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 平衡与趣味的叙述风格
本书在第5章叙述方式的改变中曾经提到,90年代起新闻叙述者开始注意用一种较为中立、公正的形式来报道新闻,这实际上也体现了新闻叙述者叙述心态的转变———从政治激情状态退回到平衡公正的中立者心态。
例如曾经引领新闻舆论监督风气之先的《焦点访谈》栏目对自己记者的要求是:热情投入,冷静处理。在拍摄中,对于事实的选择要力争公正、客观、全面,尤其是对有争议的问题,在采访中一定要听取双方的意见。要清醒地处理单方投诉,不要在采访中与被采访者有亲疏远近之别。[17]《焦点访谈》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作品《铲苗种烟 违法伤农》报道的是重庆市巫山县为了在短期内做出业绩,做出了重点发展烟叶生产的“战略调整”,而乡镇干部为了完成县里下达的任务,强迫农民种烟叶,而且农民已经种下的粮食,也要拔苗种烟。农民如有反对,轻者铲苗、扒房,重者关押拘禁,造成民怨沸腾。对于这样一个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事件,记者根据掌握的材料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展示。如可以将镜头聚焦在官僚主义的丑恶嘴脸和农民痛不欲生的悲苦情形上,也可以给县乡镇干部更多的话语空间,并由此探究事件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采用前者,可以充分发挥电视的视觉效果,能迅速激起观众的义愤,但容易在激情叙述中对社会矛盾做简单化、煽情化的处理;而采用后者尽管会损失很多激烈冲突的精彩镜头,却可以在一个相对平衡公正的理性氛围中更加逼近事实的真相。这期报道选择的正是第二种叙述风格。
可见,记者在叙述风格上表现的中立、客观、平衡并不是丧失立场,而是真正摆正自己的位置,谨慎看待手中话语权力的一种成熟理性的表现。《新闻调查》的年轻女记者柴静曾这样表述她的“平衡”观:“对于调查性报道来说,自由表达的可能不仅要给弱势群体,也要给他的对立面。……来自受害者的说法,往往容易得到同情或是认同,也会给制作节目的人一种拿到猛料的感觉。而且我们往往会觉得,他们说的是最接近真相的,但是这种时候是需要小心的。因为骗子的权利也要得到保护,不受到任何被夸张事实的侵害。即使是你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一个人做了侵害公众利益的事,那么,也要尽可能给他机会开口解释。而且能够理解他的立场和出发点,不要做预设的价值判断。”[18]
在2004年《新闻调查》播出的影响很大的节目《命运的琴弦》中,面对举报中国音乐学院招生黑幕的女教师宋飞,调查记者在镜头前对她展开了一轮轮的“质疑”,如:
“你说这个话的依据是什么?”
“会不会有人说,在艺术类院校招生中有一些弹性标准,并不是每一个看法都一样?”
“你刚才说的你比较惋惜的几个学生你都带过,那会不会因为是你的学生,所以你比较偏爱他们,你会替他们觉得委屈?”
“你为什么这么敏感?”
“你今天跟我们谈的一切都是事实?”
“你说的这句话是在拿自己所有的声誉和地位作保证的?……”[19]
记者“盘问”顶着很大压力的宋飞,看似不近人情,但这是因为各种客观因素的左右,无法采访到被宋飞批评的某些人,在这种情况下,记者实际通过“扮演”宋飞对立面的角色,对她提出各种可能的疑问,来消除人们心中的疑问,尽可能达到一种客观平衡的境界。可见,冷静乃至有些“冷酷”的报道风格,并不意味着职业性冷漠。恰恰相反,只有当新闻叙述者能充分考虑到社会生活的复杂、个人叙述能力的有限、媒介话语的社会影响等多种因素的时候,他/她所表现出的对报道对象的冷静、客观、平衡、理性的报道态度不仅体现了一种职业要求,而且也更深刻地表达了对每一个人类个体的真正的理解与尊重。
与从对宏大社会全景的深层思辨和激情表述到对每一个社会个体的客观平衡的报道态度的转变相比,新闻叙述风格另一个更醒目的变化是从80年代的追求深刻到90年代的追求趣味,这一转变源自社会接受心理和新闻体制的深刻转型。一方面,精英文化势微,大众文化盛行,受众对严肃、沉重、深刻的文化产品“消化力”下降,而对具有感观刺激性、一目了然、轻松世俗的快餐文化更感兴趣。从对文化的“崇敬”到“消费”的大众心态的转移,使得包括新闻叙述者在内的一切文化产品的创造者都得或主动或被动地进行某种调整;另一方面,90年代开始的中国新闻体制的深刻转型也使得媒体对市场的依赖度越来越大,媒体叙述者或者因为生存的压力或者因为追逐利润的欲望,也在有意无意中迎合大众的口味。当然,受众品味与媒体品质的关系,其实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孵鸡的问题,这两者是在互动中相互建构着彼此也建构着自身。但不管怎样,在9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新闻叙述者尤其是市场化新闻媒体日益重视可读性和趣味性已经成为一种明显的趋势。
例如,2004年11月1日《经济观察报》对央行加息一事的报道是这样的:
“我们都准备要走了,这时一位同事偶然上了央行网站。”一位交易员说。他看到央行网站上挂出了“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的消息。一下子,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在极短的时间内,通过各种传播渠道:短信、电话、MSN……每个行业人员口中只有三个字:“加息了!”[20]
这一段开头宛如一篇商业小说,不仅告知了央行加息的信息,而且表达了央行突然加息让人们大感意外的心理状态,让以往一直显得高深莫测的专业经济新闻用一种更易被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展现在读者面前。
有研究者曾试图总结使新闻变得“有趣”的策略,如用直接引语讲故事、描述有特色的细节、在人物描写和环境描写中表现新闻事件的趣味等。[21]。普利策奖得主、美国记者富兰克林也曾说过,用故事讲述新闻,就是要求“采用对话、描写和场景设置等,细致入微地展现事件中的情节和细节,突现事件中隐含的能够让人产生兴奋感、富有戏剧性的故事”。[22]可见,新闻叙述的“趣味性”主要来自对新闻事实中具有戏剧张力的情节和细节的挖掘。一方面,记者会更注意事实中的某些要素,如更看重有冲突性和情感冲击力的要素等;另一方面,记者还会采用某种表现手法突出或放大这些要素。如1998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新闻专题《危急时刻———东航飞机“九一○”成功迫降纪实》,将市民休闲生活画面和机场当时在紧急情况下忙乱的画面用蒙太奇手法加以剪接,进一步烘托了紧张惊险的气氛。
近几年来,电视媒体涌现出大量的新闻故事、新闻传奇、民生新闻类节目,无不在新闻中着意表现冲突的激烈、情感的跌宕、人物命运的戏剧性变化,并常常用“说故事”的语气来播讲。在电视媒体的带动下,报纸类媒体也越来越注重报道的“视觉化”,在描写的细腻性和技巧性上下工夫。应该说,对新闻“趣味”的追求是一把双刃剑。追求得当,它可以更好地满足受众需求,在传递信息的同时也给人留下愉悦的阅读感受。而且追求新闻“趣味”离不开对新闻事实的细致发掘,这也对记者的采访能力和观察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如果追求不当,则可能造成新闻的浅俗化,把严肃的社会新闻包装成大众娱乐事件,在热闹但浅薄庸俗的解读中降低了人们的理性思考能力。更有甚者,一些把“趣味”作为新闻报道最重要甚至唯一追求的报道者更是不惜制造假情节、假细节和假事件来搞噱头、赚“眼球”。正如谢常青在《新闻故事化与新闻失实》一文中所提到:新闻故事化有合理的内核和一定的作用,但操作中的难度和局限性使它不能成为新闻的主流写法,如果不注意“讲故事”的技巧则很可能会对新闻真实造成伤害。[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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