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认识采访对象
了解人并与之沟通是采访之前和之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在各类采访的要求中无一例外都提到采访需要做好准备工作:“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不管是采访一个人还是一件事,大多要与人打交道,那么就要尽可能在此前查阅资料。如得知一个明星要来本地,负责此口的记者被安排了采访任务,随之必须做的工作就是查阅明星个人的资料,了解其成长经历、取得的成就、兴趣爱好、社会关系和事业发展方向等。这样一番准备之后,再设计问题,面对明星时,提问就会成竹在胸,发问准确有力了。类似这样直接和采访对象本人打交道,记者的准备是必不可少的,要针对性强。还有另外的情况,就是采访一件事,比如采访一场火灾,消防队员扑灭大火奋战数小时终于救火成功。记者采访怎么才能成功呢?因为是针对事实的,似乎不会涉及个人,但是这也要了解人,了解与之相关的人,特别是消防官兵的扑救行动,那么采访他们就也要记录其行动特点和英勇无畏的事迹。他们哪里危险哪里去,经常扑进火海,付出重大牺牲,这不值得关注吗?所以采访要找人、问人、写人。哪怕采访大熊猫这样的国宝,记者还是要和人打交道,包括管理者、喂养者和动物专家等人,虽然直接报道对象是大熊猫,但还是离不开对这些人的反映,要了解这些人的工作性质、特点,以更好地衬托喂养国宝的艰辛等。如某记者采访可可西里藏羚羊惨遭盗猎的事实,仍然要去了解人,人的保护与破坏之间的斗争显得尤为重要,所以记者们对此大多去访问那些舍生忘死的野牦牛队队员,了解他们艰苦卓绝的反盗猎行动。
1992年,为制止日益猖獗的非法淘金、偷猎活动,成立了以治多县县委副书记索南达杰为首的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加上索南达杰本人才五个人的西部工作委员会一年内12次进入可可西里,多次与偷猎者交火。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在可可西里太阳湖附近只身与18名偷猎分子枪战,不幸牺牲。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将他冻成一尊不朽的雕像,至死索南达杰都保持着半跪举枪射击的姿势,身后是他缴获的满满一卡车2000多张藏羚羊皮。索南达杰的妹夫扎巴多杰辞去州里的优越职位,于1995年8月重建西部工作委员会,并新命名为“野牦牛队”。这是中国大地上绝无仅有的一支武装反偷猎队伍。
扎巴多杰于1998年11月15日突然去世,死因尚未查清。在这支40人的队伍中,正式编制只有四五个人,其余都是受索南达杰事迹感召而来的志愿者。在巡逻的日子里,他们每天要冒着风雪奔波十多个小时,经常一天只能嚼上两个冰冻的馒头和生羊肉片。他们每天早上用喷灯烤上两个多小时才能发动起汽车,一发现可疑的车辙就要追上两三天,底盘断裂了用钢丝捆上继续开;汽车经常陷进积雪,困在冰河,人跳进水里,连拉带拽,几十个小时才把车拖上来……每次进出可可西里,少则十天,多则一两个月。在高寒缺氧的“生命禁区”,强烈的紫外线照射晒得人脱皮,平均风速每秒5米的狂风裹着沙子打在脸上,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一次次将手脚冻伤……在严寒、断粮、迷路、雪灾之外,队员们还要面对人数数十倍于自己、武器车辆远胜于自己、丧心病狂的偷猎者。[6]
总之,记者的采访是与人打交道,要识人就要先了解人,做好采访准备。做准备并不难,就是事先要查询个人资料,以及有关这一领域人物的成果。现在网络传播空前发达,查询相关资料更是快捷无比。记者要下这个工夫,把个人资料准备好,会派上用场。除了这种事前准备,还有一种情况是采访中对人的了解。如去一个地方采访,接待方另外安排人接受采访,那么可以肯定记者对此人情况一无所知,没有做针对性的准备。不过这也不要紧,因为首先是了解事实的,在事实访问中可以插入对介绍者个人背景的了解,这是在不影响对事实顺利采访的过程中见缝插针询问的,也是为主题服务的。但这里要注意,不可像打探隐私一样追问不停,而应当将工作之事与生活之事交叉询问,可以问对方学科专业、学历背景,然后补充自己对这个专业的看法,力图引出他个人对此的研究成果以及国内行业发展情况。可以设想记者到一个乡镇农技站了解科技推广情况,站里负责人推荐了一个农业技术员介绍情况,记者可以边听其介绍边思考在推广中他个人所起的作用,因为他个人的作用还是很大的,趁着描述科技推广的间隙,记者也可以插入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这里工作几年了?你自己做过哪些探索?研究过哪些最新技术?怎么去推广的?遇到了什么困难?农民对此反应如何?有什么具体的难忘的事吗?这就由事识人,由人见事,使采访见物更见人,能更好地完成采访。这样的采访,使人见多识广,积累采访经验,增加知识,提高识人能力。还有一点就是,记者与人打交道,既是“索取”与“给予”的过程,也是双方博弈的过程,双方智慧展开较量,使记者经受锻炼,增长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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