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闻叙述变化的历史解读

7.3　未完成的范式转换:对新闻叙述变化的历史解读

在不同的报道类别中,对历史的“叙述”都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话题,尤其集中地出现在50年代与80年代。在50年代的新闻叙述中,对“历史背景”的讲述几乎没有例外地被收纳进“新旧对比”的模式。这在灾害报道、“结婚”报道、成就报道等类别中都有特别清晰的呈现。而在80年代的新闻叙述中,对“历史背景”的讲述则表现为“切割”模式。对刚刚结束的十年浩劫,或者用“严冬过去了,春天终于到来”这样的隐喻做自然化的描写,或者对历史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把全部的叙述热情放在尚未展开的新时代上,这些特点在诸如知识分子报道、英模报道等类别中表现得都很明显。由此可见,新闻中的历史和历史中的新闻,这显然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有人曾说,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历史就是昨天的新闻。不过,如果从新闻对历史的建构性上来看,这两者的关系或许不应表述得如此清晰。正如狄普斯(Dean C.Tipps)所言,所谓“传统”和“现代”其实是同时展开的。“传统”本身就是“现代”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正是被“现代性”话语讲述出来的。^[5]

在论述新闻与历史的关系的时候,这种视角是颇具启发性的。如果要在历史的语境下谈论这六十年来新闻叙述的变化,我们首先就得承认新闻与历史在某种意义上的同构性,理解它们在建构论视角下交错而融合的密切联系。其次,在谈到历史的时候,使用“长河”这个隐喻也颇有问题(虽然笔者也喜欢这个诗意的比喻,并且经常使用)。历史的发展并非随时间的消逝匀速流淌,用库恩的“范式”概念或许更有解释力。历史不是均质的,变化也不是累积的。某些特定的年代会出现所谓“范式革命”式的变化,随后再次进入相对稳定的范式的结构中。这两点是讨论“在社会与历史的背景下,如何看待这六十年来新闻叙述变化的意义”这个问题的前提。

在过去的六十年里,新闻叙述开始发生结构性的范式替换,而且这个过程并未终结,因此可称之为是“未完成的范式转换”。如果不太严谨地借用德里克对中国当代历史的分析^[6],我们姑且把改革开放以前的新闻叙述范式称为“革命”的叙述范式,而把从三十年前开始但尚未完成的新范式称为“现代”的叙述范式。在这一背景下理解这六十年来新闻叙述的变化,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的新闻叙述体现了内在的一致性。不少研究者在谈及中国当代新闻报道的经验与教训时,往往把“文革”前十七年与“文革”时期割裂来看,对两者的态度也是截然不同,一般都是充分肯定前者(“大跃进”时期除外)而彻底否定后者。但本书通过对1949年以来经典报道的历时分析却发现,实际上新闻叙述的流变并不像某些研究者想象的那样,一下子就转向了一个极端。表面上看,确实有一些报道类别因为相关政策的突然改变出现了在短期内“大转弯”的现象,如50年代的知识分子报道。但这恰恰说明,就新闻叙述的范式而言,它们都体现了“革命”的新闻叙述范式的特点。这一时期,无论是新闻叙述的选择、主题界定、逻辑模式、叙述方式还是叙述风格,无不表现出了历史的延续性。例如,“文革”期间的新闻报道把日常生活高度政治化、把一切社会正面事件的推动力都归因为政治觉悟的提高,固然因其极端性而让人感到荒诞荒谬,但如仔细分析“文革”前十七年的新闻叙述就会发现其实它们都体现了高度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当我们批判“文革”期间新闻报道的时候,不仅要批评那些表面的荒唐之处,尤其应反思其内在的历史延续性,只有这样才能对新闻叙述的结构范式保持足够的自省意识。

第二,新闻范式从80年代起进入“更替”状态,并一直持续至今。这意味着新闻范式处在多种社会力量的角力之下,自身不断震荡、重构,是不稳定的状态。从某种层面来看,80年代表现出的新闻范式的转换还很不明显。新闻叙述在这一时期还是呈现出以政治为中心的话语特色。因此如果把80年代视为是“现代”的新闻叙述范式的酝酿期会更为恰当。但是,改革开放开启的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变革却无可逆转。虽然媒体的反应有一定的滞后,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新闻叙述的结构性变化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多种社会力量的碰撞、融合和妥协在新闻叙述上的痕迹也越来越明显。也就是说,新闻范式的更替已经进入到时代的关节点。在这个历史阶段,一些问题尤其需要冷静的思考,比如在目前的新闻叙述结构中,政治话语应该如何科学合理地规范与新闻实践的关系,如何引导新闻实践抵制其他话语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如何保证自身的开放程度并接纳合理的新闻监督?再比如,经济话语应该如何更好地激发新闻媒体自身的活力,更大程度地满足受众的需要,同时又应该如何避免因为过度商业化而损害新闻报道的品质。此外,新闻专业话语是否也应该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逐渐昂扬出自己的定位和特色?在充分协调各种话语力量的同时,确保自己的专业追求,并逐步形成一个行业的良性自我监督机制?等等。可以说,这些都是正在进行而又尚未完成的新闻叙述范式转换过程中需要被严肃对待的问题。这既是时代交给我们的一个难题,也是赐给我们的一次机遇。新闻叙述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博弈点上,这个时候如果各方社会力量都能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做出明智的选择和协调,那么由此使得新闻叙述模式更为合理,对社会发展更具建设性、更能促进社会的和谐,这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第三,从历史中看新闻叙述的变化,最重要就是要对新闻叙述及其变化抱有清醒的认识。不能把新闻看成是对社会与历史的自然而然的“报道”,本书从头到尾都在反对这种观念。新闻叙述者和公众如果不能看到新闻报道背后隐藏着的叙述结构,那就很可能对其中的不恰当的权力关系既无警觉心也无行动力。因此,清醒,这是在建构论视角下谈论新闻叙述问题所能得出的最重要也最迫切的关键点。当然,历史的叙述时常给人一种超越感。每一种新闻叙述的范式都可能有它的不足,都有它自己的权力建构问题。但这不应是我们放弃新闻理想的理由。因为在不同的新闻叙述范式之间,总会有权力制衡更合理、更能接近理想的那一个,这就是足以构成行动的动力。

最后,既然本书自始至终都是在“建构”的视角下展开,笔者也不得不用同样的视角对本书在“建构”过程中的局限和不足做一番检讨,因为这些有可能会影响到读者对结论的理解。

本书从新闻报道的经典作品入手,因为篇幅和精力的限制,采用了相对较灵活的选择方法和分析视角。必须承认,这种研究方案较利于发挥作者的洞察力,但也因此会渗透进较多的个人主观意识。相比于用严格抽样法和内容分析法进行的量化研究来说,本书在结论的推衍性上要弱一些。虽然质化分析的目的本来就在于求其理解的“深度”,但如能结合一些量化分析的成果,那么研讨的根基是会更扎实一些的。

本书在将新闻叙述的理论框架与中国新闻实践相结合、融合多种文本分析方法对新闻报道的“意义建构”进行解读、从历时角度关注新闻叙述结构的流变等方面做了一些创新。但由于题旨的宏大,在研究过程中虽然已尽力注意从小切口深入,可仍然感到涉及中国当代社会变动的相关背景过于复杂,个人的研究能力和知识储备在处理这样繁复的问题时是相当欠缺的。本书中因为个人理解的浅陋而出现的简单、幼稚的错误,想来是不少的。不过这也将鞭策笔者在今后的治学之路上更加努力。相比于大量论述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发展的“宏观”研究而言,本书可以说是朝着更加具体、系统的方向前进了一步,应该算是一种“中观”研究。但笔者在行文的时候还是深切地感到,对于中国当代新闻实践来说,新闻理论研究还应该朝着更多的经验研究(包括质化和量化研究)的方向前进。如本书所提到的新闻“叙述方式”问题,现在还很缺乏系统阐释新闻叙述与真实、新闻叙述能力与新闻叙述效果之关系的具体理论,而这些是能对新闻工作者的实践有直接指导意义的。理论不应该脱离现实,真的理论、好的理论应该是既有学理的深刻性又有现实的鲜活性。在笔者看来,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发展应当在深厚理论功底和科学研究方法的指导下,对新闻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具体问题多做些扎实而细致的观察和分析。这也是笔者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自己所得到的收获。

【注释】

[1]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140页。

[2]金凤:《调查报告和政治气候———记北京郊区“包产到户”的调查》,收录于人民日报报史编辑组编《人民日报回忆录》,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3]马光仁主编:《上海当代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7页。

[4]孙旭培:《当代中国新闻改革》,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5]Tipps,Dean,“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National Societies:a Critical Perspectiv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5,2 (Mar.),pp.199-226,1973.

[6]Arif Dirlik,“Reversals,Ironies,Hegemonies:Notes on the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of Modern China,”Modern China,Vol.22,No.3(Jul.),pp.243-284,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