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 抒情与思辨的叙述风格
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闻事业的改革首先就是从改变新闻报道文风开始的。在新闻体制,甚至新闻报道的选择模式、主题界定、逻辑推理和叙述方式都还没有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新闻界就已经掀起了改变“文革”时期虚假、僵硬文风的呼声,提倡用“真、短、快、新、活”的方式来写作新闻。新时期的新闻改革之所以会从改变报道文风开始,一方面这是新闻报道给人的第一观感。十年浩劫中的新闻报道充斥着千篇一律的空话、套话,并不时用暴力语言、非理性的语言来表达某种盲目虚假的感情,这已经让广大受众处在一种忍无可忍的状态。例如,“文革”后期《人民日报》编辑部曾收到一封读者来信,正面写着《人民日报》总编辑收,背面却写着“戈培尔先生”收。[11]因此,“文革”结束后,新闻界迫切需要改变自身的形象,自然会首选表征最为明显的报道风格作为突破口。另一方面,新闻叙述风格的改变相比于新闻叙述的其他构成要素的改变,要容易一些。新闻主旨的界定、新闻报道呈现出的逻辑模式等问题往往涉及一些更为深层次的集体无意识心理,不那么容易被认识,因此改变起来难度较大。而新闻叙述风格往往体现为记者对语词的选择、报道结构的安排等较为表层的新闻写作问题,认识起来并不太困难,也容易做出变革和调整。
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闻叙述风格逐渐去掉了“文革”时期刚猛僵化语言风格的影响,变得清新可人起来。如1979年郭玲春的名篇《一颗燃烧的心———访作家巴金》:
我细细地读着,寻访着。……原先,他曾经真诚地清理自己的思想、作品,在一份份书面汇报上敞露胸怀,甚至想到用体力劳动来弥补“过失”。后来,他醒悟到斗争的复杂,于是用作家深邃的目光观察周围,用一种韧性对待眼前的斗争。……他知道,巴金的一个字、一片纸,当时是没有出版社敢于问津的。他只期望把世界文学的宝藏留给后人,哪怕在图书馆里作为一份资料,日后自会有人去开采、发掘。……我认识了巴金,找到了一颗用生命之火点燃的心。[12]
其实,仅从采访的角度看,这篇新闻不能算成功。因为记者并没有“采访”到巴金本人,只是在巴金留下的作品、日记中去“寻访”这位老人的精神轨迹。但是报道在涉及知识分子在“文革”时代的遭遇时,并没有简单地表达“爱憎分明”的强烈情绪,而是用“同情式理解”的方式,追寻着巴金的心路历程,刻画了这位老人善良、坚韧的内心世界。这对于看惯了“文攻武斗”、“口诛笔伐”的“文革”新闻的读者来说,不异于是一股清新的春风吹进了人们久已干涸的心田。“文革”时期的报道可以说是一种“非人化”的报道。无论是被热烈歌颂的楷模,还是被万人声讨的罪人,实际上都远离了人自然而真实的感情,只是一个干瘪空虚的政治符号而已。而改革初期新闻报道的清新之风主要体现为叙述者在报道中抒发了一种真诚的情感,这使得被报道对象从过去空洞的政治符号还原为有血有肉有情有爱的“人”。这一时期大量的人物报道中都体现了这种较为强烈的“抒情”风格。
如郭玲春的另一篇佳作《金山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是一则讣告新闻,但报道突出的不是事件,而是人本身:
人们看着剧场大厅里陈列的几十帧照片,仿佛又重睹他的音容笑貌,他成功地塑造的爱国诗人屈原的形象,他在电影《松花江上》的拍摄现场,他为演《风暴》与“二七”老工人谈心,他在世界名剧中饰演的角色,他在聆听周总理的教导,他与大庆《初升的太阳》剧组在一道……[13]
很多文章在评价这篇新闻的写作特色时津津乐道于郭玲春能把一个普普通通的追悼会事件写得如此动人,并由此总结了许多新闻写作的“规律”,如“写事更要写人”、“要在事件中挖掘人物感情”等等。而结合此类新闻的历史背景我们不难发现,之所以80年代初期的新闻写作出现了大量的以写人见长的报道,正是因为经历过十年浩劫的社会太缺乏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了,因此这些写人物、写人物感情的报道才能深深地打动当时的读者。对于不同时代的新闻佳作,我们可以也应该借鉴其出色的报道手法,但不顾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一味当做新闻写作的“金科玉律”也是有失片面的。
事实上,随着各种被积压已久的社会矛盾的显露,加之开放大潮冲击下人们传统价值观念崩塌后表现出普遍的困惑与迷茫,新闻报道仅靠这种脉脉温情的风格是不能满足读者需求的。因此,与80年代新闻叙述风格的“抒情”特点相伴随的是社会记录者们对各种复杂社会现象的深沉的思考。整个80年代,新闻叙述者都在普遍的社会迷茫情绪中,以精英角色自居,在报道中呈现出对社会生活的宏大解读和深层思索。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深度报道和报告文学作品,著名的如《中国青年报》对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深刻反思的“三色报道”[14]、对人类贫困问题做整体思考的报告文学《西部在移民》、反思党员干部被农民拒绝事件的《三门李轶事》等。可以说,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新闻深度报道和报告文学作品中普遍表现出的“宏大性”、“思考性”、“批判性”和“启蒙性”体现了叙述者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叙述者笔端流露的已不仅仅是真挚的情感,而且有对复杂社会现象的描摹、对纠缠错杂的社会关系的思索。例如,黄宗英的名篇《大雁情》里所写的秦官属,就是一个作者“自选”的报道对象。她没有惊人的成就,只是一个“请求你们千万别写我,我的处境很为难”的普通的且充满着复杂矛盾的中年女科技工作者,但作者还是通过敏锐的观察,捕捉到了发人深省的社会观念问题:
西安植物园里的同志们,本来对秦官属并没有什么个人成见、个人恩怨。造成如此局面的根由、造成致命内伤的元凶,是万恶的“四人帮”!“四人帮”强迫人们戴上形而上学的眼镜,使革命队伍内部、同志之间彼此相看时,“管窥蠡测”地只看对方的污点、缺点———扩大了的、硬上纲的、变了形的、无中生有的……“四人帮”发明了种种新式刑具,给人们的思想打着冒牌“马列”标记的镣铐,刻着“全面专政”钢印的枷锁……善良的人们啊,让我们尽快地清醒过来,团结起来。[15]
80年代之所以能在报章上频频出现大量的长篇深度报道和报告纪实作品本身也是时代特征的一个表现。丁晓原在《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一书中比较了八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社会“语境”。他认为,80年代中国社会表现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同构状态,报告文学作者多居于社会政治中心地位,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保持高度的一致。因此,80年代的报告文学热,其实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报告文学本体,而在于报告文学对主流话语———政治同化的一种认同与回应。而物迁人异后的90年代则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呈现在世人面前,政治、经济、文化的异质性成为社会的显性特征,社会改革也由观念层面逐步转向实践层面,人文知识分子和文学作品不再居于社会中心位置。因此,报告文学在90年代的集体落寞乃是社会生态大环境变动的一个必然结果。[16]这一段话如果用来分析新闻报道风格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转变也是恰当的。
80年代,当记者以时代精英的定位自居于社会话语中心位置的时候,新闻报道更多地表现为视野宏大、追求崇高、发人深省的启蒙思辨风格,而整个社会对此也有足够的接受容量。但当90年代的通俗文化开始暗流涌动,乃至到了90年代中后期,大众文化日渐兴盛之时,社会生活的日益多元使得新闻叙述者也逐渐褪去了精英色彩,开始用一种更加冷静客观的笔触“记录”社会生活而不再过度地扮演社会启蒙者、教育者和思考者的角色。与此同时,社会大众对80年代冗长思辨的报道文风也失去了耐心,他们拒绝做沉重的思考,更喜欢接受轻松愉悦的快餐文化。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新闻叙述者也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关注起新闻叙述风格的趣味性、戏剧性和故事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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