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人活动报道主题中“神性”的消退

3.3　领导人活动报道主题中“神性”的消退

在政治类新闻中,有关领导人活动的报道是其中份额较大的一种。有研究者批评道“党内现在有许多令人生厌的现象,领导人活动的报道充斥党报就是其中之一”^[42],并认为党的政治活动如重要党委会议都以领导人为中心来组织报道是不尊重新闻规律的表现。出现了这样的评论,一方面可以认为领导人活动的报道在政治类新闻中的确占据着一个相当核心的位置,另一方面也说明新闻媒体对领导人活动报道的定义和建构方式还不能令人满意。大量新闻学研讨文章纷纷从“改进”、“出新”、“抓细节”、“找角度”等采写层面给领导人报道的改革出谋划策,但此类文章的层出不穷恰恰说明了“建议”的成效不大。因此,若要真正抓住领导人报道的问题症结,恐怕还得从这类新闻建构的历史演变入手。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节的研究对象主要局限在对国家级领导人活动报道的分析上。可以说,1949年以来,新闻媒体对领导人活动的报道方式已然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并不仅仅只是采写角度和报道技巧的变化,更主要的是对领导人活动“界定”方式的变化。尤其是在被视为“经典”的领导人活动报道上,“神性”渐渐消退,道德色彩和政治领导能力逐渐加强的变化趋势已经表现得较为明显。当然,在大量常规的领导人活动报道中还存在着许多被研究者批评的“僵化”、“千篇一律”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无论在哪一种叙述作品中,经典被学习和模仿总得有一个过程。我们也必须承认,经典新闻中所表现出的报道“主旨”而不仅仅是报道技巧的变化,说明了这种演变是有着深刻基础和强大的自我推进能力的。

•作为“神圣仪式”的领导人活动报道

改革开放之前,领导人的活动往往被新闻媒体界定为一种“神圣仪式”。尽管在1949年之后的不同时期新闻表现的“神性”程度或有不同,但整体而言,新闻报道中的领导人活动既不是纯粹的政治行为,也不是领导人的个人行为,而是带有强烈象征性色彩的仪式类活动。

例如,1958年新华社一篇关于国家领导人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中央领导同志走到哪里,人们就跟到哪里,到处都出现了万人欢迎毛主席的盛况,几万张笑脸迎着毛主席,几万个人发出同样的欢呼:“毛主席万岁!”……5点35分,这是一个难忘的时刻。就在这个时刻里,毛主席和彭真同志一起手执铁锹为水库工程铲土。当毛主席铲土的时候,在周围聚集上万的人以幸福的眼光仔细看着毛主席怎样把一锹一锹的土送进柳条框里。毛主席刚一放下铁锹,一个叫余秉森的解放军战士,马上用自己的衣服把这把铁锹包起来。他激动地说:“看到这张锹,我们就想起了毛主席;这样,我们的干劲就会更大。”^[43]

在这里,毛主席挥锹铲土的时刻是要被铭记的,这个动作是被在场的上万人以膜拜般的眼神注视的,而毛主席用过的劳动工具也被当做“圣物”保存起来,因为它被认为具有神圣的效力———使“我们的干劲更大”。可见,在这篇报道中领导人(毛泽东)的活动已经具有了较为明显的神性色彩。

新闻报道把领导人活动视为“神圣仪式”,这一建构方式是如何形成的呢?应该说,有老百姓对于“开国”领袖发自内心的拥护与爱戴的原因,也有中国传统心理积淀的因素,但最为主要的,还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内对“个人崇拜”问题的认识偏差所致。现在党史研究中的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是:早在1949年以前,党内的个人崇拜就已经出现了,当时做出的一些决定实际上为后来的个人专断提供了温床。如1945年5月14日,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就已经出现了许多溢美之词,称其为天才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和科学家。1945年6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团结的大会 胜利的大会》则把这种个人崇拜进一步推进,称中国人民有了自己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最伟大的领袖,我们不懂得的东西还多,还要好好努力学习,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才能称得上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此后,将封建社会喊皇帝万岁的落后风气也移植到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上,“毛泽东同志万岁”成为一个普遍的口号。^[44]

当时,毛泽东本人对这种个人崇拜的现象还是比较清醒的,也有所抵制。如他在七大上说:“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在党务工作上,我都犯了许多错误。”1950年5月20日,他在沈阳各界给他铸铜像的报告上批示“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1956年他还针对斯大林的问题,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写道,斯大林之所以犯下“一些重大的错误”,就是因为“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越陷越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体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应该说,1949年至1957年,尽管个人崇拜思想在党内和民间都有所萌芽,但由于毛泽东和中央领导集体清醒冷静的态度,并未形成过大的危害。这一时期新闻媒体对毛泽东活动的报道虽然也常常高呼“毛泽东万岁”的口号,但基本是报道者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还没有形成后期高度僵化的“仪式”话语。

如名记者杨刚的书信体通讯《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描述了开国大典上的毛泽东:

毛主席一直是和人民在一起的。从下午三点到晚上十点,主席一直是站在城楼边上盯着眼睛望着下面的群众。他的脸上时而庄严,时而微笑,他的手几乎一直是高举着:向群众有力而迅速地摆动,时时刻刻听见他向着群众高呼,这是一种人民的呼声。他的半个身子时常是伸出栏杆外面去举手招呼群众。在这里完全看出主席是怎样全心全意地热爱人民,他的这些动作,完全是由于他内心深处对人民强烈的、阶级的爱,使他自自然然就会这样随时不断满含着召唤地高呼,使他的手老是要举起来招呼人民,使他像母亲一样地向人民把身子伸出栏杆外面去,要把他们看得更清楚一点。……于是一条条红色的火龙似的群众都向主席走来,他们挤在桥上,拼命地从肺腑里发出呼喊:“毛主席万岁!”主席从楼上回答他们,楼上楼下一呼一应。群众是欢呼跳跃,主席温厚而慈祥的手在空中摇动不停,累了,便另换一只手,他的全身凝聚着力量,他的脸上发出庄严而慈祥的光辉。^[45]

记者在记录开国大典这一盛况时,把领袖置于整个报道的核心位置,用混合了感激、崇拜等强烈感情的笔调,细致描绘了领袖的种种细节。在记者看来,这些动作不是普普通通的动作,而是大有深意的,蕴含了领袖对人民的母亲般的关怀。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开国大典”这一特殊历史时刻,我们有理由相信记者的感情和当时普通老百姓的感情一样真挚、纯朴。可能正是在这种强烈感情的激发下,记者把自己也完全融入群众中去,失掉了一个社会观察者相对独立和冷静的视角。

如果说,从1949年到1957年之间,由于领袖本人的清醒,新闻报道里的“个人崇拜”还只表现为一种纯朴的感情,并未酿成大患的话,那么从1958年中共成都会议之后,这种感情就开始逐渐变质了。1958年3月中共成都会议开始吹起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风。如“我们的水平与主席差一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等等^[46]。这种集中颂扬毛泽东个人的情况是与中共八大公开反对个人崇拜的精神相违背的,而这个时候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他在成都会议上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正确的东西必须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样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47]

可见,从这一时期开始,毛泽东已经放弃了过去明确反对个人崇拜的立场。60年代之后,林彪等人利用了毛泽东在全党和全社会的崇高威信,大讲“高举”,山呼“万岁”,对本来就已经存在的“个人崇拜”推波助澜。如1964年从人民解放军开始率先广泛发行《毛主席语录》,并很快推向全国,制作并佩戴各种各样的毛泽东像章很快成为一种狂热的社会现象。1966年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向了顶峰,称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全国人民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从此,毛泽东被称颂为“伟大领袖”,高喊“万岁、万岁、万万岁!”视毛泽东为“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48]新闻媒体中对毛主席活动的报道,更是呈现出让今天的人们感到匪夷所思的狂热。

如1966年《人民日报》对毛泽东畅游长江的报道是这样的: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再一次乘风破浪,畅游长江。这一天,武汉晴空万里,长江两岸万众欢腾。……毛主席再次畅游长江的喜讯,很快传遍了武汉。武汉全城男女老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这样健康,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最大幸福!”七月十六日上午,武汉市五千游泳健儿,遵循毛主席到大江大海去游泳去锻炼的教导,在毛主席开辟的航道上,热烈举行第十一届横渡长江游泳比赛。……这时,不知是游泳健儿中的哪一个,第一眼看见了快艇上的毛主席,立即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紧接着,游泳大军高举百面红旗,朝着毛主席的方向游了过去,在旗帜映红的江面上,在两岸江堤上,千千万万人的目光向着毛主席!千千万万人表达着同一个祝愿:伟大的毛主席万寿无疆!千千万万人发出了同一个心声:毛主席万岁!与此同时,停港的船舶,汽笛齐声长鸣,向伟大的领袖表示敬意。欢呼声、汽笛声汇成一片,震撼着武汉上空。^[49]

报道中的乘船而来的领袖,完全如同圣神下凡,千千万万人在目睹了“神迹”之后完成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朝圣仪式。除了群众欢迎毛泽东的场面类似于宗教仪式外,在新闻报道中,毛泽东自身也被大大地神化了。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曾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世界职业长游协会主席曾邀请毛泽东参加两次即将举行的比赛,因为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毛主席的游泳速度几乎是世界纪录的四倍。^[50]

•“神性”消退之后

后“文革”时期对领袖活动的报道依然可见这种浓烈的个人崇拜色彩,如当时的新闻报道和中央文件无一例外地在华国锋主席的名字前要冠以“英明领袖”字样,并经常出现“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向华主席表忠心”等语句。但“文革”造成的巨大创伤,使得个人崇拜已经失掉了它的群众基础,邓小平等新一代领导集体反思历史、顺应民心,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如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讲话,对个人崇拜的危害,以及改革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从根本上避免个人崇拜等问题做了全面深入的总结。^[51]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华国锋同志犯了“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等严重错误。从此,新闻报道中对领导人活动的建构方式终于开始摆脱了桎梏已久的“神性”枷锁。最具代表性的是新华社1984年的一则名为《“小平您好”———北大学生的心意》的报道:

讲到我们党在乌云满天的日子里力挽狂澜,大家想到了邓小平同志;讲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大家又想到了邓小平同志;讲到当前全国的一派大好形势,大家还是想到了邓小平同志。于是,有个学生脱口而出:“就写‘小平同志万岁’。”但“万岁”两个字立即被否定了。大家觉得,这两个字不亲切。经过反复琢磨,终于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写“小平同志您好!”大家觉得,这句话最能亲切地表达对邓小平同志的敬意,最能表达对党中央的领导、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衷心拥护。^[52]

新闻报道的是35周年国庆游行队伍中出现的“小平您好”标语的由来,这一由北大学生自发制作的标语之所以在全国引起如此大的轰动,在于它既表达了民众对领导人的感情又体现出告别过去“个人崇拜”话语的标志性意义。记者敏锐捕捉了游行队伍中这则不起眼的小标语,并详尽描述北大学生制作标语的过程,尤其是否定在标语中用“万岁”字眼等细节,这些都表明媒体在有意识地祛除领导人活动报道上的神性色彩,主动引领社会话语方式的转型。

自80年代以来,对领导人活动的新闻建构方式逐渐由以往的“神圣仪式”转为表现领导者品格与风采的“个人活动”以及表现领导者处理国家大事小情的“政治活动”。前者,主要突出领导者“亲民”、“不搞特殊化”、“廉洁”、“节俭”等道德元素以及“和蔼”、“风趣”、“深情”、“多才多艺”等情感元素;后者,主要突出领导者在面对国内外问题时表现出的政治能力和态度。

例如,新华社1989年报道江泽民与群众欢度国庆的新闻《总书记的问候》提到:

上午10时40分,一辆乳白色的面包车在桥旁轻轻停下,一群干部模样的人走下车来,最前面的那位身材魁梧,身着蓝色中山服。在绿茵草地上欢度节日的人们,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到来,一个摆弄相机的小伙子猛地抬起头来,怔住了:“呀,这不是江泽民同志吗?!”“总书记!”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了过来,江泽民笑着向大家招手。……刚才还有点胆怯的几个孩子,这时都抢着伸过了小手,并高兴地喊道:“爷爷,节日好!”看到一个女孩子额头点有“吉祥痣”,江泽民对她的母亲说:“我的家乡也有这个风俗,小时候我也点过红痣。”总书记亲切的话语,逗得大家笑了起来。^[53]

过去的报道模式中,领袖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占据着报道的绝对中心地位,而群众是没有个体性的、围绕在“红太阳”周围的欢腾而虔诚的人群。而在这篇报道中,是领导人轻轻地走近欢乐的群众,并非群众向领袖膜拜。这种结构方式与细节描写颠覆了改革开放前报道中领导人与群众的关系模式。

1994年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总书记与村支书一席谈》更是从形式上改变了过去把领导人置于报道绝对中心位置的做法:

(江泽民到山西临汾市乔李村看望村民,与村党支部书记王运康一席谈话)

王运康:今天你来了,我们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祝你身体健康。

江泽民:你要晓得,我们来就更高兴了。假如我们农村的支部都像这样子,咱们就好办了。我看全国三分之一有这样子就好得不得了了,山西有三分之一像你这样子,你们胡书记(山西省委书记胡国富)头发就少掉两根。全国都像这样,我的头发就可以长起来了。……^[54]

这则报道不仅表现了总书记的亲切、风趣,而且在报道中是村支书与总书记两人你说一段,我说一段,也体现了形式的对等。再如2003年获中国新闻奖二等奖的《总理帮农民追工钱》,人们在这篇新闻中不仅看到了一位平易近人、关心百姓疾苦的国家总理,也看到了一位大胆泼辣、敢于直言的农妇。2002年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电视报道《温副总理带灾区孩子上课》在报道温家宝与一位失去母亲的孩子的谈话时,镜头里温副总理、教师和众人的视线都集中在一个普通孩子的身上:

温家宝:妈妈没有了?

学　生:嗯。

温家宝:爸爸还在吗?

学　生:在。

温家宝:你还有哥哥吗?

教　师:没有,他有两个姐姐。

温家宝:姐姐还在不在?

教　师:在。

温家宝:别哭啊,你看,你看,老师就像你妈妈一样。

温家宝:啊。

教　师:你别哭,我会像妈妈一样照顾你的,好不好?

教　师:好吧,我会像妈妈一样照顾你的。

温家宝:这些孩子,会懂事早。

温家宝:好好教育,他们会成长得更好。^[55]领导人活动的报道中普通老百姓的形象变得越来越个性化,并占据了较大的份额,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新闻报道对领导人与群众关系的建构渐趋平等。

新时期的领导人活动报道还格外注意捕捉具有人情味的细节。如2005年总书记胡锦涛在视察一个水产养殖基地时和一位捕鱼工人握手的细节就被多家媒体浓墨重彩地予以报道。如《南方日报》的报道《总书记到池塘边鱼跃人欢》中写道:“当总书记弯下腰,向50多岁的老员工谭桂营伸出手时,他马上就把自己又湿又滑又腥的双手往身上的衣服上一个劲儿地擦,岸上的总书记则一直微笑地等待着……”《羊城晚报》的报道《总书记用力握住了我的泥手》则抓住了当时更为感人的一个细节:“总书记手上沾满了腥腥的水,可工作人员递上纸巾时,他却轻轻摆手拒绝了。”^[56]再如著名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除了首次披露了邓小平关于坚持改革方向的重要言论外,另一大特点就是在报道中披露了邓小平和家人在一起的诸多细节,如:

到新疆维吾尔族民居,小平同志走下电瓶车,在这里坐下来,兴致勃勃地观看维吾尔舞蹈。这时,小平同志的小孙子走过来,邓楠抱住他,说:“亲亲爷爷。”小孙子亲昵地吻了小平同志的面颊,小平同志十分开心。……这时身背三部相机的杨绍明(杨尚昆之子———作者注)走过来,握着小平同志的手:“邓伯伯,新年好!”邓榕说:“他是全国摄影协会副主席呀!”小平同志幽默地说:“你们杨家有两个主席喽!”全场大笑起来。^[57]

相关评论认为,在通讯中表现人物时,尤其是表现领导人物时,容易把“人”写成“神”,但是“这篇文章对于邓小平言行的描写,却比较成功地跳出了旧框框,这一点也不得不归功于记者细致的采访。”^[58]在领导人活动报道中表现细节,增加了领导人形象的个性色彩和感情色彩,使得领导人的道德光辉更让人感到亲切、感动而不是敬畏。不过,这类报道虽然从“神性”回归了“人性”,但从一个更深的层次看,报道者对领导人的姿态仍然是仰视而非平视的。对比一下国外记者采写的一些著名的领导人报道,这一特点即会表现得更为明显。

如斯诺对毛泽东的描写是:

直到吃晚饭时,毛泽东才来。那时候,他颇为清矍,身材比一般中国人高,稍显佝偻,他目光炯炯,嘴唇宽厚,眉毛高耸,结实的下巴上长着一颗明显的黑痣,匀称的脑袋上留着长长、浓密的黑发———蒋介石曾为这个脑袋悬赏二十五万元,死的活的都成。……但是,如果说我初次见到他时觉得他古怪,他那绝对的自信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59]

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却不妨碍他用客观冷静的笔触记录中国领袖的外貌与性情。在这里,记者是用平视的姿态(在很多更为犀利的记者那里,甚至是用“审视”的姿态)来报道领导人,而对大多数中国记者来说,在报道领导人时依然采用的是一种仰视的“低姿态”,而不是完全平等的视角。

除了这类具有较强情感色彩、主要表现领导人人格魅力和道德情操的活动报道外,还有一类领导人活动报道重在表现领导人的政治工作能力和在各种政治问题上的言论与行为。在媒体的日常报道中,此类领导人出席各种会议、活动、发表讲话、视察指示的新闻可谓屡见不鲜,甚至有评论者表示已经不厌其烦。但是这类新闻的常规报道数量很多,能被作为经典的却少之又少。

美国的马克斯·弗兰克尔是一位非常敏锐的政治记者,他很善于捕捉领导人在重要活动中的细节,并从中揣摩有关政治大局的重要信息。如他在获得普利策奖的名篇《尼克松访华———一个关键问题及其解决步骤》中写道:

从台湾撤军和与中国接触并不具有直接联系的一致性,但尼克松总统最重要的顾问亨利·基辛格承认,它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再次成为互相独立的两件事”。基辛格先生所用的“再次”这个词最为接近于暗示谈判告吹。但尼克松总统与周恩来总理指出了他们在许多其他场合也坚决主张的目标,包括在整个星期轮流举行的热烈而有节制的宴会上公开相互祝酒。他们是在高昂的情绪中告别的,至少对外界表现的是这样。在昨晚的晚宴上,他们一杯又一杯吸饮着饮料,互相称赞恭维。他们站起来握手。^[60]

这篇报道之所以在众多报道尼克松访华的新闻中脱颖而出,一举获得1973年普利策国际报道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记者具有极强的政治敏锐性,十分善于从各种迎来送往的“仪式”中捕捉那些具有重大政治意味的细节。但我国大多数对领导人活动的报道却只是行程通报加上几段领导人讲话指示而已,连报道用词也是千篇一律的“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宾主双方愉快地进行了磋商”、“指出”等等。这样的领导人活动报道类似于文件和新闻简报,缺乏新闻性,被有的评论者称为“不按新闻规律办事”。

一篇描写省部级领导干部的新闻或许可以提供一个参照。1999年获全国商报好新闻一等奖的现场短新闻《同类商品不同营销,省长李克强说:“这就是差距!”》中提到,在郑交会上,省长李克强仔细询问郑州第三服装厂工作人员有关的产品情况,该厂工作人员言词谨慎,小心翼翼。而旁边一家台资服装厂的工作人员却见缝插针,主动向省长滔滔不绝地介绍本厂产品。省长见状,精心地收起了台商递给他的宣传材料,并指着隔壁的摊位,意味深长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就是差距!”^[61]在这篇新闻中,记者通过李克强在参加郑交会时的言行,实际上指出了李克强在商品推广问题上的看法是既要重产品也要重营销。而这类需要记者主动捕捉的,不仅有“形”而且有“神”的领导干部的活动报道实在是太少了。

新时期以来的领导人报道出现的一种现象是:把领导人作为“个人”来报道时相对成功一些,情感因素和道德因素都表现得让人印象深刻,这方面的经典之作也较多;而把领导人作为一个政治家,表现他们处理各种内外问题之政治能力的成功之作较少,大多为程式感很强的官样文章。对于这种情况,首先必须肯定新闻报道中把领导人从“神”还原为“人”是时代的进步。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光把领导人作为“人”来报道还是很不够的。因为他们的身份是职业政治家,他们对于政治问题的决策和态度较之个人风度来说对公众的影响更大。现在领导人报道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对领导人政治活动的报道较为程式化,新闻模式化现象严重,而改进之道并不仅仅如大多数评论所指出的要抓细节、重情感、平视角,更重要的是要站在一个更为开放的立场上报道领导人的政治活动,记者应从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角度关注领导人在政治活动中的态度、言行、能力和影响,这样新闻媒体才能更好地履行重要信息告知功能和对社会的舆论监督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