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的叙述风格

6.2　非理性的叙述风格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前17年里的新闻叙述风格是站在事实的基础上对新生活做了一种较为理想化的描绘,那么“文革”时期的大部分新闻报道则已经脱离了事实的制约,呈现出非理性的状态。

一方面,表现为非理性的爱、忠诚和信仰。

如《人民日报》1969年的报道《豪情满怀庆“九大”红心献给毛主席》中说: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的特大喜讯传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条条山沟顿时沸腾起来。广大贫下中农豪情满怀,斗志昂扬,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争分夺秒地用实际行动向“九大”献礼,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表达忠心。……原来,队里没有打算修建这个大坝,他们考虑到赶在今年春播下种前完工,时间短,劳力紧,曾经提出修一道简便的小坝。可是,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在用实际行动迎“九大”的战斗中,决心在最短的时间内,高质量地修好大坝。……老英雄贾进才带领几个社员天天早出工,晚收工,一天两顿饭吃在工地。他说:“多打一块石头,就是多为革命出一把力,多向毛主席表达一份忠心。”垒坝需要加快进度,大队长贾承让同志想,要加快垒坝进度,先要加快人的思想革命化进度。他组织垒坝的社员,一遍又一遍地学习和讨论了《人民日报》社论《抓春耕,促春耕,夺取农业新丰收》。^[8]

在这篇典型的“文革”报道中,“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表达忠心”、“红心献给毛主席”等话语不但充斥着整个报道,而且是报道中所有行为的唯一动力。例如,文中提到的修大坝一事,本来从实用和经济的角度讲是完全没有必要修的,但这里修不修大坝成了对毛主席有没有忠心的政治问题,因而已经无法纳入正常的生活逻辑去讨论了。而报道中对“多打一块石头,就是多为革命出一把力,多向毛主席表达一份忠心”等语言,丝毫不考虑其在逻辑上是否成立,只是一味地把日常生活事件高度象征化、政治化。此外,在本书前几章提及的把领导人活动做“神圣化”、“仪式化”的描写,在灾害报道中把坏事硬说成好事等,也都属于这种为了极力表明某种感情而践踏真实、颠倒逻辑的非理性状况。

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非理性的仇恨。

“文革”期间,暴力语言大量充斥在报道中,把社会人为切割成“革命”与“非革命”的两大块。新闻报道对于那些被认为没有革命性的东西,充满了切齿的仇恨和恶毒的攻击。

如1966年《北京日报》报道红卫兵们“破四旧”时说:

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在市内主要街道的墙头上,贴出充满革命豪情的向旧世界的宣战书。宣战书中说: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冲击着资产阶级的各个阵地。资产阶级的温床保不住了。“飞机头”、“螺旋宝塔式”等稀奇古怪的发型,“牛仔裤”、“牛仔衫”和各式各样的港式衣裙,以及黄色照片书刊,正在受到严重的谴责。“红卫兵”们指出,北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大街上怎能容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留下的臭名字!他们在广大市民的热烈支持下,倡议把“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街”,把解放前禁止劳动人民通过的使馆区“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把“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把王府井大街改为“防修路”。……“全聚德”烤鸭店的革命职工在北京二中、十五中、六十三中“红卫兵”的鼓舞下起来闹革命,砸掉挂了七十多年的“全聚德”三个字,正式换上了“北京烤鸭店”的新招牌。在“全聚德”工作多年的老工人们激动地说,“全聚德”三个字是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铸成的。我们砸毁它,是决心彻底捣烂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残余,是彻底扫除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陋规习俗。^[9]

这篇报道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符号的决绝的批判态度令人震惊。叙述者不但用“稀奇古怪”、“臭名字”、“陋规习俗”等贬义词称呼被批判的发型、衣饰、地名和店名,而且把这些日常生活的符号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等直接挂起钩来,对这些生活“小节”不惜动用最猛烈的文字“炮火”给予攻击。对于生活符号是这样,对于被视为“反革命”分子的批判语言就更为暴力了,有的甚至粗口谩骂,斯文扫地,如“刘少奇一类骗子是猪嘴里吐不出象牙”^[10]等等。这些报道往往用“战斗”的语言去“狠批”“猛斗”,至于这些被批判的对象为什么坏,坏在哪里,造成了什么影响,为什么以前没有注意到等问题则从来不加考量。事实上,“文革”报道中的非理性的“仇恨”和非理性的“热爱”一样,并不考虑与社会真实的切合度,只是要借着这种极端的感情来表明自身的革命性、与“反革命”划清界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