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媒介组织面临的挑战

第一节　社会转型与媒介组织面临的挑战

我国当前的社会改革和社会转型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媒介组织所要面对的社会现实其复杂性、多样性、转型分化的剧烈性、改革的艰巨性都是前所未有的。媒介组织作为塑造社会制度力量的一部分,“媒介责任”的担当也是转型社会对媒介组织的最大期望所在,我国社会转型对媒介产业提出了诸多挑战。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讨论当前我国媒介组织的组织管理和产业方向问题,都离不开社会转型这一大背景。我国当前的社会改革和社会转型是前所未有的,我国的传媒产业的发展必须走一条适合这一转型时期的特殊需要、适合自身发展特性,合乎本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的合规律之路。

“转型”(transformation)一词来源于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和现代化理论。 “转型”原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特指生物的演化。 D·哈利生撰写的《现代化与发展社会学》一书中始用“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 )一词来说明现代化和社会发展^[1]。 “转型”成为用来描述社会结构的进化与转变的核心概念。社会转型不是单指社会某一个领域的变化,或是某一项制度的变革,而主要是指社会结构的整体性、根本性变迁。因此,社会转型包括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从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一直到观念转变、文化变迁等等^[2]。新的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确立与完善,对社会转型具有根本的驱动作用。

我国社会的转型不仅仅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而且是在当今世界席卷全球的信息化、知识化浪潮作用力之下,向信息社会、智能化网络社会、知识经济社会的转型。我国已启动并实施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战略^[3]。有论者指出:“这种新型现代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如果说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信息化是历时态的两个过程,体现为两次社会转型的话,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即将经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也将经历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型,体现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知识社会‘三分范式’的‘双重社会转型’”,“体现为时空的高度压缩”^[4],处于历时发展当中的多种社会文化形态被挤压在一个时空平面上。

三次社会转型的核心特点比较见表5-6:

表5-6

资料来源:童星、文军:《三次社会转型及其中国的启示》,《时事纵横》1997年8月号。

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知识社会和信息社会,最现代的与最传统的并存,前现代与后现代共舞。转型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等诸方面的复杂状况也是迥然相异于其他社会的。中国媒介组织所要面对的社会现实其复杂性、多样性、转型分化的剧烈性、改革的艰巨性都是前所未有的。媒介组织作为“塑造社会制度力量的一部分”^[5],置身于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时期,无疑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阶层分化和内在文化断裂亟须弥合

当前一个重要问题是,改革开放推动下的现代化过程加剧了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进程。最突出问题就是,原本作为政权主要依靠对象的工人、农民阶层的快速边缘化,由下岗工人和失地失业的贫困农民等组成的一个贫困阶层或底层社会的形成。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十大阶层中,广大农业劳动者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分别处于倒数第二位和第三位^[6]。根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调查的数据,“早在2002年,中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就已获得了全社会总收入的32%,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也严重超过国际警戒线(0.40),达到0.454,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476元)仅相当于城镇居民收入的32.1%”^[7]。目前还存在较大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而因体制的不够完善而滋生的一些腐败现象和特权现象也还比较严重。这些数据以及事实其实就是加剧分化的社会在转型当中呈现出来的一张张脸孔,使得社会的和谐稳定受到挑战。有学者指出:“通过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我国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理应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种种利益均衡机制却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结果就是社会利益格局的失衡以及由于利益格局失衡引致的各种社会矛盾的出现”^[8]。甚至认为:社会转型和世界化接轨当中产生的某种将社会拉断的力量,从内外两个方面造成了社会的某种断裂的存在。我国社会目前的转型需要面对的一个紧迫问题是社会的断裂化问题。

一个断裂的社会,并不是仅仅使社会断裂成两个部分,而是断裂成多个部分。在社会的不同部分当中,几乎是完全不同时代的东西,共存在我们的社会里。从存在主义、尼采热、后现代,到消费主义、市民文化、港台电视剧,再到农民的地方性的自娱自乐和“封建迷信”。而在这样的一种文化混杂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在社会中处于边缘的群体,比如农民,他们每天观看的电视节目和城里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那些电视剧的内容,与他们几乎完全不相干,甚至也不属于他们的时代。多个时代的社会成分共存在一个社会之中,不同社会成分的诉求共存在一时,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社会中不同部分的要求的差异,有时会达到一种无法互相理解的程度^[9]。

媒介组织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过程当中的表现,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这种“断裂”现象。资料显示,全国已注册的各类电视台有上千家,开办对农(农村、农业、农民、农民工)栏目的只有1%;省级电视台中,368家注册的各种电视媒介,只有大约十五六家开办了农村专栏,开办率只有可怜的4%!在电视节目中,以白领、大款、成功人士以至于新新人类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栏目越来越多,而为普通平民百姓特别是为困难企业职工、下岗工人服务的节目和栏目却越来越少;在传播内容上,反映强势群体的价值观念、思想感情、生活方式的东西越来越多,而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反映他们的愿望、要求、呼声的东西却越来越少^[10]。对这种传媒状况,有识之士表示焦虑和关切:“在媒介组织如此发达的今天,六千万国有企业的工人,两亿在城市里游荡的民工,八亿农民,这样一批人没有人在说话,中国老百姓越来越没有声音”^[11]。用潘忠党的话说就是媒介组织给予他们的“社会能见度”^[12]比较低,这是媒介组织的失职。

张国良教授承担的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国发展传播学》的研究团队,于2002年底、2003年初在全国9省/市(上海、浙江、黑龙江、广东、江西、河南、四川、云南、甘肃)开展了一项受众调查(有效样本为2831人/户)。其中,他们以媒介责任(包括:“揭露坏人坏事有力”、“反映群众意见充分”、“品位格调高”、“促进国家现代化作用明显”等)为分析因子之一,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得出的调查结论是:当前中国媒介组织最需要加强的环节是“媒介责任”^[13]。

这些事实说明,对于目前社会转型当中存在的某种断裂,媒介组织需要承担起自身的职责。按照发展传播学的观点,传播系统既是整个社会系统发生变化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变化的推进器^[14]。媒介组织不仅要反映社会,同时还需要引导社会。面对社会的转型,媒介组织是做个仅仅随波逐流的晴雨表,仅仅被动地反映社会的“断裂”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承担媒介组织的责任,成为社会良性转型的推进器。推动和促进社会的和谐,将社会的分化与断裂转化为社会的和谐与多元,是媒介组织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可推卸的责任。 “媒介责任”的担当也是转型社会对媒介组织使命的最大期望所在。

二、社会心理与文化价值观亟须重塑

社会转型不仅涉及利益群体的阶层分化,同时也关系到社会心理与文化道德观念的整合问题。自80年代以来开始的社会转型,也是一个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不断解构的文化转型,社会心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体系正受到市场经济及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而新的为大众所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还没能完全建立起来,某种程度上甚至存在着诸如“物欲化、粗俗化、冷漠化、躁动化、无责任化和浮夸虚假化”的“病态社会心理”^[15]。而改革开放以来勃兴的大众文化,或者说大众媒介组织“所帮助创建的一个日常基础的‘共享文化’,……那是一个越来越以消费人物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文化;在市场上能够购买身份和成就的概念以及好生活是通过完全沉浸于商品世界的概念……”^[16]由于这既是一种“全民性的泛游戏性的娱乐文化、无深度的平面文化”^[17],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包含了及时行乐主义的、相对缺少社会道德担当和文化责任意识的肤浅文化,并不能实现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新建构。因此,有论者指出:“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是缺少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的社会,这对一个日益崛起的中国是一个缺憾也是一个潜在的巨大风险”^[18]。可以说,当前中国的精神困境是社会道德失范和价值观失落的困境。因此,我们正处于一个价值重建的攸关时期。当代传媒与整个社会一样面临着如何重塑核心价值观的挑战。

媒介组织作为社会转型的“推进器”^[19],在急剧变革的、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当中,要成为社会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整合力量,在我国社会转型当中承担重要的作用,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和谐,重塑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这不仅关涉媒介组织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也关系社会转型的成功、社会和谐的进程和和谐结构的优化。

三、人们对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亟待满足

我国正在进入一个消费转型和城市化转型的社会发展时期。据统计^[20],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达1090美元;2004年我国人均GDP约1200美元。这表明,我国正进入人均GDP 1000～3000美元的转型关键时期,我国步入了一个消费变革的转型期,开始向消费社会转变,居民消费结构从生存型转向享受型、发展型。其中对文化、信息、娱乐、休闲类产品的消费需求大大增加了。另一方面,我国又正在进入城市化发展的快速道。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2月28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4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29988万人,其中城镇人口54283万人,中国城市化率已接近41.8%。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仅带来一批城市经济的起飞,也带来了天生以城市为产业发展聚集地的媒介的发展时机^[21],为传媒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城市人群的增加伴随着他们对媒介产品的需求将同样大幅提高。

消费型社会和城市化进程,对于媒介产业意味着受众的媒介消费需求的增长。人们在文化产品、信息产品、娱乐休闲生活方面的消费能力、消费需求都越来越高。据统计,从国内的文化产业市场来看,“2006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文化消费总量为4685亿元左右”,但总体上,“我国居民的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仅仅不到1/4”^[22]。现有媒介组织的信息传播和娱乐生产,还未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一句话,我国现有的媒介组织整体形成的文化产业的生产水平、现有的生产总量和现实需求之间的差距还很大。

概而言之,一方面,社会转型带来的一些社会利益分化、内在文化断裂、价值观的混乱等等问题,给社会和谐带来巨大的压力,也给处在转型社会的舆情哨所上的媒介组织提出了诸多极具现实挑战的难题。而另一方面,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和消费社会的兴起又为媒介组织更快更好地发展提供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历史机遇。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媒介组织如何抓住机会、发展壮大,需要深入地探讨和大胆地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