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评价”方式的变化

5.2　媒体“评价”方式的变化

从“事实”到“报道”过程中,新闻媒体对意义与价值的建构,不仅与媒体对“事实”的叙述转换方式有关,与媒体叙述者对“事实”的评价方式同样也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对于中国新闻界来说,“评论与报道分开”的理念还没有完全成为行业共识,而长期以来“政论文体”的盛行和以宣传教育为主要目的的新闻追求,更使得中国新闻报道中媒体对事实的“评价”色彩显得较为浓重。尽管从一个宏观层面说,在国内的新闻报道中,媒体叙述者始终表现出了较为强烈和明确的“评价”意图,但如果我们把目距拉远到1949年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长河中看,便能发现新闻报道中媒体对事实的“评价”方式还是发生了较为明显的改变。本章仅从媒体叙述者在新闻报道中的“评论”语言和对新闻事件不同当事方表现出的“偏向性”上来看媒体对新闻事实“评价”方式的变化。

•从直接评论到“无形的意见”

90年代之前,媒体叙述者在“记录”新闻事实的同时,非常倾向于在报道中同时也鲜明地表明媒体的态度和评判。当然,这种直接评论的方式在1949年之后90年代之前的不同历史时期里也有不同的表现。

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报道中时常可以看到记者在新闻里以第一人称来叙述,自然,报道中的评论也是由“我”来发出的。如1954年的一篇通讯名作《孟泰仓库》记述了记者访问特等劳模孟泰的经过,报道中时时出现记者“我”的感想,最后在采访结束之际,叙述者由衷地发出了感慨:“我的眼眶突然润湿了,心想:‘真是一个心灵高贵的人啊!’”^[16]这里,评论者是站在一个被劳动人民教育和感动了的知识分子写作者或者说普通公民的角度,对被报道对象做出了崇敬和仰慕的评判。

再如魏巍的通讯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里处处用充满了感情的笔触,描写了作者“我”受到的感动: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朋友,当你听到这段事迹的时候,你的感觉又是如何呢?你不觉得我们的战士是最可爱的人吗?……朋友们,用不着多举例,你已经可以了解我们的战士是怎样一种人,这种人是甚么一种品质,他们的灵魂是多么地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伟大人民的优秀之花!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17]

作者以国内人民的代表自居,对志愿军的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种评价不是居高临下的点评,而是站在平等甚至有些略低一等的角度对志愿军战士的由衷赞美。

类似这样的评论在《“一厘钱”精神》等报道中也有体现,如《“一厘钱”精神》的结尾是:“‘一厘钱’精神显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伟大的事业要从最小的事情做起。亲爱的读者,当你抱着雄心壮志要建设好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时候,你就从自己经营的一厘钱、一个产品和自己的每一分钟做起吧!”^[18]这些报道中记者的评论方式是站在普通读者的立场上对新闻事实做出很高的评价,并在赞美、感动等基调下,要求和号召普通读者向英雄模仿行为学习。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的某些新闻经典报道带有很浓重的“散文”特征。一方面报道要“形散而神不散”地传达某些观念,另一方面,报道又带有记者“我”的观察视角和个性特征。这个时候的记者“我”虽然普遍带有被所报道对象(工人、农民、士兵)教育与感动的略低一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角色感”,但毕竟还带上了几分个性色彩。

“大跃进”和“文革”期间,报道的直接评论中,媒体叙述者的“个人”色彩淡化了,或者说媒介角色已不再可能和个人角色画上等号。新闻报道中隐含的叙述人变成了阶级、政党和绝对真理的“代言人”,并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对新闻事实做出“判断”、向广大读者发出“指示”。这种“代言人”的角色事实上是非人格化的,因为其已经超越了人的任何局限性,可以超越时代与历史的限制,直接代表“真理”。如《人民日报》1967年的报道《记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说: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就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历史的时钟按照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英明的伟大的预言敲响了!^[19]

在这里,媒体叙述者成为历史仲裁者,可以看到“历史的时钟”按照毛主席的预言敲响。

再比如,新华社1973年的报道《金色的十月———昔阳县秋收见闻》中也没有出现记者自己的视点,而是从所谓“真理”的角度直接下判断:

政治挂帅搞秋收,大寨的秋收仗打得干净利落。……没有见过的大旱,没有见过的大干,赢得了一个没见过的大丰收。大寨贫下中农把革命的红旗举得更高!^[20]

“文革”之后,整个80年代的报道中又开始出现了大量以记者第一人称口吻做出的直接评论,所不同的是,与50年代的评论相比,80年代中记者的评论角度往往是站在“精英”的立场上对社会政治现象的表扬或批评。

如1983年《人民日报》的报道《抚顺钢厂的教训》,记者在记录了抚顺钢厂管理混乱、弄虚作假的情况后,在结尾处有这样一段评论:

从我们同抚钢同志多方面接触中感到,抚钢的党政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在回顾分析了企业整顿工作的问题以后,是能够正确对待省政府的决定的。相信他们会在新的起点上把抚钢办好。^[21]

在这里,媒体叙述者是站在高于被报道者的角度上,对他们提出希望和要求。这一时期媒体习惯在报道的结尾处加上一段“点评”,“点评”虽不见得都以第一人称出现,但以“精英”自居的口吻却是相当明显的。如1982年岁末,中国田径队总教练黄健在年终总结上,一反常例,不说好话套话,而是做起了自我批评。媒体对这一报道所加的点评是:

按旧风俗,逢年过节要说好话,以取吉利。但黄健破常规,树新风,带头检查工作中的不足,表现了一种严于责己的奋发向上的精神。事物总是一分为二、不断向前发展的,能够看到自己工作中的不足,就是新的进步的开始,也是事业发达的标志。^[22]

对于一件“小事”,记者也有强烈的要挖掘“微言大义”的意识,并生怕普通读者无法体会到记者的深意,直接把这其中的道理告诉读者。在“摆事实”后直接“讲道理”是这一时期媒体报道的一种较常见的方式。

80年代的媒体评论还站在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角度,以社会公正的代言人自居,对一些地方政治不清、政令不行、贪污腐败等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如1988年《安徽日报》的一篇报道记录了合肥银河菜场因为封闭了“西门”,给居民生活带来不便的事。看似小事,但记者却敏锐地抓住了这其中所反映的政令不畅的问题:

为开银河菜场的一个门,已经上去了一位省长、一位市长、一位市委书记和一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还要再上去多少人呢?!^[23]

问号加感叹号,表达了媒体叙述者的强烈不满和对官僚风气的批判。但是,今天的我们从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来看,这篇报道所反映的问题也许也有管理部门不得已的苦衷。如银河市场的西门紧邻环城公园,开此门,确实妨碍卫生。本书作者在合肥生活多年,知道银河市场紧邻的环城公园就是著名的包公祠所在地,在一个重要文化景点的旁边开菜市的大门,似乎确实也有点说不过去。但这篇消息完全没有从园林环保部门的角度出发,只是提到了“封门”对居民生活的不便,也没有考虑省市领导始终不能决断是否也有顾忌市容美观的因素,而只是一味从政令不行、官僚习气的角度加以批评,这多少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媒体叙述者在以“精英”自居的时候,或多或少也有滥用话语权力的可能。

80年代,在中国当代的文化坐标上,似乎不仅仅只是一种时间的标记。在更多的语境下,80年代还是一段由青春、启蒙、思想、伤痕、现代性等语词组成的特殊历史的“隐喻性表达”^[24]。这一概念中蕴涵着的“精英”意味到了90年代则逐渐开始被更加“世俗化”的“大众文化”所替代。在社会文化氛围与媒介自身生态全面转型的促动下,作为文化知识分子一员的新闻从业者的话语方式也在发生变化。至少在新闻报道中那种流荡着激情、背负着迫切启蒙教化愿望的直接评论方式正在渐渐淡化,代之以“无形的意见”表达。

有趣的是,“新闻是一种借助事实来表达的无形的意见”这一论断是胡乔木早在1946年在《人人要学会写新闻》里的观点^[25]。为何在此后几十年里,中国新闻报道不仅有“无形的观点”,而且还充斥着那么多“有形的观点”?这实在是很值得玩味的。90年代之后,新闻中的媒体叙述者显得不再那么“张扬”,也不会动不动就“挥斥方遒”,他们的立场与倾向往往借助报道中其他消息来源之口来“评论”。

如1995年获中国新闻一等奖的长篇通讯《寻找时传祥———重访精神高原之一》中,记者怀着对时代精神的追问,走访多人,想了解人们对多年前的老劳模时传祥的看法。不能说记者在这一过程中没有思考和倾向性,也不能说记者通过这篇通讯仅仅只是为了了解社会看法,而没有自己的引导目的。例如,通讯的结尾是:

几天前,记者与几位挺有身份的人士聊天。有人问“忙什么?”“在写时传祥。”大家就笑。后来其中一人单独对记者说:“现在赚钱再多的人内心深处也都有一种感慨———大家都能像时传祥那样正直、敬业、实在,该多好!”^[26]

用这样一个消息来源的评论作结,在很多人看来,这就代表了作者个人的观点,也是整个作品所要弘扬的主旨。例如有的评论文章写道:“结尾含蓄:表面看‘写时传祥’遭人嗤笑,但事实是,正是在这‘笑’中的‘一个人后来单独’对记者表示了对时传祥精神的渴望和向往———这是一种更深刻、更耐人寻味的对主题的深化,是对今天人们内心仍存美好的一种肯定。”^[27]

但是,从直接评论到“无形的意见”,改变的只是媒体叙述者“评价”事实的方式,却没有取消他们对新闻事实的评价“意图”,也就是说“直接评论”是记者以媒介叙述人的身份在报道中直接亮明观点,而“无形的意见”指的是记者不在报道中直接摆明观点,而通过事实自身来“说话”,这也就是90年代以后在我国新闻界流传很广的口号“用事实说话”。“用事实说话”是新闻评论节目《焦点访谈》提出的口号,与“用观点说话”的纯言论性节目《央视论坛》一样,本来只是说明《焦点访谈》的节目定位。但是“用事实说话”在中国新闻界的流传与普及却远远超出了一档电视评论节目的自我定位,而演变成新闻报道意义建构的普遍规律。1999年,尹连根在《新闻传播》上发文,首次对“用事实说话”这一新闻界耳熟能详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用事实说话不是新闻写作的规律。此文发表后引来了数篇表示赞同或反对的文章,如陈力丹、季为民等认为“用事实说话是宣传方法而不是新闻规律”^[28],而何光珽、赖新蜀等人则持相反的论点^[29]。本书认为这一场论战实际上涉及了新闻与宣传、我国新闻媒介的定位等当代新闻事业中的核心问题,很难用三言两语做出评价。一方面,“新闻用事实说话”、“借助事实表达无形的观点”这种说法确实在新闻与宣传的定位关系上有混淆之处。按照这种说法,先决定好要“说什么样的话”,然后再去寻找相应事实的做法是否可行?谁来规定新闻要“说什么样的话”?其正确性怎么保证?如果不从思想上厘清这些问题,新闻媒体依然难以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获得自身的明确定位。由此看来,陈力丹等人对“用事实说话”这一口号的警觉是相当有必要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结合1949年以来中国新闻实践的历史背景来看,新闻“评价”方式能“用事实说话”、“表达无形的观点”较之在报道中直接下论断,这从传播观念上来说是一个进步。而且,如果我们能进一步摆正“事实”与“说话”的位置,把新闻所说之“话”视为渗透在新闻叙述过程中必然的意义建构,而不是在报道之前就已经“预定”了的观点,那么新闻叙述中这种“评价”方式的转变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从“偏向”到“相对中立”

媒体叙述者对新闻事实的“评价”方式除了直接或间接对事实发表看法外,还可以通过对新闻事件中当事人的不同态度来体现。如2003年黑龙江电视台的报道《艰难的“粮改”》中有这样一段话:

今年伊始,我省提出:用两年时间,实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逐步取消粮食保护价收购,将给予农民的“间接补贴”,调整为直接补贴。然而这样的决定对于粮食部门,却无异于虎口夺食。以往实施“粮食保护价”收购,给予农民的补贴资金是通过投给粮食部门这个中间环节实现的,一旦改为直补农民,粮食部门将损失一块巨大的“肥肉”,而且今后他们还要直接进入市场收粮,接受洗练。于是这样的一场改革不可避免地遇到了“阻击”。^[30]

媒体叙述者在这段报道中的“用词”耐人寻味。对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对峙”的双方:省政府和省粮食部门,新闻媒体在叙述上是有所偏向的。如对省政府直称为“我省”,这意味着省政府不仅是一级行政单位,而且是全省的代表,其决定天然是符合全省人民利益的。与此相反,新闻事件中的另一方———粮食部门却被比方成“虎”,经过粮食部门中转的补贴资金被视为是它们的“肥肉”,这自然也暗含了粮食部门从中“揩油”的意思,而粮食部门对省政府决策的反对被称为“阻击改革”。可见,在这一段不长的报道中,媒体叙述者对事件双方的“偏向性”就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了。类似于这样的,媒体叙述者通过选择不同的语词和细节,给予不同程度的关注等方式来对待新闻中的不同当事人,实际上也表达了媒体叙述者对于这一新闻事件的倾向性态度。

我国新闻媒体在对新闻中不同当事人的态度上长期以来表现得较为“爱憎分明”,对于正面人物,往往不吝使用大量的褒义词,而对于被批评对象则常常“声色俱厉”。如果在同一新闻事件中出现观点不一致的几方当事人,媒体强烈的偏向性很容易把本来可能很复杂的社会矛盾报道得“黑白分明”。如1968年《文汇报》就报道过一场公共汽车上的“争论”:

本市爱国小学教师段东红同志来本报读者来访接待室反映,他在上月二十八日上午在乘二十五路无轨电车时,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段东红后面座位上一个中年妇女对着小孩唱一首外国歌曲《宝贝》。他听了感到很刺耳,就猛然站起来向中年妇女严厉地指出:“这支歌不能唱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歌?”车上有好几位乘客支持他的意见,都说《宝贝》是资产阶级靡靡之音,现在居然还有人散播,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也有个别乘客不同意这一看法,认为把对孩子哼哼歌曲说成阶级斗争,提得太高了。正在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车上的一位售票员说:“我坚决支持这位同志的意见,这的确是两个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的反映。”……那个气呼呼的乘客说:“她可能不知道这支歌不好唱……”一位工人模样的乘客接上去说:“不对,这是思想感情问题,她为什么喜欢唱这种软绵绵的歌曲,《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不是很好的歌吗?我们就是爱唱,要天天唱,为什么她却爱唱资产阶级的歌呢?”^[31]

看上去是报道“争论”,实际上媒体叙述者早已有“结论”。“正确”的一方是“猛然站起”、“严厉”这种“大义凛然”的形象,而“错误”的一方则是“气呼呼的”,显得底气不足。“正确”一方的观点表述充分,而“错误”一方的话还未说完就被打断。但是,当时媒体用强烈的偏向性表达的“对错观”,在今天看来却是应该被颠覆的。这也说明,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矛盾并不那么容易直接下判断,作为社会记录者的媒体有义务及时反映社会冲突、争执与不和谐的一面,却不应过于轻易地下结论。

80年代以后,媒体在一些社会问题报道上逐渐开始表现出较为平衡的姿态,对互相有冲突的消息来源采取较为中立的报道态度。如1986年的全国好新闻《让孩子给你打个分吧———记一次小学生讨论会》^[32]报道了孩子们反映在家挨打的问题,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但记者没有止步于此,又接连推出了反映家长和老师心声的报道,让人感到孩子的教育问题是社会的一件大事,涉及很多复杂的因素,远不是批评教育几个粗暴的家长那么简单。

甚至在一些是非对错比较明显的事实面前,一些媒体叙述者也能做到较为平衡地报道当事双方的不同观点,并不简单地“一棍子打死”。如2003年新华社一篇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通讯《五河:城市贫民背不动豪华广场》报道了安徽省五河县因修建大型文化广场,致使大量贫困拆迁户无家可归的事。五河政府在中央三令五申严禁建设劳民伤财“形象工程”的情况下,顶风违规,造成的后果又比较严重,问题的是非性是很明显的。但即使这样,媒体叙述者也没有简单地把这一报道做成一篇“解气”报道,而是同样也给了县里领导诉说苦衷的机会:

主管这项工程的县领导介绍,建广场为了拉动五河经济,为了这个项目曾经大哭了三次,“有时连自杀的念头都有”。他不无委屈、困惑地问记者:“我们确实想为群众做点事、为五河县发展使把劲,可群众怎么就不理解?”^[33]

这种两面报道的做法,有助于让受众了解更广泛的信息,帮助他们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做出冷静的判断,同时,这也是媒体叙述者逐渐走向成熟理性的标志。

大哲学家金岳霖在西南联大时期曾与他的学生殷海光有过一次谈话。当时正是各种主义竞相争雄的时候,学生向老师请教哪一派是真理。哲学家沉吟片刻,缓缓地回答:“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学生又问:“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老师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的思想。”^[34]这一段话表明,一定意义上的“距离感”是成为一位真正的学者所不可缺少的,这是学者独立思想的保证。作为时代的记录者,新闻记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应该有这种“距离”意识。白岩松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的一段话,颇耐人思考:“你们集团有人一次跟我聊天说:‘你在做节目的时候你更多考虑的是政府还是百姓?’我说:‘我实话告诉你,其实我都没考虑,而是考虑新闻本身。’如果说我上来就考虑政府,或者我要站在弱势群体的利益上,其实表面上看很容易赢得掌声,但它不一定对啊。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一定要清醒,你的距离感是什么?你的客观度是什么?现在有人站在弱势群体的角度上其实在阻拦着改革。有人说:‘你要替老百姓说话啊。’我特别反感这句话,这么居高临下,我是谁?我就是小城市里出来的小老百姓一个,我就是老百姓本身。这一个‘替’字就太可怕了,这就是你的血液啊。弱势群体或者老百姓是你血液里的东西,不用你天天放在嘴边,错不了。我们过去总谈论,中国新闻的发展更多在关注意识形态,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中生存给新闻带来的扭曲越来越严重。你看,未来这种生存扭曲对新闻的伤害可能不亚于过去我们认为的那些东西对新闻的伤害,这是很要命的东西。”^[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