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意义

四、本书的意义

其一，在当前的传媒经济尤其媒体产业运营研究领域内，新闻传播理论界（包含专职研究者与实务行业内的兼职研究者）人士构成了研究主力，而来自经济学及管理学界的研究者普遍缺席，^[4]这就意味着，从总体上看，当前新闻传播理论界对传媒经济的研究，总体上缺乏在经济学与管理学视野内的严谨性与科学性。因此，从政治经济学、营销管理学等学科出发，找到一种具有较强实用价值的研究传媒经济问题、分析媒体产业运营活动的方法体系将非常必要，而这也是本书研究的最大意义之一。

作者认为，要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不外乎两个：一是要尽可能多地引导经济学与管理学界研究者参与到传媒经济研究领域中来；二是新闻传播理论界的研究者们，应尽量加强自身的经济学与管理学素养与能力，并将其更多地用于传媒经济尤其媒体产业运营研究。

其二，尽管目前的传媒经济尤其媒体产业运营研究已有相当程度的应用倾向，但并未形成与社会需求（主要表现为媒体机构之需求）的有效联结却是客观存在的，这一结论可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极少获得实务界的资助反映出来。此外，这一结论还深刻揭示出这样两个事实：一是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理论界的诸多研究成果较为缺乏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与使用价值；二是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界的诸多研究者还没有养成并具备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习惯和能力。

针对这一现状，作者认为，解决该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加强我国新闻传播学理论界与实务界的日常联系。对新闻传播学理论界人士来讲，要彻底杜绝闭门造车，真正养成在开始研究问题之前尽量深入到实务界中去、不断向实务界人士请教与学习的好习惯，要培养自己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实践中研究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其三，一直以来，以资深传媒经济研究学者罗伯特·皮卡特教授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研究者，基本上都奉行把“传媒经济研究”放在“微观经济学”范畴内展开的原则，并普遍认为：所谓的“媒介经济学”主要研究“在各种媒介市场中，不同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各种活动”。因此，西方国家的传媒经济学研究具有十分明显的来自实践、用于实践，在实践中不断提升的特点。而我国的传媒经济研究却走上了另外的一条重视学科归属、注重学科本质研究的道路，因而，通论性研究仍占较大比重，宏观叙事的文章多，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切实可行解决之道的研究成果少，^[5]其实践指导性相对较弱也就成为必然。

针对这一问题，作者认为，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已成功运行多年的先进经验，杜绝以“中国特色”来掩盖自己“故步自封”的毛病，将传媒经济尤其媒体产业运营研究放在“微观经济学”范畴内展开应该更有裨益。因此，作者期待能够有更多的业界人士去高度关注这一问题并积极投身其间，进而为开创我国传媒经济尤其媒体产业运营研究新局面，使我国的传媒经济尤其媒体产业运营研究对切实帮助乃至指导我国媒体行业更好发展做出贡献。

【注释】

[1]本部分综合自陈俊宏发表于《哲学研究》1984年第5期的学术论文《论马克思主义劳动概念的形成及其在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的作用》。

[2]加里·贝克尔著，王业宇等译：《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8页。

[3]菲利普·科特勒：《营销管理——分析、计划、执行和控制》第八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1页。

[4]章平、池见星：《10年来中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回顾——对1996至2005年〈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的实证分析》，《新闻大学》，2007（2）。

[5]章平、池见星：《10年来中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回顾——对1996至2005年〈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的实证分析》，《新闻大学》，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