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新闻自由

第二节　专制与反专制:争取新闻自由

如前所述,在封建王权兴起的时期,封建王权与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市民阶层一起反对教会和割据势力,利用了新闻传播作为工具,然而,在其政治势力不断上升的同时,为了其政治统治的需要,各国王权对新闻传播业同样实行了封建专制。打破封建文化专制,就成了刚刚出现的新闻传播业想得到发展所面临的第一个任务。

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到来之前,各国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就开始了,其中以英国较为突出。

在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建立伊始(1603年),以往出版自由、宗教自主的微弱呼声开始逐渐强大了起来,封建王朝潜在的所有危机日益显露。随着国王与国会的激烈斗争,双方都没有更多的精力对新闻出版实施控制,因而在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前夕,报道国内消息的非法报刊迅速盛行起来。为了寻求公众的支持,国会修改了以往大部分限制新闻出版的规定,而革命的爆发,标志着斯图亚特王朝出版控制手段的破产。随着内战的进行,国王的权力逐渐转到国会手中,特许出版公司的权力也大受影响。不过,国会很快成了新闻传播的另一种控制力量。1643年,代表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长老派在国会中占据多数席位,操纵国会在1643年通过了法案,规定成立出版检查委员会,未经检察官审阅批准,不许出版任何书籍小册子。此举导致了一篇新闻史上著名的文献《论出版自由》的产生。

《论出版自由》是英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密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1644年所写。密尔顿出生于伦敦一个富裕的清教徒家庭,剑桥大学毕业,1638年在意大利旅行时,见过被天主教会囚禁的加里略。1639年在革命前返回国内。1641年后,他不断出版抨击教会、主张按民主原则改革国教的政论文章,引起了公众注意。除了《论出版自由》外,晚年,双目失明的他还以口述的方式留下了《失乐园》(1667)、《复乐园》(1671)和《力士参孙》(1671)三部光辉的诗篇。人们认为其在英国的文学地位仅次于莎士比亚。

《论新闻自由》实际上是密尔顿对国会咨询的答辩词。因密尔顿无视国会法案,未经许可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引起了国会愤怒,为此他在接受国会的咨询时作出了这一答辩。他强烈反对集权专制的书报检查制度,认为人们运用自己的理性来进行自由的信息传播与讨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出版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是宗教自由和公民自由的前提,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¹⁷⁾他认为用检查制度来压制出版自由,实际上就是摧毁人类的理性与生存尊严。“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¹⁸⁾出版自由的实质有两个:一是开明地听取人民的冤诉;二是容忍不同意见的争论。因为通过这些不同的意见,能启发思路、开拓视野,“即便是无用处的尘土,也能成为擦亮真理的武器。”帮助人们认识真理、掌握真理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予人们言论出版自由,使人们在理性的指导下,通过真理的反复修正过程,战胜谬误,最终把握真理。基于人是理性的动物,运用理性可以辨明是非的假设,密尔顿提出了“观点的公开市场”和“自我修正过程”两个概念,政府只需要保证言论自由而不应压制自由或偏袒争论的任何一方。密尔顿的《论出版自由》是自由主义报业理论上里程碑式的文献,在新闻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当时印数不多,影响不大。到了18世纪才逐渐在欧美发挥影响,特别是法国大革命时法国革命家米拉波把它译成了法文,开始广为流传。

除了密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外,英国革命期间平均派的领袖约翰·利尔本在鼓吹出版自由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在1646年和1647年出版的小册子《贵族暴政的剖析》和《约翰的呼声》中,提出了法律的源泉来自人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出版自由的重要主张。1648年与1649年,平均派两次公布了《人民公约》,主张建立分权制度,实现出版自由。因为反对克伦威尔的独裁,利尔本还以叛国罪遭到了国会起诉。在法庭上,他的激昂答辩和后来的无罪释放,在英国首开了一条原则:在出版物上发表批评政府的文章不算犯罪。但后来平均派运动还是被克伦威尔所镇压。

如果说密尔顿的《论出版自由》是从理论上阐述了报业自由主义的必然性,那么发生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曾格案件则是在实践中争取新闻自由的重要事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到18世纪30年代,在北美办报已经不再需要政府的特许了,但是办报人头上还有一项严重的桎梏,即一旦政府认定报纸的言论对政府不利,就采用所谓的诽谤法对其做出处罚。1733 年,德国移民曾格在纽约创办了《纽约周刊》,因为是批评当时纽约州殖民总督威廉·科比的平民派报纸,受到了大众的欢迎。但创刊仅仅一年之后,科比就以诽谤及煽动闹事罪将曾格逮捕。在开庭前,平民派到费城请求著名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为曾格辩护。汉密尔顿辩护词的中心思想就是新闻自由。他声称:“发表控诉是每一个生来自由的人所享有的权利。”⁽¹⁹⁾他对法庭宣称,他的当事人的确发表了法庭所指控的文章,但问题的关键是这些文章所说的都是事实。所谓诽谤,应该是指虚假的、恶毒的和煽动性的,所以曾格并不构成诽谤罪。他又对陪审团宣称:“你们在此审理的,并不是那位可怜的印刷商的事业,也不是纽约的事业。……它是自由的事业。”⁽²⁰⁾他呼吁陪审团做出公正的裁决。汉密尔顿的答辩最终胜诉,陪审团做出了曾格无罪的判决。汉密尔顿与曾格一样,成了美国新闻史上的英雄。汉密尔顿在辩护中提出的新闻自由思想,以及只要事实真实就不构成诽谤、陪审团对事实是否真实和是否构成诽谤有独立裁判权两项原则,写下了新闻自由史上重要的一页。

除了英国和北美,其他一些国家如法国、德国、俄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前也都有反对文化专制、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

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是法国专制制度不断强化的时期。三家官方报纸垄断了法国的新闻传播,同时专制政权对国内的报刊实行限制和取缔,许多政治上的反对派报纸被迫停刊。但是这一时期也是法国的思想启蒙时期,启蒙思想家们通过书籍、小册子、历书和报刊来宣传自己的思想。法国的杂志在1745—1785年间从15种增加到了82种。⁽²¹⁾特别是一些新闻人离开了法国,在国外出版一些批评君主制的法文报纸,由于这些报纸在荷兰出版的最多,所以被称为“荷兰的报纸”,比较著名的报刊有《莱顿新闻》、《共和国文学新闻报》等,这些报纸被运回法国国内出售,对国内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革命前的1774—1789年,宣传启蒙思想的小册子的数量激增十倍达到3000多种。1788年,米拉波将密尔顿的《论出版自由》译为法文广为传播,对法国争取新闻自由起了很大作用。

在德国,“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斗争长期以来是争取摆脱书报检查的斗争”。尽管德国成为近代报纸的故乡,却未能在新闻出版自由上为自己赢得更多的荣誉。德国有如此之多的对报纸及出版物的检查制度和特许制度,难怪恩格斯称它是“欧洲的中国”。1701年以后,一个新的邦国———霍亨索伦王朝的普鲁士王国开始崛起。普鲁士的新闻出版政策对德国的影响甚大。国王威廉一世(1713—1740年)当政期间,除了官报外,禁止一切民间报刊出版,并在经济上实行广告垄断制度,由各城市的官方出版附带部分商业新闻的广告报,其他出版物一律不得刊登广告。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1740—1786年)以“开明专制”自居,1740年6月宣布给报刊以“无限制的自由”。但是很快又在1742年7月颁布书报检查令,以后又多次颁布命令予以强化。直到法国革命及拿破仑战争以后,德国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才逐渐形成。例如1798年出现的《总汇报》,创刊之初就开始大量报道法国革命的消息。1802年出现的《科伦日报》、1807年出现的《知识界晨报》也都带有自由主义的色彩。特别是到19世纪30、40年代,德国的民主思潮不断高涨,带有民主倾向的报纸纷纷出现。其中最有名的报纸是马克思曾担任撰稿人、编辑的《莱因报》,反对普鲁士的官僚制度和专制,仅仅存在了一年多就遭到了查封。恩格斯称这个报纸是德国现代报刊的先声。

沙皇俄国也是严格实行新闻检查的国家,最早的报刊也由政府所控制。18世纪中后期,俄国也出现了一些民间刊物,但是随着1796年叶卡捷林娜二世正式建立书报检查制度,民间报刊的生存极为困难。19世纪上半期,俄国的一些政府部门和各省政府开始出版自己的机关报,形成了俄国的官报体系,而反对派报纸也开始在地下出版。俄国争取出版自由的著名斗士是激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普希金、别林斯基、赫尔岑等人。普希金曾于1836年创办著名的文学和社会政治杂志《同时代人》。别林斯基是1839年创办的著名文学和社会政治月刊《祖国记事》的主要撰稿人。赫尔岑则因反对沙皇政府曾多次被逮捕、流放,1847年被驱逐国外,1857年在国外创办了《钟声报》。这些报刊及办报人在宣传革命思想、反对沙皇的封建农奴制度及争取言论自由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在俄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总之,从17世纪上半期到19世纪上半期差不多200年的时期,在西方国家都有争取新闻自由的活动。其表现在英、美主要是提出明确理论和口号,在法、德、俄主要是出版带有自由主义色彩、反对封建制度的公开和地下刊物,宣传进步思想,与官方报刊相抗衡。报刊是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而作为工具,资产阶级首先要求的就是出版和言论自由,但言论和新闻自由真正实现并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还是在资产阶级成功地完成了革命任务并登上政治舞台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