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策划中维护公共利益的急迫性与可行性

二、采访策划中维护公共利益的急迫性与可行性

这一问题或要求的提出是基于迫切的形势，因为它对于媒体与记者而言十分紧迫。公共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前文虽有所涉及但还没有集中分析，主要表现为几个主体的行为有损于公共利益。一是地方政府有意无意地实施环境破坏行为，盲目追求经济增长或个人政绩而损害公共利益。具体而言，20年来单纯地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已经严重损害了生态环境，而自10多年前开始一哄而上的开发区热和招商引资热、房地产热、拆迁热在提高了经济增长率的同时也严重地破坏了公共利益——生态环境，并且旧账未还，又添新债。二是企业唯利是图。见利忘义被不少企业演绎得淋漓尽致，政府默许企业肆意排污，两者结成利益共同体，唯独牺牲环境和百姓的健康。三是居民制造污染，主要是消费主义、享乐主义造成攀比、挥霍、浪费而污染环境，这是分散的但又是势力强劲的环境破坏力量。如果再加上媒体宣扬过度消费的倾向就是第四种力量，这四种势力共同摧残着环境。人类生存与发展不能离开环境生态提供生存基础，在当前这种严重的破坏下，维护以环境生态为主的公共利益成为当务之急，更无需说资源能源、交通、人口、粮食、空气等公共问题。这种急迫性是客观的呼唤。

采访策划中的可行性则体现在记者与媒体有能力去维护公共利益。这种能力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媒体是社会公器，是信息机关更是舆论机关。许多问题要通过媒体予以反映才会引起社会注意，并在引发舆论中形成一种压力，迫使被公开者、被批评者有所改正，一般而言都会带来这样的一个良好结果，当然也有一些被批评者依然我行我素。随着社会文明发展，媒体的影响力愈发强大，对公共问题能够发挥一定的干预作用，如2003年的怒江建坝争议、2004年杨柳湖工程、2005年圆明园铺膜争议、2006年甘肃徽县学生血铅事故、2007年厦门PX化工事件、2008年三鹿奶粉危机、2009盐城停水风波等。媒体设置议题，对此集中专题策划，使公共议题进入公众视野，都来促使政府和企业及时改正和度过危机，这体现了媒体的巨大社会干预作用。二是采访策划决定着议题的重要性。进入传媒采访策划内容的一般而言都是相对重要的议题，那么它能报道出来也会相应地引起社会反响。采访策划所认可的事实也是社会中与公共议题有关或接近的，因而媒体重视社会效益也要有相应的表现。毫无疑问，当今进入策划内容的要更多地反映公共利益，也意味着反映公共利益的议题要优先安排。三是采访策划的背后有受众的期待与党委政府的强力支持。从受众角度看，他们将媒体的信息作为行动的参考，还期待媒体帮助解决困难与问题；从党委政府角度看，作为现实管辖下的媒体是隶属机构，对媒体负有管辖和帮助的职责。媒体有了困难可以依靠上级部门予以解决，在外来媒体冲击下还可以受到政策保护。过去是资金、人员的支持，现在多是政策的庇护。在这棵“大树”下，媒体不会有大的难题，也不会遭受大的波折，因此它有牢固的基础。这种“上头”和“下头”都支持的背景，是媒体最为强大的力量来源，使得策划没有根本性的难题。四是媒体对采访策划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掌握了全面的技巧。中国媒体中报纸发展得最早(还有杂志)，在深入采访、深度报道方面都已运用了这一方式，正式命名为策划则是近年来的事；电视发展快速，影响力已超过报纸，其中明确以策划为主要栏目的体制内外参与使电视节目越办越好看。现在报纸、电视的内容运作都已离不开策划，不过就是程度不同而已。综上四个优点，可以明确的是媒体完全有能力做好策划，有能力承担维护公共利益的重任，以公共问题作为策划的议题，推动它的解决。现在主要的问题在于媒体不是不能为之，而是很多时候不愿做，偶尔为之。其日常大量的可消费性采访策划，给受众娱乐休闲而非思考启示的内容太多，而使公共利益的维护处于失重状态，媒体要为之切实负责。

最后，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新闻报道应当有策划，但不是出于其私利而走入商业化误区，而是要以维护公共利益而积极进行策划。目前公共问题大量增多，社会缺乏有力的公共利益维护者，需要媒体自觉以公共议题为采访策划主题去积极反映，解决社会难题。中国媒体的策划应该走向维护公共利益的光明大道。

思考题

1.现在采访策划与过去有何不同?

2.采访策划的方法与步骤有哪些?

3.谈谈你对商业化采访策划的看法。

4.采访策划的原则是什么?

阅读材料：

新闻的翻进与再生——对华西都市报创造性新闻实践的理论思考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为了保住新闻这条命根子，国内外一切认真严肃的新闻工作者一方面特别强调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不搞仅凭道听途说的报道，而是深入新闻的源头，把握第一手材料，按新闻事实的真面目，原原本本地报道；另一方面，力戒新闻报道中的主观臆断，力戒夸大或缩小或歪曲新闻事实，尤其反对虚构新闻。在新闻报道中强调客观性，力戒主观性，这对于保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无疑是必要的、正确的。

然而，真理有时再向前跨半步就成了谬误。

多年来，由于我们在新闻报道中强调客观性而贬斥主观性，没有划清主观性与主观能动性的界限，没有划清客观性与客观主义的界限，没有看清报道主体与报道客体的辩证关系而酿成了这样的景况：报道对象与报道者之间泾渭分明，相互不能越雷池一步。如有新闻工作者参与、干预了报道事件，就会被扣上“导演新闻”、“摆布新闻”、“制造新闻”、“炒新闻”之类的帽子。久而久之，新闻事件就成了只供新闻工作客观报道而不能参与、干预的禁区。而《华西都市报》人就敢闯这个禁区，不仅投入报道事件中去，而且将报道事件掀动起来向前翻进。

请看，8名被拐四川籍儿童在河南盼爸爸妈妈接他们回家的小小新闻事件，照常规作一个客观(实则是旁观)地报道就行了，而《华西都市报》不满足于客观的常规报道，还派记者赴河南把这几位儿童接回来，并呼吁社会各界加入到他们发起的“解救孩子回家行动”中。

于是，这小小的新闻事件就如滚动下坡的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快，越滚越扣人心弦：

许多丢失了孩子的家长包围了准备去河南的《华西都市报》记者，递孩子的照片、说孩子的年龄、讲孩子的特征，千叮万嘱，泣不成声。

从工人、职员到厂长、经理，从出租车司机到专家学者，从本省的成都新光电线厂、成都珠江大酒店到外省来川的北京烤鸭店成都分店，多少人、多少企业被这小小的雪球卷进去，一起滚动起来，慷慨解囊，50元、100元、5000元、10000元……资助这一解救“孩子回家行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成都保健中心还专门为孩子们准备了8个床位，8套全新的盥洗用具。

四川省妇联、四川省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四川省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都高度赞扬《华西都市报》发起解救“孩子回家行动”是创举，是义举。当把8名孩子接回四川时，连省市有关领导和新闻界人士也像迎接贵宾一样前往机场迎接。

不仅四川的新闻媒介甚至《郑州晚报》、河南电视台、电影《天伦》剧组、中央电视台、香港无线电视台、《港人日报》，美国、加拿大、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中文报纸和英文传媒都报道了《华西都市报》发起的解救“孩子回家行动”。

我们由此看到新闻向前大大翻进了：报道对象由8名被拐儿童变成了为解救这些孩子而奔走的成百上千的社会各界人士，人数翻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报道内容从拐卖的川籍儿童被发现扩大到这些孩子各自被拐卖的经过、拐卖团伙的罪行披露，特别是增加了解救“孩子回家行动”所牵涉的社会各界的关注、义举这一丰富的报道内容；报道体裁也从简简单单的消息扩展到通信、调查报告、专访、评论、编者按……报道的主题深化了、拓展了。报道的社会意义已不仅仅限于对8名被拐卖儿童的关注，而是“可怜天下父母心”的社会大震撼、大感染。这场解救“孩子回家行动”吹起了“献爱心”的温暖春风，这股春风吹走了蒙在某些人道德观念上的灰尘、净化了人们的心灵，吹绿了一片精神文明的苗圃。

随着新闻的向前翻进，《华西都市报》的社会角色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它由报道河南被拐儿童的主体变成了被国外新闻传媒报道的客体；它由一个单一的反映市民生活的报业新闻传媒变成了一个为社会各界排忧解难的“多功能媒体”：在虎口余生的被拐卖的儿童心里，带他们乘飞机回家的记者叔叔简直就是常常救人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在四川几百位丢失儿童的父母心里，《华西都市报》是一个慈善机构，是他们希望之所在、寄托之所在；在国内外千百万受众眼里，《华西都市报》在演奏一部感人肺腑、震撼人心灵的解救“孩子回家行动”交响曲。

《华西都市报》人参与新闻事件，掀动新闻事件向前翻进，给我们的新闻实践和理论提供了如下的宝贵启示：

第一，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尤其是报社的总编一定要有深厚的新闻理论功底。没有理论上的清醒，便没有行动上的勇气。在一大堆“导演新闻”、“摆布新闻”、“制造新闻”、“炒新闻”的吓人大帽子面前，不少人怕了，《华西都市报》的人为什么不怕?因为他们明白，扣帽子的人和怕被扣帽子的人都没有把新闻报道的主观性和主观能动性搞清楚。新闻报道的主观性是一个认识论、反映论问题，是指报道主体在反映报道客体时夹杂了自己的主观臆断，甚至以主观臆断代替了新闻事实。而新闻报道的主观能动性则是一个态度问题，指报道主体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待报道客体，对报道客体持什么态度?当报道客体遇难时，是袖手旁观、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还是想客体之所想、急客体之所急，奋不顾身，尽全力解救之?由于在理论上划清了报道中的主观性和主观能动性的界限，他们就理直气壮地参与、掀动新闻事件，使之向前翻进。

第二，新闻工作者要真正从灵魂深处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当人民有困难时，是抱着莫惹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态度，还是义不容辞，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人民排忧解难?如果是前者，对在河南发现被拐川籍儿童这件事作一下客观报道就已尽了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已无可非议了。然而，全心全意为人民着想的《华西都市报》人不以发一篇消息为满足，而是以解救孩子为己任，毅然向全社会发起解救“孩子回家行动”，从而使新闻向前翻进了。

第三，我们新闻工作者要有“新闻的翻进”意识。新闻的翻进是《华西都市报》创造性的新闻实践在理论的坩埚里结晶出的崭新的新闻观念。新闻的翻进就是静态新闻向配有背景的新闻、片断新闻向连续新闻，单视角的片面新闻向多视角的全面新闻的跨越，是新闻的激活，是新闻的拓展，是新闻的深化，是新闻的“热核反应”和新闻“核能”的释放。因此，一旦在我们的头脑中有了“新闻的翻进”意识，许多通常是很不起眼的新闻线索就会闪出诱人的耀眼金光，激发我们的灵感，调动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出奇招，竭尽全力去挖掘，我们就可能创造出使星星之火燃成燎原大火的壮观图景。

《华西都市报》人不仅投入新闻事件中去，将新闻掀动起来向前翻进，而且，当有些新闻事件已烟灭成灰之后，他们还设法将其复燃。

让我们从揭露“假郭燕”的报道中寻找答案。

深圳娱乐界一位名叫欧阳的经纪人将深圳某歌舞厅歌手严晓萍骗到成都。利用严晓萍与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郭燕的扮演者严晓频的名字同音，在闹市区打着大幅醒目的“北京人‘郭燕’从纽约来成都演出”的广告，哄骗成千上万的蓉城观众。敏锐而负责任的《华西都市报》人很快就看出了疑窦，并设法与“郭燕”的真正扮演者严晓频的家人接通电话，从她爸爸和姑妈那里知道严晓频还在纽约的真实情况后，便在报上揭露了这一骗局。当揭露的灯光一亮，那位经纪人欧阳和假“郭燕”便一溜烟逃得无影无踪了。

这则新闻断气了，照常规该扔掉，另寻别的新闻线索。然而《华西都市报》总编辑席文举却出奇招：无论如何要把这则断了气的新闻救活——把假“郭燕”找回来，再为蓉城人民演出。

最后，报社终于找到严晓萍的爸爸，并先说服了他同意让女儿再去成都演出：“对，在哪里跌倒，就应在哪里站起来。”接着使受委屈的严晓萍认识到：是的，我虽然事先不知道前次去成都是冒充“郭燕”扮演者，替中间人背了黑锅，毕竟客观上欺骗了蓉城人民。只有再去成都当面道歉才能求得谅解，才是为自己正名的较为妥当的方式。

果不出席总编辑所料，假郭燕再来蓉演出的消息一刊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少歌舞厅争相主办严晓萍的演出。甩掉了黑锅的严晓萍演出时发挥得特别出色。明白了真相、谅解了严晓萍的广大观众报以更热烈的掌声。省、市各新闻单位对此都作了采访，引起了更大的轰动。

然而，席文举总编的醉翁之意不在此，更主要的目的是会诊。编辑部专门为假郭燕现象邀请新闻界、娱乐界、文化界人士进行座谈，与会专家学者就娱乐界经纪人为何能够大搞邪门歪道的疾病进行会诊。诊断结果是：演出的管理不规范，演员的法制意识淡薄。严晓萍也在座谈会上沉痛地说：“这次对我的教训相当深刻，演员要学法，要加强自己的职业道德修养。”

《华西都市报》人使新闻再生的创造性新闻实践启示我们：

第一，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感不应仅仅满足于发现和反映社会问题，还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读者提高对这些问题的理性认识，从而正确地引导舆论。

第二，应当根据社会心理特点办报。正是由于读者有追求完美的心理，所以片断新闻不如连续新闻畅销，孤立新闻不如配有背景的新闻走俏，单视角的片面新闻不如多视角的全面新闻受欢迎。有鉴于此，《华西都市报》在国内率先大批量生产诸如“特别报道”、“新闻追踪”这类拳头产品，以满足追求完美的这一心理需要，大大提高了市场竞争能力。^[5]

【注释】

[1]蔡雯：《新闻报道策划与新闻资源开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页。

[2]耿小勇：《“纸馅包子”炮制者判1年商贩起诉北京电视台》，载《新京报》，2007年8月13日。

[3]蔡雯：《新闻报道策划与新闻资源开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1页。

[4]奥斯本于1939年首次提出，1953年正式发表文章。它是通过小型会议的方式，让与会者在畅所欲言的气氛中，自由交换想法，并以此激发与会者的灵感，使各种设想在相互碰撞中，激发创意并解决问题。

[5]林之达：《新闻的翻进与再生——对华西都市报创造性新闻实践的理论思考》，载《新闻学研究》，1997年夏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