美德以及提高个人修养和能力等方面。

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尤其是从新世纪起,有关雷锋的新闻中,“教育价值”虽仍然是新闻选择的一个重要标准,但直接的教育意味已经大为淡化,而“新奇”和“显著”则逐渐成为有关雷锋的新闻中重要的遴选原则。例如《解放日报》2003年9月12日的《雷锋“合影”惹纷争》、《北京日报》2002年3月6日的《雷锋:照片后的故事》等报道都不再着眼于“雷锋”的教育意义,看中的是雷锋作为一个时代偶像的“显著性”。而《人民日报》2005年3月1日的报道《老外学雷锋　快乐当义工》、《工人日报》2000年7月20日的报道《外国网民情倾雷锋网站》、《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4日的报道《南京:雷锋T恤成时尚》等也都很难说有多少教育意味,更多的则是事实本身的“新奇”和“有趣”。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无论是对雷锋生平事迹的报道还是媒体对“雷锋精神”的阐释,其时代感都非常明显。60年代,雷锋形象从最初的“节约标兵”、“苦孩子———好战士”定性为“毛主席的好战士”、“伟大的战士”,并最终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化身。但到了90年代,这一道德偶像的神圣叙事也开始了朴素的回归。至于“雷锋精神”到底是什么?媒体的阐释也始终在变化:从“忠诚”、“阶级斗争性强”到“钻研”、“奉献”等等,一个大致的脉络是“雷锋”新闻中的强调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政治含义逐渐减弱,而强调个人发展和人与人关系的社会含义则大为增长。几十年不间断的报道,使“雷锋”成为中国新闻媒体上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符号,一幅不断在变动的图像。可以放言,只要报道还继续,在这一符号下依然会增添新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