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模报道中的“动机”

4.2　英模报道中的“动机”

英雄模范报道是从属于正面报道领域的一个重要的报道范畴,它侧重表现的是那些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在古希腊文化中,“英雄”指的是能做人所不能之事,具有半神性的人。因为“英雄”的能力超出常人,且又不甘心神为之安排好的命运,所以古希腊神话常有英雄反抗命运的悲剧性故事。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英雄的标准一定是和道德相连的。例如,神力无比的后羿射了九日,拯救了人类,但百姓却没有奉羿为天子,而是奉仁义有德的尧为天子。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社会意识里,值得崇拜的不是叱咤风云的勇猛英雄而是仁义如天的有德英雄”^[18]。正因为英雄身上体现的不是不可企及的“神力”,而是人人可以学习的“德性”,正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因此中国文化中的英雄故事往往蕴含着很强的道德训诫意义。“模范”一词作为一个外来语汇,更是具有“模具”、“标杆”、“尺度”的本意,其价值正在于为众人做表率。传统中国虽然不用“模范”一词,但历朝历代俱要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奖掖大批道德君子,使之成为众生垂范。一般来说,“模范”所为之事较之“英雄行为”要更易被学习和模仿一些,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两词的使用并不加以区别。如一个劳动能手可以称为“劳动模范”,也可以称为“劳动英雄”;一个舍身救民的军人可以称为“英雄”,也可称为“爱民模范”。由此可见,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英雄”和“模范”都有号召人们学习模仿之意。

新闻实践中的英模报道除了传播英模事迹外,从一个更深刻的层面来说也体现了媒体通过塑造一群社会“榜样”,试图用一种正面的媒介建构方式去影响受众的努力。既然英模报道具有引导社会风气的内在诉求,而行为又总是由动机产生的,因此在这类报道中对高尚行为“动机”的阐述总是比较明晰的,以使得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认同乃至模仿这类行动。

考察1949年以来的英模报道不难发现,在历史长河的洗刷下,英模报道中的归因逻辑也在慢慢地发生着改变,逐渐从外在的、具有强烈时代政治色彩的道德推动力变为内在的、更具个体特色和符合社会职业期望的道德追求。

•英雄是怎样炼成的

用血肉之躯保卫国土和人民安全的战斗英雄是最能得到人们普遍尊敬和颂扬的一个群体。全国解放战争基本结束后,人民解放军参加的几次对敌战争分别是50年代的朝鲜战争、60年代的对印自卫反击战和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我国媒体对在这些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战斗英雄的描写,也表现出了不同时代的特征。

朝鲜战争时期的英雄报道总体说来秉承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对战斗英雄较为朴素和生活化的描写方式,在对战斗英雄“动机”的表述中,政治信仰是内化的,是与个人的荣誉道德以及情感希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魏巍的脍炙人口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就对这种关系做了最好的剖析:

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战士,在防空洞里,吃一口炒面,就一口雪。我问他:“你不觉得苦吗?”他把正送往嘴里的一勺雪收回来,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咱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过咱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他把小勺儿干脆放下,兴奋地说:“就拿吃雪来说吧。我在这里吃雪,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雪。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甚么就做点甚么。”^[19]

流血牺牲是为了祖国亲人的平安幸福。这不禁让人联想到解放战争时期许多战斗英雄报道中所流露的“只有打败反动派,大家才能过上好日子”的朴素逻辑。正如1948年新华社的一篇报道《英雄的十月》所说的那样,年轻的战士出征前,母亲叮嘱他“现在咱家有吃有穿了有地种了,可别忘了天下的穷人啊!”^[20]

但是在另一篇同样脍炙人口并引起了举国学习热潮的长篇通讯《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中,却出现了将英雄行为的动机做“拔高”处理的倾向。报道对黄继光舍身堵枪眼的一瞬间有一段“全知全能”式的描绘:

在这时候,黄继光又醒过来了,这不是敌人的机枪把他吵醒的,而是为了胜利而战斗的强烈意志把他唤醒了。黄继光向火力点望了一眼,捏了捏右手的拳头。他带来的两个手雷,有一个已经扔掉了,另一个也在左臂负伤时失掉了。现在他已经没有一件武器,只剩下一个对敌人充满了仇恨的有了七个枪洞的身体。这时,天快亮了,四十分钟的期限快到了,而我们的突击队还在敌人的火力压制之下冲不上来。后面坑道里营参谋长在望着他,战友们在望着他,祖国人民在望着他,他的母亲也在望着他,马特洛索夫的英雄行为在鼓舞着他。这时,战友们看见黄继光突然从地上一跃而起,他像一枝离弦的箭,向着火力点猛扑过去。用自己的胸膛抵住了正在喷吐着火焰的两挺机关枪……”^[21]

报道中出现这段“合理想象”除了为使描写更加绘声绘色外,更大的意图恐怕是要在英雄行为的动机上表现出政治觉悟的自觉性。如从写实景的“营参谋长在望着他,战友们在望着他”,到象征性的“祖国人民在望着他,他的母亲也在望着他,马特洛索夫的英雄行为在鼓舞着他”,这种蒙太奇式的转换表明报道的立意是在后者上。通读报道全文也不难发现,文章对黄继光的出身、参军时母亲的嘱托、看了苏联电影《普通一兵》后的感触以及平时工作表现的描绘无一不是精心地为表现英雄动机的政治自觉性做好铺垫。然而,过分的强调反而显得生硬,在政治信仰和朴素情感中造成了人为的隔阂。这种倾向在60年代和70年代末期的战斗英雄报道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了。

1962年对舍身扫雷的战斗英雄罗光燮的报道中我们看到,在每一个成长“节点”上,罗光燮都是通过对领袖语录的体会或描写英雄人物事迹的书籍上寻找精神力量,并最终成长为一个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战士。

不久的一天,在二班的宿舍里,大家围在一起,听班长杨振斌读毛主席的著作:《纪念白求恩》。在罗光燮听来,好像文章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专门为他写的:“……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像给罗光燮动了一次奇妙的手术,心上的那些灰尘被扫得干干净净。^[22]

对越自卫反击战跨越了70年代和80年代两个时期。而这同一场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战斗英雄,在不同时期的报道中却出现了较大的区别。

如1979年一篇报道傣族战斗英雄岩龙的长篇通讯仍然花了大量的笔墨交代战士岩龙在政治上的成长:

他从连里借来《董存瑞》、《黄继光》、《雷锋》、《陈代富》等连环画,请老师们讲给他听。十八岁的傣族青年啊!使出全身的力气理解着、记忆着、思索着,如饥似渴地从中吸取着政治营养,挑选着学习的榜样,慢慢地成熟起来。

由此,苦练军事技能和在战场上英勇杀敌都带有高度的政治自觉性,如岩龙在第一次实弹打靶脱靶后深感内疚:

这一天,岩龙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低着头,眼睛都不敢看人。班里的同志安慰他,他只费力地说了几个字:“华主席抓纲治国,我打‘光头’……”眼泪簌簌地流下来。^[23]

可见,70年代末的战斗英雄报道还在延续着以往报道思路的巨大惯性,而到了80年代之后,对同一场战争的英雄报道的动机描写却表露出了明显的淡化政治色彩、加强个体色彩的倾向。

例如,被中央军委授予“十五勇士”称号的杨国跃就是一位不承认自己是英雄的“英雄”。对于打仗和战功,他有自己的一套朴素逻辑:如他倔强地认为,当兵杀敌是一个战士应该做的,“没有什么好谈的!”而当被问及为什么没有向家里报功时他又说:

我就是为了亲人的安宁,让他们生活得更加美好才来打仗的呀。可是我想起了牺牲的战友们,他们都没有来得及给家里写信报功,就永远地离开了亲人,我这个活着的幸存者,有什么必要硬要抢在头里向家里去报功呢?^[24]

同年另一篇获得全国好新闻一等奖的战斗英雄报道《“靳开来”为国捐躯之后……》报道的是一位在生前颇有争议的英雄人物周在才———有真本事、能力强、敢争先,但也好与领导争论,“不好管”。报道并没有仅仅把周在才写成有缺点的英雄,而是仔细分析了周在才身上那些被认为是“缺点”的问题,指出有些“缺点”其实是优点。如他爱与领导争论战术思想问题,看上去“不好管”,是个“刺儿头”,实际上这正是他热爱军队、爱思考、有独立精神的表现:

周在才爱争论,是缺点还是优点?临战前,三排担任全营的战术示范训练,周在才常和来指导训练的领导干部争论得面红耳赤。营长杨常格说:“其实,他提出的不少意见是有道理的,很有见解。再说,战术思想上出现争论,是好事。”……有的同志说:“现在,下级干部有文化,有头脑,喜欢用平等身份同上级探讨问题,有的领导干部却不习惯,有反感。其实,下面干部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敢于争论问题,是好事,不是坏事。”^[25]

应该说,在描写战斗英雄的报道中,这篇通讯的视角是相当独特的。它借报道一位壮烈牺牲的战斗英雄之机,批评了以往对待人才上的“左”的思想框框,肯定了有独立精神、不轻易苟同、勇于表达并坚持自己看法的个性特点是促进一个英雄人物成长的正面的、积极的因素。

在和平年代,英雄的锻造场虽不再是烽火连天的战争,但要成为英雄同样也必须面对巨大的危险和考验,并且必须为保卫他人的生命和安全而自愿地接受这种危险。这就使得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的英雄报道对象仍然集中在警察以及承担特殊使命的军人等群体之上。虽处在和平年代,但这些英雄们面对的仍然是一个个具体的充满了危险性的时刻。比如,曾成为首届十大“感动中国”人物之一的新疆乌鲁木齐市小西门原教导员赵新民,在2002年2月1日,离春节还有10天的时候,为了阻挡一名身带炸药的歹徒闯入乌鲁木齐最大的天山百货大楼,最终与歹徒同归于尽。这一年CCTV“感动中国”对他的颁奖辞是这样写的:“他出于人民警察的天职,无畏地走向危险。这一刻他无需选择,因为走向危险已经是他的职业习惯,因为在选择做警察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好了这一刻。在爆炸带走一个朝气蓬勃的生命的同时,人们的心灵也被强烈地震撼。”^[26]可见,“这一刻”成为对英雄的考验和试金石,而在“这一刻”之后探寻英雄得以成为英雄的轨迹和动力,也成为几乎所有的英雄报道都会关注的内容。

获第13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电视专题片《热血铸警魂———人民的好警察赵新民》,因为记者拍摄下了“2·1爆炸案”发生的全过程,所以让观众看到了非常震撼的“这一刻”的现场画面。但是记者并不止步于此,而是相继采访了赵新民的战友和亲人,以及熟悉他的群众,让他们还原这名英雄警察生前的点点滴滴。这些内容大致包括:战友回忆:从警26年来,遇到紧急情况总是第一个冲上去;作为基层领导,关心派出所每一位民警的冷暖。群众回忆:赵新民对他们的关心。妻子哭诉:他从来没有照顾过家,一直都在顾外面。母亲悼念:为人民的安全,死得其所。这些占整个专题片近三分之二的内容告诉观众,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并非是偶然的。正如赵新民的一位同事在电视专题片中所说的:“(如果)没有爆炸案这个事情,日常的工作中,他这样拼命地干,他真的也会垮的。”由此刻画出一位心中有大爱、热爱警察工作并能为之献出生命的英雄的立体形象。

不过,把这种立体化的英雄报道与上文提过的战争年代的英雄报道相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和平年代的英雄报道虽然还沿袭着“成为英雄”以及“为什么能成为英雄”的思路,但叙述逻辑中的因果意味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英雄生活中的很多侧面和丰富的细节,构成一种复杂而多面向的“铺垫”,而不再是一种直接的线性因果关系。

除了像郑新民这样的,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保卫人民的英雄之外,和平年代还出现了另外的一些英雄———比如新世纪之后报道较为集中的两大英雄群体:试飞员和航天员。前者如梁万俊、李中华等,后者如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等。获第15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通讯《惊心动魄35分钟》首次披露了试飞员梁万俊的英雄壮举。从事新型战机试飞,这是全世界公认的高风险职业,试飞员只有不断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巨大风险,才能促进战机的研发,推动国防建设。这篇通讯报道了梁万俊在试飞过程中经历的一次重大险情:发动机空中停车。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惯例,作为试飞员的梁万俊可以酌情做出跳伞或迫降的选择。为了保住宝贵的实验样机,梁万俊没有犹豫,他选择了难度极大风险也极大的迫降:

面对这种极为罕见的危险情况,跳伞无可指责,只需0.01秒,便能远离危险。但是凝聚科研人员无数心血的战鹰就会坠毁,故障原因就难以准确查找,新机型的改进就缺乏依据……没有任何犹豫,梁万俊便做出抉择:危险再大,也要尽一切可能把科研样机保住。^[27]

梁万俊为何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正如报道所说的,“英雄壮举绝非偶然。仰望蓝天,人们看到了梁万俊出生入死、挑战试飞极限的一道道闪光航迹”。报道在分析英雄壮举的必然性时侧重于“思想、技术双过硬”这样两个原因。同样,获第17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通讯《英雄赞歌———记独臂英雄丁晓兵》则报道了一位参加过1984年老山战役并负伤失去了一条胳膊的老兵,如何在和平年代重新把自己“塑造”为英雄的事迹。报道也试图剖析丁晓兵成为英雄的必然性。这篇报道的结尾颇有意思:

如果说,20多年前的丁晓兵成为英雄还有偶然因素,那么,今天的丁晓兵,是把自己的英雄业绩归零后,再一步步地在和平环境里,把自己又一次塑造成为英雄!

1987年,南京航空学院大学生王明给丁晓兵来信:我认为你成为英雄,只是过了第一关;假如10年、20年后,仍有事迹从你身上出现,英雄的称呼你才当之无愧!

当年的大学生,你在哪里?你是否听到了这首一直奏响的英雄赞歌。^[28]

按照这篇报道的观点,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并不仅仅体现在危急关头的壮举,更体现在平常的生活中。就像丁晓兵这样,成为独臂战斗英雄后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反而从头做起,上军校、下部队,永远保持着进取精神。正如文中所说,“无法计量他到底吃过多少苦,这是一个把所有困难嚼碎了统统吞到肚子里、消化成为动力的人!是一个扔在地上丁当作响、站起来虎虎生风的男人!是一个永远呈进攻姿势的军人!”这时的英雄,已经被还原成一个大写的人,澎湃着强劲的生命力和意志力。

•劳动模范报道中的逻辑演变

如果说英雄报道受限于特殊的战争环境和危险考验,其叙述逻辑的演变多少还显得有些模糊的话,那么在和平建设环境中的模范报道则可说是一个延续不断的观察对象,从这些报道上体现出的叙述逻辑的变化应该是更有说服力的。

例如,在和平时期出现最多的劳动模范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五六十年代对劳动模范的报道主要侧重于他们出于爱国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努力生产、爱护节约国家财物的事迹。如对50年代出名的劳动英雄王崇伦,一年完成了三年的生产任务,报道称之为“以社会主义劳动态度和时间赛跑”^[29]。表现劳动者群体的报道《“一厘钱”精神》赞美了那些给国家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为了少花一厘钱,给国家多积攒一厘钱,算盘打了又打,潜力挖了又挖的行为。报道认为节约一厘钱、一分钟、一根火柴看似是个小问题,实则是“为人民服务的态度问题”、是“对国家资财的态度问题”,因而报道在最后把这一在生产领域似乎是小得不能再小的问题上升到了关于实现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政治高度:

是的,这是一种非常讲实际的精神,是能够动员所有群众行动的精神。这种精神,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工厂、人民公社、商店和机关的理财之道,也是做好一切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理。不是吗?要实现党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就要有这种“一厘钱”精神,从节约一厘钱做起,从提高每一分钟的劳动效率做起,从提高每一件产品、每一项工作的质量做起。^[30]

与新中国成立初相比,“文革”期间的劳动模范报道不但对“动机”拔得更高、并无限靠拢当时时兴的政治口号,而且在叙述逻辑上把重点放在“因”而不是“果”上,也就是说报道更注重劳模表现出的革命豪情而不是实际的生产成果。如“文革”时期一篇有名的报道大庆会战的通讯《“大庆工人没有冬天!”》全篇几乎都在讲大庆工人的“火一般的革命热情”以及为什么能产生这样的革命热情(因为“大学习、大批判”后思想得到了解放),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处简略地提到生产任务的完成情况。^[31]通讯《豪迈的人》在报道劳动者思想觉悟与行动的关系时,更是到了一种让人匪夷所思的程度———高烧几天的司机小黎为了给工地运送柴油,往返千里,连续在极危险的山路上开车20多小时。在极度疲惫的情况下因为想到毛主席的指示,心中再次充满力量,终于完成了任务。^[32]

类似这种无视安全生产规则、挑战人的生理极限的情节在这一时期的模范报道中反复出现,并非是一种偶然现象,其实这源于人类意志中“精神”与“肉身”的深刻的二元对立。通过贬抑“肉身”而使“精神”得到张扬和升华的模式深深烙印在我们的集体无意识中,“文革”期间这一关系发展到了极端化因而显得荒谬,但在其他时期的劳模报道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大量雷同的情节:带病工作、受伤不下火线等等,在很多情况下,这样做并无实际上的必要,可似乎没有肉体的“受苦”就不足以凸显精神的“伟大”。这一隐含的叙述模式直到最近的几年里才开始有人注意到它的不合理之处,但要全社会对此形成一种冷静而清醒的反省意识,恐怕还需要很长的过程。

劳模报道叙述逻辑的实质性的改变是从80年代开始的。

一方面,个人能力品质在取得劳动成果上的作用越来越大。

80年代出现了大量“劳动能手”式的劳模报道,这与当时国家重新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富”成为一个时代主题是密不可分的。五六十年代的劳模报道中固然也有很多“劳动能手”的报道,如创造了“郝建秀细纱工作法”的纺织女工郝建秀、练就“一把抓”、“一口清”过硬本领的售货员张秉贵等,但政治觉悟和思想力量仍是他们取得业务成功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如从《中国青年报》1951年9月14日二版通讯的标题———《社会主义的劳动态度———郝建秀是怎样创造她的工作法的》中就可见一斑。而80年代后的“劳动能手”报道,不但肯定了在为国家创造财富的同时也为个人创造财富的做法,而且逐渐淡化了政治动机的作用,加强了个人品质和个人能力方面的作用。

例如,1983年《辽宁日报》的一篇报道就很典型地把一个农民在粮食生产上的成功归为他的“勤劳”:

刚进头伏,辽阳县穆家公社徐家大队6分队粮食专业户刘秀文,指着眼前大片大片墨绿墨绿的玉米地,拍着胸脯对来访的县委书记武广洪说:“我今年要向国家交售13万斤商品粮。”刘秀文一家4口,除了铲地请人帮工外,承包的167亩玉米地,主要靠一家老小起早贪黑,辛勤劳作侍弄起来的。^[33]

不过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新闻报道对于成为“劳动能手”的原因阐释逐渐从更具传统意义的“勤劳”、“苦干”转为更具现代意义的“掌握科技知识”、“观念新”、“有经济头脑”等等。如90年代初对华西村的报道重点即放在他们搏击商品大潮的勇气、胆识和智慧上,一篇获1992年全国广播电视新闻奖一等奖的消息《华西农民学外语》就是从一个很小的侧面反映了中国农民的观念变化:

【画面】采访村党支部书记【解说词】千百年来围着黄土地忙乎,目不识丁、足不出户的庄稼人,如今都想学外语,到国际市场上去求发展,这是近几年来农村才有的变化。^[34]

另一方面,个体价值追求逐渐成为劳模报道中与集体主义价值观并行的、合理的精神动力。

80年代有一篇别具特色的劳动模范报道值得一提。1983年《人民日报》的报道《妈妈教我放鸭子———记湖北沔阳县彭场公社陈惠容的谈话》报道了全国最小的“三八”红旗手———18岁的陈惠容的事迹。有趣的是,这篇描写全国劳动模范的通讯既没有突出陈惠容的政治觉悟,也没有突出陈惠容对于经济致富的自觉性,而是从一个姑娘伢的口气写劳动,写出了一种发自内心、超乎功利的纯真的热爱。

我到北京、到武汉开妇女会,一些姐姐、阿姨、奶奶都爱围着我问:“你一个人在野外,不害怕吗?不寂寞吗?”我回答她们:“我像鸭子一样,爱上了湖中水,石头打来也不飞!我怎么会寂寞、害怕呢?我又不是光杆司令,我有1000多名鸭兵!我爱它们,它们也拥护我。”我还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为什么我召唤鸭子,不叫“鸭鸭鸭鸭”,而是叫“鹅鹅鹅鹅”?这是在抬举它们呢!因为在家禽中,鹅最漂亮。喊它们是鹅,表示它们和鹅一样漂亮,它们听了高兴,就服从我指挥。原来鸭子跟人一样,也喜欢听恭维话哩。^[35]

由此,个人的喜好和追求也可以成为劳模报道中一个重要的“动机”,“实现人生价值”、“对工作的兴趣与热爱”是至少可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奉献”并列的劳动模范的精神推动力。例如,1996年推出的徐虎和李素丽报道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劳模报道,新华社通讯《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记全国劳动模范、水电修理工徐虎》、北京日报的《岗位作奉献　真情为他人———记北京市21路公共汽车售票员李素丽》和光明日报的通讯《北京有个李素丽———21路公共汽车1333号车跟车记》囊括了当年中国新闻奖特别奖的全部份额。对比这几篇报道与改革之前的著名劳动模范报道不难发现,以往的报道是要把劳模往“高”里写,即使劳动模范原先表现出的只是朴素的感情,但经过一个阶段的成长后也必然要上升为个人为集体服务的高度的政治自觉性。

如50年代对纺织劳模赵梦桃的报道《红桃是怎么开的?———记党的忠实女儿赵梦桃》就清楚地表现了这一逻辑:赵梦桃是一个在旧社会长大的苦孩子,但她性子倔,拼命要用劳动养活父亲。进入新中国的工厂后,她深切地体会到了翻身做主人的感觉以及深厚的阶级友爱,由此,她下定决心要“好好干!下苦干!老实干!”“报答党的恩情”。报道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以此为一个新的起点,详细记述了赵梦桃如何在实践的锻炼中从一个对党和国家有朴素感情的勤劳能干的好工人成长为一位真正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社会主义劳动模范。在这一过程中,“入党”往往都是一个最重要的“仪式”,它标志着报道对象的真正“成熟”:

支部大会通过了。

她走出会场之后,第一个涌上来的念头就是:“今后我能做一个怎样的人民勤务员?怎样才能配得上党员这个称号呢?”

党的血液,在梦桃的身上流动。她的眼更明,心更亮了。

梦桃对人说:“一个党员不能再像我过去那样,只懂得好好干、下苦干;还要懂得为谁好好干,为什么好好干,怎样好好干才行!”^[36]

因此,当一个真正的劳模懂得了他/她是在为“党”、“国家”、“人民”和“社会主义”等崇高的理念而工作的时候,他/她的“小我”隐退了,或者说“升华”了,成为“大我”的一部分。也正因为这样,所有的个人的牺牲和奉献———长期的加班工作、忍受别人的不解、积劳成疾乃至献出生命都不仅不是负担,反而是一种最大的幸福。如描写劳模病逝的情节往往都是整个报道中被赋予最大感情的段落。

而以李素丽、徐虎为代表的新时期的劳模报道,却着力把劳模往“平”里写,除了用朴素的言行、大量的细节使得报道亲切可信外,更主要的是,在劳模们为社会奉献的背后不仅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意识,也有个人在工作中获得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以及驱使他们不断努力的个人价值追求。如徐虎在一次居民自发组织的评选活动中被选为“上海市优秀社会服务工作者”,这让他看到原来自己平凡的工作是如此地被社会需要,也让他深刻地感到了自己的价值。由此他萌发了下班后再义务为辖区群众服务的念头,并风雨无阻地坚持了10年。虽然每年的除夕夜,团圆桌上总少他一人,虽然他为此牺牲了很多天伦之乐和个人爱好,但也因此收获了“充实”和“欢愉”^[37]。李素丽是一名普通的公交售票员,从事着大多数人看来最简单的工作,但她却深深地为自己的岗位感到自豪,并因此把普通的工作当成重大的事业一样去用心地做,力求尽善尽美。她自己也在工作中收获了很多快乐、感动和满足。

李素丽说:“我说不清楚是我奉献给他人的多,还是他人奉献给我的多。我心里只有一句话,我在售票员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实现着我自己的理想和人生追求,我永远属于我的乘客,属于我的岗位;我的服务能使乘客满意,胜过任何荣誉。”^[38]

不少研究文章在评论新时期以来模范人物报道的变化时,往往侧重从报道语言的生活化、注重挖掘细节、有人情味、用平凡的事迹表现崇高与伟大等来分析,并认为这些变化使得报道变得可亲、可信、可学了。但本章认为这些具体的报道手法的变化仍只是浅层次的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英模报道的叙述逻辑的转变,英模报道的“动机”叙述中逐渐增加了个体性因素———个人的能力、品质以及价值追求,因此才能对现代社会中作为一个个体的读者产生触动,让他/她感到可亲、可信和可学。应该说,英模报道中叙述逻辑的转变是社会观念转型的一种表征,它不是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种宏观变化也未必能被每一个新闻工作者清醒地意识到,因而我们也看到当代的一些英雄模范报道虽然在报道手法上也非常注重感情的渲染、情节的生动,可就是不敢承认和重视个体因素,所以始终也无法唤起广大受众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