症候式分析

六、症候式分析

这是借用北大教授蓝棣之的学术成果说明记者应当具有的一种思维，原指“以文本的各种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现象作为突破口，在寻找原因的过程中，寻找这些现象隐藏的深层面目，从原著中找出空白、沉默与沟壑”^[9]。从原意理解，蓝棣之关注的是文本解读，他希望从文本中发现隐藏其后的没有直接表达出的，但又是更为根本的东西。文本作者有难言之隐，不是借文章直抒胸臆，而是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尽管对文本解读有所谓见仁见智之说，“一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还是有弗洛伊德所谓的恋母情结、性冲动等利比多因素，这倒与读者毫无关涉，那么蓝棣之的“症候式分析”对文本解读也与主体投射无关，而主要是找到空白、沉默与沟壑。这里是依据文本进行寻找的过程，与此类似，新闻采访也是借客观事实寻找问题的过程。

对采访思维最大的启示就是寻找问题，寻找症状、症结是这一思维的主要任务。这里要追问的是采访也有必要这么做吗?答案是肯定无疑的。因为在这个社会转型期，社会的矛盾十分尖锐，有越来越多的问题迫切需要解决。解决的责任者在谁呢?政府、企业、市场、个人等都是，但现实中还存在着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缺陷，显然两者对此都力不从心，更期待其他社会力量的介入。当前社会力量有很多，如各类环保NGO协助政府解决环保问题，慈善机构帮助那些穷困家庭，红十字会开展民间的救死扶伤，等等。但即使有这些机构还不够，远远达不到社会的需要，还需更多的民间力量参与社会事务。此时，大众传媒的介入则是极为必要的一个补充，因为它不仅有提供信息和娱乐的功能，还能够实现社会动员(即组织)功能。而在进行社会动员的前期，则是媒体记者发现问题、采访并报道问题，因为没有问题何来采访，何来动员呢?从这个意义上说，记者发现问题、反映问题也是其社会职责所在、任务所系。同时一个媒体能够经常为社会提出问题，有助于社会及时消除缺陷，这不仅是尽到了社会期望的责任，也是提升其公信力的保证。

但是又不能不看到的是，当今媒体提出的问题太少了，记者因个人重大发现而去采访的问题少之又少。问题客观发生，却不会自动消失，它只会越积越多，越来越重，会由量变到质变，引发更大的破坏后果。环境危机基本就是这么形成的，当20世纪80年代开放搞活之际，环境问题就紧随而来，如影随形。但是全民致富的迷梦使社会不愿关注环境问题，进入90年代，全民皆商、一切向钱看更使得环境破坏的广度和深度史无前例，直至1998年世纪大洪水和肆虐的沙尘暴才使一些人从发财的美梦中惊醒。配合国家政策，记者开始有意识地关注环境，但触目皆是对环境的掠夺、破坏与污染，几乎使神州赤县再无净土和乐园。问题日益增多和深化，使社会都在承受这种囚徒困境：环境危机日益严重了，人们幸福感下降了，生活质量变差了，矛盾积累得更多了，这当然也可以看做是发展中的不可逾越的阶段。若只是被动消极地等待环境好转，重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整个国家将为之付出极为高昂的代价。

在中国对媒体形成压制力量的主要有权力与资本。权力带来强制性，越是有问题越不让揭露，因为这既与传统的面子有关，更与根本的个人政绩有关。个人的有限理性有违整体理性，个人理性压制了媒体独立发言，约束了记者自由，也使问题在无声无息中发展。社会为之出现梗塞，必然导致溃烂、化脓；资本的引诱又使媒体为之倾倒，记者有时也被金钱收买，主动回避了问题，甚至将“脓包”装扮成艳丽的“鲜花”，这就走向了欺骗，采访变成了愚弄。

症候式分析的要害是发现问题，“揭出病痛，引起疗救者的注意”。发现问题也是记者存在的价值。从这个方面看来，揭示比歌颂更有意义，因为前者能够直面问题，促人猛醒；而后者虽可以使人乐观，却易产生麻痹作用，也更会掩盖问题，形成一种欺骗。那么，记者的作用也类似于种牛痘，使人和社会不至于昏昏然处于麻痹状态，而是不断得以清除污泥、浊水，时时除旧布新以取得更多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看，记者找问题也使社会有了改进的机会，从而少犯错误，减少代价。

为了揭开污浊的黑幕，还社会一个清白，给社会一个健康的肌体，症候式分析更有其存在的价值，除非社会发展到一个理想的天下为公的境地。目前记者的采访、揭露更需增强勇气，更需自觉地去监测社会的阴暗角落，找到问题，予以报道。不过在当前的此类采访中，更强调理性、建设性。也就是减少对抗，增加建设，与人为善，帮助改正，促其进步。这是一种稳健的采访姿态，能够有效减轻与采访对象的矛盾冲突。当然，问题意识不可缺少，寻找缺陷的钻研精神不可丢，主要是变换方式去采访。而在今后的社会发展态势中，症候式分析会因其促进社会良性发展，介入社会问题而获得更重要的机遇，从而发挥更大的引导作用。

以上几种采访中常用的思维方法，既可作为青年学生学习专业时的思考方法的参考，更是记者在采访中的具体借鉴，会对促进事实的快速深入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又使记者在采访中游刃有余，应付自如。采访情况复杂多变，临场情况各有不同，思维方法也应随机应变，不宜拘泥于一端。同时，在采访中可能只用到一种方法，也有可能会用到多种方法。原则是有利于深入挖掘事实、深刻认识事实，由此完成报道任务，努力达到传播效益的最大化。当然也不容否认，有些记者不认同这些思维方法，他只凭经验判断，也能够进行一次次的采访，也完成了报道任务。这也是事实，不过这是平庸的记者，缺少远大追求就满足于将采访当成考核任务来完成，不借助这些思维方法，也就拒绝了前人的智慧，这种采访也只会是低水平劳动。

思考题

1.简述对“新闻发现”的理解。

2.谈谈新闻发现与新闻敏感的关系。

3.如何理解新闻发现即在“有”、“无”之中?

4.提高新闻敏感的思维方法主要有哪些?

阅读材料：

一位记者“发现”的世界第一大峡谷^[10]

1994年，雅鲁藏布大峡谷被发现和确认是世界第一大峡谷，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据此认为这是20世纪末一次重大的地理科学发现。谈及这一重大科学成果，了解内情的人士往往称我是世界第一大峡谷发现者之一，我会坦然地接受这一点。

有的读者可能因此会问，你作为一位新闻记者，怎么会参与重大地理科学发现，证据何在?当事人的佐证是最具说服力的。忆当年，是张继民、高登义、杨逸畴三人合作才将这一重大地理科学发现变为现实。既然如此，看看我的另两位合作者是怎样回顾世界第一大峡谷发现过程的。

雅鲁藏布大峡谷——世界第一大峡谷被发现以前，在一些地理教科书中，或有关辞典里，提及世界第一大峡谷，无不谓之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就其深度而言，实际上位居世界第5位的科罗拉多大峡谷，之所以名不符实地长期地被称为世界峡谷之首，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自然地理的认识和了解需要有一个渐进过程，同时也归因于缺乏实事求是的宣传，人为地将科罗拉多大峡谷夸大了。

1993年10月，由中日两国队员组成的科学探险队赴雅鲁藏布大峡谷考察，日本队员武井义隆和只也靖在雅鲁藏布江漂流时，由于江流水势太猛，他们所乘的小艇刚一下水就倾覆了，人也被冲走，最后只也靖获救，武井义隆失踪。为了写这一探险故事，我借来资料研读。其中有1987年8月《中国科学》第8期B辑上刊登的题为“雅鲁藏布江下游河谷水汽通道初探”的论文。当我读到文中描写雅鲁藏布大峡谷“形成几百公里长”、“峡谷平均深度在5000米以上”等处时，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科学新闻，继而又觉得这是一个重大地理发现。当时在我的记忆中，有世界第一大峡谷之称的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才深2000米左右，比雅鲁藏布大峡谷浅多了。我据此认为，雅鲁藏布大峡谷极有可能是世界第一大峡谷。

对世界第一大峡谷的最初发现，当时好像一股强大的激流猛烈地冲撞着我的心房，使我兴奋得难以成眠，决心把这一重大地理科学发现变为现实。考虑到孤掌难鸣，我先后通过电话，把我的发现向曾是我科学探险队队友的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学家高登义、地理学家杨逸畴作了通报，并希望作为合作发现加以考证和论证，然后推向世界。

1995年3月15日，高登义研究员以“世界第一大峡谷是如何揭示出来的”为题著文，真实地记录了我当时的敏锐发现和积极进取态度。他写道：

“时过7年，于1994年初，新华社记者张继民先生偶然谈到我们这篇文章，大为惊叹，也许是新闻工作者对‘新闻’的特有的敏感吧，他当即给我打电话：‘拜读了你们的雅鲁藏布大峡谷文章，非常兴奋!这条水汽通道深切5000多米，长几百公里，会不会是世界第一?’”

高先生接着写道：“张认真地对我说：‘你和老杨认真考证一下，比较一下美国的科罗拉多的峡谷，拿个结果好吗?’说完，又加重语气说：‘如果是世界第一，我们一定不要放过它!它是中国的财富啊!’”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指出：“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巧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从高登义研究员的上述实录中，清楚地表明，我不仅率先提出了雅鲁藏布大峡谷“会不会是世界第一”这个如爱因斯坦所说的“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而且还下定决心，“如果是世界第一，我们一定不要放过它!它是中国的财富啊!”

杨逸畴先生接到我发现雅鲁藏布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的最初通报后，他说他刚从台湾考察归来，手头上的事太多，表示等等再说。

我长期采访中国科学院、国家科技部，对科学界在科研工作中的课题立项、论证、研究、鉴定程序比较了解，深知谁先意识到雅鲁藏布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并加以论证、确认和报道，谁就会最先取得突破，因而充满紧迫感，操起电话，一次次催促杨先生加盟。

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1994年4月16日，雅鲁藏布大峡谷是不是世界第一大峡谷论证会在北京中关村召开。与会的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还有高登义、杨逸畴、张继民。会议首次确认，雅鲁藏布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4月17日，我通过新华社以独家新闻将这一重大地理科学发现公之于众。从此，雅鲁藏布大峡谷才为世界第一大峡谷称誉世界。

1997年3月，杨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继续申明我在世界第一大峡谷发现上所起到的特别作用。他写道：“他(指张继民——作者注)当即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过于儒迂，科学的发现有个优先权的问题，为国争光应当是当仁不让，你们应赶快论证，把大峡谷是世界之最向全世界推出来。以后又多次一再催促。由于张继民的敏锐和推动，我们几个人才动起真格的……进行进一步的论证，得出科学的论据——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峡谷的客观真相……大峡谷的发现，张继民功不可没。”

根据雅鲁藏布大峡谷拥有的举世无双的地位，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下达文件，批准将原来的墨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扩界更名为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本文行将结束之际，特摘录《工人日报》资深科学记者孟东明、朱海燕，于1998年就世界第一大峡谷发现所发表文章中的一段话：“世界第一大峡谷的发现比较特别，最起码不同于以往自然科学成果获得的方式。或许，我们从中可捕捉到这样一个信息：在多学科交叉、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融合的边缘学科研究中，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智慧的交流和汇聚，可以产生、发生新的能量和效应。”

【注释】

[1]转引自周志宏：《新闻发现力培养路径》，载《新闻前哨》，2006年第8期。

[2]参见陈瑾：《飞黄内幕》，载《旅游时代》，2005年第8期。

[3]参见王智：《丁大康——一个中国自由撰稿人的十年历程》，载半岛网，2008年3月21日。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3页。

[5]潘堂林：《怎样发现新闻》，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6]参见张俊才：《对新闻敏感的几点再思考》，载《新闻记者》，2000年第5期。

[7]刘京林：《新闻心理学概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页。

[8]刘勰：《文心雕龙》，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4页。

[9]转引自一土：《21世纪：鲁迅与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10]参见张继民：《发现世界第一大峡谷的佐证》，载人民网，2006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