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稀缺时代的到来

一、资源稀缺时代的到来

虽然许多物质和非物质对象都被冠之以资源之称，而事实上由于这些资源的过度耗费，人类的确进入了一个资源稀缺的时代。原来视若无睹的洁净空气、淡水、林木、土地等成为稀缺物品，因为它们不仅越用越少(空气除外)，而且受到严重污染，更不用说石油、煤炭、金属矿石等战略资源也处于告急之中。人口的增多、耗费的激增，资源也就日益稀少了。这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更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以上资源稀缺情况相反，信息却是不断增多，不断充斥于社会中。但出现了一个悖论：它们出现得越多，人们捕捉到的却越少，两者不成正比。这主要在于信息增长的速度过快，但人们捕捉、发布信息的能力远远没有跟上。大量信息或者在民间以其原生态自生自灭，犹如偏远山区森林被盗伐，当地人一无所知，过了许久才看到，已经无法追捕盗贼，损失难以挽回。即使在都市也一样还有大量信息或无声无息地溜过，或湮没于喧哗的市声中。前者如公交车存在的安全隐患，后者如城市和郊区剧烈的拆迁毁田，虽有少数田地的主人上访抗议，但在稍微提高一些补偿费之后就让他们心满意足，也就悄然搬迁让步了。良田毁掉再难恢复，可是有多少人始终在关心?所谓“但存方寸土，留与后人耕”，良田沃土被侵占之后怎么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信息应该及时披露出去为大多数人知晓，可是在这里信息就成了稀缺资源，它的稀缺导致后果严重，其原因又是多方面的。

1.信息稀缺背后有利益方的操控

有些时候信息该不该发布，怎样发布都由强势集团在主导着。这方面以国家及其行政机关、暴力机关为主体对信息实施了严格的管制。对于危害国家安全、民族团结的言行当然不允许，对于侵犯其权力、利益的也要惩治。就是在这个层面上信息成了秘密不能被披露，也就是说有关官员的个人信息无从为社会所广泛知晓，导致这一类资源稀缺，以至缺乏监督，有些官员就胡作非为，不受约束。同时有关政府决策、企业运作的信息也非常不足。前者由政府一手包办，自行确定而导致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全国泛滥成灾，不仅劳民伤财，而且造成极为久远的恶劣破坏后果。后者由于少数人盲目、自私地决策而让多数人长久受害，信息不公开，坑害消费者也毁了自己。三鹿奶粉事件就是很典型的深刻教训：企业不披露信息，任由不法奶农添加尿素生成三聚氰胺毒害消费者，最终在众人唾骂中倒闭，责任人受到刑事处罚。

不仅来自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信息短缺，而且以发布信息为职责的传统媒体也难免掩盖信息，堵塞信息渠道，一方面不敢得罪资本与广告主，以至于许多涉及它们负面的信息不能得到传播；另一方面于媒体自己不利的信息也被刻意掩盖隐匿。这当然也与利益有关，信息的通道总是受到各方千方百计地堵塞，以至于其出口越来越狭窄了。这样长期积累的结果当然对媒体很无益处，最后也会伤害到自己。

2.信息稀缺在于记者的采集能力不足

日常采访中记者只是专注于突发事件的追踪报道，除此之外就无所事事了。不错，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除了新近的事，其他的就不算新闻了?显然，当需要对信息进行加工的时候，很多记者就缺席了。现在大多数媒体追求新闻时效性，有事就报事，还争取当天就报，但是没事就拿一些花边新闻填补(当然每天发生的事非常之多，远超出媒体播发的能力)，那么比突发事件更多的信息就被冷落了。长此以往，可能连受众也不记得还有什么没有报道，以至于形成这样一种固定的可悲的认知模式：有事——记者报道——满足知晓欲，此后再进入下一轮循环。殊不知很多时候就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个“蚁穴”不报，但“溃堤”却格外被重视，这就显得很不合理。1998年洪灾是一个典型的事例，这场洪灾成为各家媒体当年夏季的重头戏，除了中央领导的活动，就是当地群众、人民子弟兵的英勇奋战。几千里的长江大堤上，人们日夜固守，为守护大堤安全贡献巨大。可是似乎很多人都忘了“蚁穴”在哪里?因为很多媒体记者平时对此关注不足，也就在无形中任由其发展扩大。而这个“蚁穴”就是长江上游的滥伐森林，它导致了洪水没有超过1954年水平但灾害程度已经超出了那个时候的水平。洪灾之后才有媒体的“事后诸葛亮”：一名新华社记者奔赴长江上游查访“蚁穴”，发出了《长江上游仍在砍树》这篇报道，竟然获得当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1998年长江全流域的滔天洪水，又一次敲响了保护生态的警钟，它从更为广阔的层面上警示人们：人与大自然必须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这样才能使人类在此种绚丽的氛围中更好地生存与发展下去。作者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与思考的前提下，抓住抗洪时机，深入到长江上游的雅砻江、金沙江等主要干支流进行了深入的专题调查，在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以现场见闻的形式报道了长江上游仍在大量砍伐原始森林的事实。消息以“放下斧头，拿起锄头”为主题，发出了停止天然林砍伐，根治水土流失，确保大江大河安全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的呼声。^[1]

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记者对信息超前采访能力的不足，一旦由“蚁穴”酿成“溃堤”就忙不迭地扑上去了。当然直接的责任不在记者，责任都在那些玩忽职守、以权谋私者，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记者就没有一点责任吗?平时注意信息的及时发布，并且经常发布，履行好社会守望者职能，也不至于任由问题酿成如此大的危害后果。这反映出记者的失察，对信息的采集能力还远远不够。当社会需要这些信息的时候，记者却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责任，没有把信息及时采集发布出来。他们不采集，受众就很难知道，尽管有网络发布信息，但其与传统媒体相比影响力还不可同日而语，只有一些热点事件能够走在传统媒体前面。这样一来，消息稀缺的现实问题也有记者不作为的原因。媒体对记者有考核任务，记者跟着考核任务走，也跟着指令走，真正有多少“自选动作”又成了问题，这恐怕是记者失之于消息发布积极性主动性的一个主要原因。

3.消息稀缺的现实问题也源于对其加工环节的缺失

这一问题在前面有关深度报道的兴起的内容里面有所涉及。不过这里与其角度不同，这里主要强调信息既可以扩充，又可以压缩，而信息与信息的组合又可以成为新信息。这就涉及信息本身的一个特点：组合性。信息是可以拉长或者压缩的，这要看信息对谁而言，有什么具体作用；信息是因人而异的，人们对其发生变动之后的反应也不同。有时候人们往往静止地看待信息，一条信息传播出去了，人们知晓了，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好像它就应该永远不再有用了。其实信息不是这样，一方面信息是不会消亡的，信息的存在也遵守物质不灭定理，不会消失，它只会永久地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果说过去因为材料限制使得有些典籍难以保存和传至久远，刻在甲骨、石头、金属上面也难以永久保存的话，那是条件限制，那么今天则是有了图书馆，有了互联网，尤其是互联网能够将资料作永久性保存。不仅在保存的介质上有了条件，而且更重要的是信息本身不会消失，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一种形式，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产生另一种信息——新信息。信息会消失只是由于记者对信息的加工出现了断裂：即就事论事，一事一报得心应手，再进一步作出深加工就很困难，不能去作有机的创造、创新，信息的发布也就处于一个低层次上。信息发布之后，受众看到的往往是这样的肤浅内容，而难以看到有深度的且有机组合的报道。

由此，这种加工环节的缺失就是因为一事一报得心应手，但也有其局限性，即使采访失去了宽广的视野，不能看到事实之间有机的联系，只是局限于一事一信息。其实事实连续发生，信息也就前后相随，层层叠加，记者的加工无非是一种对于事实的截取艺术，也就是需要截取哪一段作为信息报道单位。为什么说一事一信息?这个原因在于记者只是关注了现在(只是这一件事)，而现在人们看到的只是一条信息。在此，记者没有有机地联系过去，联系过去则会有很多的信息发生。过去引出现在，过去与现在相连接，那么就能够实施信息与信息的组合了。当然这里的“过去”仅仅为了简便而称为“过去的信息”，它可以扩展到无限多而非仅仅一条。在这里将过去与现在连接也就可以实现对信息的加工，这也是最常见的一种加工方法。还有一种横向的信息加工形式，即把本地的这一事实与外地甚至外国同类情况作一对比。在轰动一时的三鹿奶粉事件中，记者若能就此丑闻多层面地去反映事实，可能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获。国产奶出现了严重的掺杂使假问题，尤其是三聚氰胺的丑闻使得国产奶一时名誉扫地。那么记者的采访对象除了现有的问题揭示和地方政府的善后处理等方面需要及时反映之外，也不妨将眼光放得长远一些，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引入外来经营理念，“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将信息进行叠加，一条信息变为多条，这就使得信息加工之后变得丰富充实了。信息的加工环节其实应该是以现在的事实为一个点，然后将其他方面的横向与纵向的内容相联系组合在一起产生一条条新信息。这样的做法常常用于深度报道(含调查性报道)，但由于目前都市类媒体的量化考核不利于记者进行深度报道，也难以提高其积极性，于是大多还按照一事一报的惯有模式进行，关注突发事实、动态事实，按照这个路子为受众提供信息，使得信息变得琐碎化、快餐化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