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媒介“五功能”说

三、简评媒介“五功能”说

毫无疑问，一旦生成，媒介将普遍存在于各类“分工（劳动）”之中并发挥着其独有作用，因此，要想更为深入地掌握并有效利用媒介，对媒介功能的深入了解显然是媒体业者必须完成的基本功课。

（一）媒介“五功能”说的演进脉络

关于媒介功能，早在1948年，传播学集大成者、美国学者拉斯韦尔就在其名著《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提出，假设把社会比作生物有机体，则信息传播活动对社会的延续和发展具有监督环境、协调关系、传承文化的三大功能。这被中国学界众人视为媒介“三功能”说的理论来源。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高，人们的闲暇时间被越来越多地生产出来。为满足人们打发闲暇时间的需要，转移人们“闲易生事”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压力，休闲娱乐在人们生活与社会运转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重要与明显。于是，中国学界众人认为，在增加了娱乐功能之后，莱特将媒介的“三功能说”发展成为了“四功能说”，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媒介功能理论。

其后，中国学界众人认为，施拉姆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分类功能说”，认为媒介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功能，即发展经济的功能。至此，媒介的“五功能说”基本确立。其后几十年，媒介的“五功能说”不断丰富与发展（如拉扎斯菲尔德与默顿提出的“麻醉”功能、麦库姆斯和肖提出的“议程设置”功能等），并逐渐演变成为传播学理论的经典结论之一，影响至今。

（二）对媒介“五功能”说的批判

1．基本概念混用带来的弊端极大

在梳理媒介“五功能说”的过程中，作者发现，不论中外，也不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由于对媒介（更多表现出物理载体与表现形式的属性）、媒体（更多表现出组织机构的属性）、传播（更多表现出生产活动的属性）这三个极为重要之基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无统一认识。监督环境、协调关系、传承文化、休闲娱乐、发展经济等五大功能，其事实上的主体并不仅只“媒介”一体，故从某种意义上看，以上五大功能的真正主体确定为信息传播行为本身可能更为接近事实，也更接近西方学者如拉斯韦尔等人的原意。

即便如此，媒介的“五功能说”仍在中国大陆地区大行其道。对此，作者认为，该是予以廓清的时候了。当然，这也是作者不惜花费大量篇幅对相关问题进行详尽分析的深层次原因。

2．媒介决定论的影响至深

对媒介“五功能说”的再度深入分析表明，该理论深受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的延伸”等经典论点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在媒介的“五功能说”中，隐藏着一个膜拜麦克卢汉“正是媒介塑造和控制着人类交往和行为的尺度和形式”“社会的形成在更大的程度上总是决定于人们相互交流所使用的传播媒介的性质而不是传播的内容”等观点的明显趋向。于是，媒介的产生与应用，都将引起人类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的变化，媒介具有监督环境、协调关系、传承文化、休闲娱乐、发展经济等功能，自然也就合情合理了。

但是，自伊尼斯确定了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范式起，麦克卢汉（承前启后的媒介技术决定论大师）、波兹曼、梅罗维兹再到詹姆斯·贝尼格、丹·席勒、尼葛洛庞帝等被理论界公认为“媒介（技术）决定论”的大家们，基本都强调媒介对人类社会和人的心理的巨大影响。其中，伊尼斯（代表作《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以“偏向论”和“帝国论”闻名，麦克卢汉（代表作《理解媒介》《机器新娘》《地球村——战争与和平》等）以媒介“延伸论”“信息论”和“冷热论”著称，波兹曼（代表作《童年的消逝》）以“技术垄断论”与媒介“环境论”“隐喻论”安身，梅罗维兹（代表作《空间感的失落：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则以媒介社会“情景论”立命……此外，詹姆斯·贝尼格的《控制革命：信息社会的技术与经济起源》、丹·席勒的《数字资本主义》、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等代表作，也基本坚持技术对社会的决定性作用的观点，并对传播技术对人类生存的影响展开了深入分析，并形成了类似尼葛洛庞帝在其《数字化生存》中给出的深远影响现代社会发展进程的结论：“数字化的生活，将把人类带入一个后信息时代。现代社会的种种模式正在迅速转变，形成一个以‘比特’为思考基础的新格局。比特，作为信息DNA，正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

总体看来，媒介（技术）决定论者普遍认为，媒介技术决定社会，而不是社会决定媒介技术，因此，持媒介（技术）决定论的学者一般较多关心媒介技术发展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很少关注社会结构（尤其是权力结构）形态对技术运用的决定性作用，因此也就没有很好地注意技术的巨大影响力往往是社会权力结构与意志的体现。

从20世纪上半叶起，欧洲法兰克福学派开始注意到传播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该学派早期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就指出：“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强调传播技术进步带来的媒介进步实际上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而马尔库塞则在《单向度的人》中进一步指出：媒介技术不但受到社会的全面控制，而且技术本身就是预先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和需要设计出来的，设计本身就包含了一种统治的先验性和控制的欲望。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媒介实际上是被控制的，在权力支配下产生的媒介，其运作必然要受到政治经济权力的控制，并最终成为权力的工具。

其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代表人物雷蒙·威廉斯在代表作《电视：技术和文化形式》中，提出了技术的研究和发展过程中的“意图”问题。雷蒙·威廉斯认为，人们先在心中有了意图和期望，才去寻找和发展出电视这样的科技。“如果一个需求符合决策群体的利益，那么它将被摆在优先地位，迅速吸引各种资源并得到官方许可、批准甚或鼓励。在此基础上，一种比现有技术设备更好的用以满足上述需求的技术便应运而生。”

（三）对媒介功能的再认知

在前文中，本书提出了“生存需要—生产活动—分工（劳动）”的二次循环最终必然导致媒介被生成的全新理论观点。在该理论观点中，信息（首要指分工者与分工对象之间关于职能与操作划分的信息，即分工信息）传播成为新的需要，是两次循环得以顺利实现最为关键的转换节点和媒介最终被生成的逻辑起点。自然而然地，在媒介被生成之后，对信息的传播成为了媒介首先要具备的“最基本”的功能。

本书认为，除了源自于“生存需要—生产活动—分工（劳动）”模型的信息传播这一所谓的“先在”的“最基本”的功能之外，时下关于媒介功能的诸多理解，基本都是由媒介的使用者、使用环境及使用方式等不同的“外在”因素生成的。

首先，媒介使用者对不同媒介的选择当然会影响到信息的产生。但是，对媒介使用者而言，媒介在此仅只提供了一个信息传播的技术条件，并不能决定什么信息应该被传播（由媒介使用者决定），因此，媒介只是媒介使用者用以合作生产信息的要素之一。媒介不同，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媒介使用者生产信息的技术方式和接触界面不同而已。

其次，信息的效应或效用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信息所作用的社会环境，取决于作为信息携带者的社会主体和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同样的信息在不同的信息携带者那里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一个信息是否有意义和有什么性质的意义要由具体的社会环境和这个环境中的社会主体来决定，同时，由社会主体和社会环境所组成的媒介环境，能够全面激活、培育和再生产该信息。

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媒介所提供的信息、形象和思想是其认识社会和历史的主要依据，是集体记忆的再现，是自我认同的参照。于是，人类社会日益媒介化的趋势将逐渐地使人对媒介的依赖悄悄转变成对信息的依赖，媒介也将逐渐地演变成为一个各种社会关系的中介，其作为各类社会关系中介的功能自然也将越发明显，并反映到媒体产业运营的方方面面。

总体看来，媒介的“五大功能”，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媒介的信息传播基本功能为出发点，并在历经社会关系（生产关系）中介功能之后的延伸与应用。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的需要的不断变化，媒介还将可能具有更多的“功能”等着人们去发掘认识，对媒介功能的认知将因此而一直向前演进。

【注释】

[1]以上内容综合自百度百科、维基百科“媒介”词条。

[2]王建军：《分工概念的再界定及其与产业组织演进的关系》，《企业经济》2008（3）。

[3]综合自百度百科“亚当·斯密”词条。

[4]潘俊云、李素余：《马克思早期的分工概念及其内在逻辑》，《学习月刊》，2011（16）。

[5]本小节综合自潘俊云、李素余：《马克思早期的分工概念及其内在逻辑》，《学习月刊》，2011（16）。

[6]本小节综合自潘俊云、李素余：《马克思早期的分工概念及其内在逻辑》，《学习月刊》，2011（16）。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