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观下媒体的“经济

四、生态观下媒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元属性与效益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要求作为未来中国发展的指导思想被正式提出。

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部分中，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进一步地，十八大报告还明确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生态文明建设四大中心任务。

很明显，十八大报告中所指的“生态文明建设”，更多地侧重于狭义“生态学”理论范畴下的“生态环境”建设。而在广义上，由于“生态学”理论（尤其生态哲学以及由此形成的生态观）更多地是一种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生态文明建设从概念（参见下文）出发在一定程度上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本身并无确定边界（约束条件）等诸多原因。以生态观与生态哲学为指导，全面落实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建设各项工作，才能有更为广泛持久的适应性与实效性。

（一）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

1．何谓“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在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之后出现的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是人类文明在发展理念、道路和模式上的重大进步。

生态文明，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以引导人们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为着眼点。

生态文明，其核心要素是公正、高效、和谐和人文发展。其中，公正，就是要尊重自然权益，实现生态公正；保障人的权益，实现社会公正。高效，就是要寻求自然生态系统具有平衡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生态效率，经济生产系统具有低投入、无污染、高产出的经济效率，人类社会体系制度因规范完善、运行平稳而产生的社会效益。和谐，就是要谋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公平和谐，以及生产与消费、经济与社会、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人文发展，就是要追求具有品质、品味、健康、尊严的崇高人格。公正是生态文明的基础，效率是生态文明的手段，和谐是生态文明的保障，人文发展是生态文明的终极目的。^[21]

2．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关系^[22]

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在基础层面上就是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存在着对立关系。人类的生存、发展会带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保护环境，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会或多或少地制约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又是统一的。环境保护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促进经济社会更好地发展，给人类自身提供良好的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生态文明建设与政治建设，既是因果关系，又是包容关系。政治建设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条件。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是由人类在特定制度框架下进行的社会活动引起的。有什么样的制度框架，就有什么样的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也就有什么样的环境影响。因此，政治建设直接影响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水平。政治建设着力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生态文明建设则着力于处理当代人与当代人、当代人与后代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政治建设被生态文明建设所包容。

生态文明建设与文化建设，都需要处理与解决当代人与当代人、当代人与后代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又属于重叠关系。生态文明理念视角下的文化建设的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是生态文化观念不够稳固。要增强生态危机意识，充分认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要尊重自然生态环境，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要增强生态资源观念，优化生态环境资源配置；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要转变消费行为模式，崇尚科学合理的消费方式。

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建设，是相互支撑的关系。社会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保障民生。生态环境质量是保障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最基本的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水平高，作为基本民生需求的环境权益就维护得好；公众参与包括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事务在内的社会管理的程度高，生态文明建设的水平就高。

（二）媒体的文化属性与效益

尽管对何谓“文化”已有数百种不同的定义，但本书坚持使用以下定义，即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一般情况下，文化包括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必须强调，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既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将对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其中，物质文化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物质产品的总和，是可见与可触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包括交通工具、日常用品等等；制度文化则包括婚姻、家庭、社会、政治、经济等制度以及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起的各种行为规范（如礼仪、契约等）；精神文化至少还可进一步细分为“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等两个层次，其包括了由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经过长期孕育而形成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并主要呈现为文学、哲学、政治等方面的内容，是文化概念中最核心的部分。

1．媒体的文化属性

本书注意到，在《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部分，十八大报告在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之后，进一步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等文化建设的四大中心任务。

从微观（即从可触知的产品出发）上看，作为全球标准下均被视为国民经济中文化部类之核心构成的媒体，总是靠提供以新闻为主的各种内容产品而获得生存发展机会的。因此，从十八大报告出发，媒体的文化属性，将主要表现为媒体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公共文化服务是指以政府部门为主的公共部门提供的、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生活权利为目的、向公民提供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制度和系统的总称，包括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资源和服务内容，以及人才、资金、技术和政策保障机制等方面内容）方面的特性，包括媒体提供的内容产品与信息传播服务是否能够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和创建人民安居乐业新型生活方式的需要，是否能够提高人民道德素养，是否能够推动全域经济协调发展（一、二、三产业互动）与其他新兴支柱产业跨越提升，是否能够促使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互动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创新，是否有利于文化的“便民、助民、化民、乐民”功能发挥。

从中观（即从各类制度与规范出发）上看，由于媒体天然具备通过内容产品与信息传播服务影响婚姻、家庭、社会、政治、经济等制度以及各种行为规范（如礼仪、契约等）的能力，因此，媒体的文化属性，首先将表现为其提供的内容产品（信息传播服务）是否符合各种制度与规范的要求，其次则体现为其提供的内容产品（信息传播服务）是否发挥了为社会发展之需创建、改进、调整各类制度与规范的作用。

从宏观上（即从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出发）看，媒体的文化属性主要表现为两大层面：

其一，在社会心理即人们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层面上，媒体的文化属性一般是指媒体在推动这些主观（或称精神）因素的形成、发展、改造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由此形成的若干本质特性。如在印刷术的推动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观、“易变”观等不但影响了中国人，而且对世界文明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其二，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了起源于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物质生活并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态。一般情况下，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政党的精神文化体系并支配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在某一个确定时段内，文化乃是某种意识形态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基础和结果，而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核心并指导着文化的不断发展”^[23]。

因此，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中国媒体的文化属性，首先体现出媒体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按阿尔都塞的观点，意识形态是由生产关系产生的特殊的文化，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由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领域的观念、观点与概念）建设服务以及将这些服务反作用于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特性。

2．媒体的文化效益

很显然，从媒体的文化属性分析结论出发，媒体的文化效益可初步概括为“以文化促和谐，以和谐促民生，以民生促发展”。

在微观上，媒体的文化效益，最直接的表现是媒体能够为受众提供优质的内容产品与良好的信息传播服务。以此为前提和基础，媒体文化效益的内涵还将大大拓展，在文化事业的大繁荣与文化产业的大发展、以文化推动人民生活改善、以文化提升其他行业发展水平等各个方面，获得全面进步。

在中观上，媒体的文化效益，主要体现为通过宣传推广，让对整个社会健康发展十分重要的婚姻、家庭、社会、政治、经济等制度以及各种行为规范（如礼仪、契约等）能被更多人认知、认识、认同，并进而转化为实际行动，从而使社会更加和谐有序。

在宏观上，媒体的文化效益，一方面体现为帮助全体人民形成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以抵制迷信（如邪教），形成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以抵制“三俗”，形成欲取先予的财富心理以抵制“仇富”……

另一方面，媒体的文化效益，还将表现为帮助人民深刻认识到，在任何国家任何政治体制下，都有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政党的精神文化体系即意识形态的存在，并以此抵制在人民中较多存在的“只有西方国家的月亮才是圆的”的观点，纠正自“西学东渐”以来在一些中国人中存在的“崇洋媚外”思想，塑造出中国人完全可以走出一条有别于任何国家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坚强信心。

（三）媒体四元属性与效益理论的内涵解读

通过以上分析，本书认为，在媒体的“政治、经济、社会”三元属性与效益理论基础上，通过引入媒体的文化属性与效益，并以生态观（生态哲学的表现形态）为统领，将其升级创新为“生态观下媒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元属性效益”理论，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1．生态哲学与生态观

生态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哲学基础，是用生态系统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普遍规律的科学，是一种建立在生态学理论基础上的世界观。刘福森先生认为，生态哲学是生态文明时代的新形态的哲学，是以自然存在论为基础的生态世界观、以环境价值为核心的生态价值观、以“生命同根”为价值前提的生态伦理观和以“生态约束”为特征的新发展观^[24]。

生态观，形成于辩证思维的广泛传播和自然科学、系统科学的全面发展，是建立在生态科学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基础之上，人类综合应用整体联系的思维和方法进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某种意义上就是生态哲学的世界观）的概括后形成的、关于人类社会在内的生态系统运动规律的基本认识和基本观点。

必须强调，生态观是人类自然观的组成部分，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客观规律的一种认识，而可持续发展观则是在对全球人口、自然、资源、能源、环境等经济、社会与自然系统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观体系，因此，生态观是可持续发展观的重要思想基础。

2．生态观下媒体的四元属性与效益

综合本书前文的相关论述，很显然，如从狭义“生态学”理论出发，“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将同等重要并将呈现出明显的平行结构特征。但是，如从广义“生态学”理论出发，“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则将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一主（生态文明）四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结构特征，由于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均存在着一个从狭义到广义的逻辑过程，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一主四从”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可能具有更强的包容性与概括力。

具体到媒体，首先，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之实践主体的自我定位明白无误；其次，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之“舆论工具”的角色扮演毋庸置疑；第三，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之作用对象的客观事实无法否认，故其确定存在着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之需的属性与效益。

进一步地，将广义的“一主四从”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本书前文中对媒体属性与效益的全部分析结合在一起，“生态观下媒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元属性与效益”理论观点将应运而生。

首先，该理论观点隐含着一个十分重要的逻辑前提，即生态文明是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量齐观的一个概念，是反思工业文明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形成的全新文明形态，因此，作为其内容构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确定在场。

其次，该理论观点要求媒体无论是作为实践主体、舆论工具还是作用对象，都必须以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属性与效益，积极反哺生态文明建设，并因此使生态文明建设尤其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更上台阶。

最后，该理论观点要求媒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元属性与效益必须符合生态学理论中最为重要的“系统均衡”原则。正如经济学经常使用的“短板理论”所描述的一样，在所有能够决定一个经济行为之效用的全部要素中，是那个最为“短板”的要素决定了最终的最大效用，因此，媒体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与效益必须齐头并进，才有可能使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奋斗目标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