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垄断到国家垄断的西方国家
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发展可以以二战为标志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阶段,其主要的不同就是在政治和经济上从一般垄断发展到了国家垄断,在社会和文化上从现代化向后现代化过渡。如果再细分,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似乎呈现出一种规律性的曲折。在经历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黄金发展时代之后,发生了为争夺世界市场而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后20年代是西方国家的平稳发展时期,但是随后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使西方国家陷入了政治危机。30年代西方各国的政治开始国家化和集权化,在从一般垄断向国家垄断转变的同时,试图以向外扩张来寻求出路的法西斯国家发动了更加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经历了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战后恢复之后,西方国家又进入了50—70年代的新发展时期。不过到70年代这种发展开始减慢,西方国家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与调整。
20世纪前20年的重大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初步形成之后,西方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对世界市场的争夺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一战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空前灾难。在1914—1918年四年多的战争中,有六大洲38个国家的15亿人口卷入了这场战争,直接受战争动员的总人口为7350万,战争造成了1000万人死亡,2000万人受伤,交战国用于战争的直接费用达2080亿美元,相当于1793—1907年历次战争总支出的10倍。(1)战争的外部后果是造成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亚洲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对西方国家而言,战争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国家化,造成了美国势力的崛起和战败国受到压制的新的世界体系。
20世纪30、40年代的重大事件是1929—1933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历史上那场至今令人恐惧的经济大危机,是从1929年9月美国股票市场下跌开始的。美国是危机最先开始而且最严重的国家,全国工业生产指数从1929年5月的最高点到1932年7月的最低点,下降了55.6%,工业倒退到了1905-1906年的水平。国民收入从1929年的878亿美元下降到了1933年的402亿美元。英国工业生产指数在危机中下降了23.8%,法国下降了36.2%,德国下降了40.6%,日本下降了32.9%,整个西方国家失业人数高达3000—5000万。世界平均工业生产指数从1929年的100下降到了1932年的63.8,下降了36.2。危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之大,以至于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当时发问,“这个伟大的古老的迄今为止一直在成功的社会中的许多人,不断地在问自己,是不是西方生活和发展的独特过程在他们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点?”(2)空前严重的危机使西方国家纷纷寻路自救,国际矛盾空前尖锐。殊途而同归,西方国家都程度不同地走上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只不过美、英等国采取了相对民主的方式,典型例子就是“罗斯福新政”,而德、意、日等国则走向了更加集中和独裁的法西斯道路。国际矛盾的不断激化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长达6年多的战争中,有61个国家的17亿人(占当时总人口的80%以上)卷入,战火遍及44个国家,交战各方的武装部队人数高达1.1亿,战争造成了7000多万人的死伤,物质的损失难以计算,许多国家的经济都倒退了十年以上。20世纪上半期的人类用于战争的所有费用大约为4.7万亿美元,其中4万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消耗的。残酷的战争还培养了人类异常强大的战争机器。(3)不过战争也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方面深深地影响到了西方国家以后的发展道路。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是西方国家发展史上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的第二个黄金时期,也表现出一些新特点。
首先在政治方面,由于“新政”的成功和二战的刺激,战后,西方各国几乎无一例外地开始奉行“新政”式的政策,凯恩斯主义在西方世界取得了统治地位。准确地说,到战后60年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其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阶段,即由自由资本主义、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的资本主义。
随着从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西方政府表现出了管理范围的不断扩大和职能的不断转变两大趋势。传统政府的职能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20世纪30年代以后,以美国罗斯福“新政”(New Deal)为起点,西方国家的政府职能又扩大到了经济(就业、物价、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和社会文化方面(科技、教育、社会保障、环境、文化体育)。政府职能扩大引起政府机构的不断膨胀,以美国为例,从1930年到1976年,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机构扩大了5倍,雇员达到了1500万,而1979年的联邦财政预算达到了5000亿美元,比50年前增加了150倍。(4)与政府职能扩大的同时是政府职能的转化,传统政府主要的职能是对内的政治统治和对外扩张,现代政府的职能则经历着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现代的管理概念被纳入了政府的行政之中。在80年代以来的改革中,服务概念又被加入到政府的行政实践中。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摸索出了一套利用舆论操纵选举、操纵政策的方法,各种民意调查机构生意兴隆,政府通过控制消息源而应对新闻界,从而达到政府议程、新闻议程和公众议程的一致和互动。
其次在科技和经济方面,在二战中开始孕育的科技突破战后取得发展,以计算机、原子能和空间技术三大技术为先导,50—70年代发生了被美国学者托夫勒称为“第三次浪潮”的新科技革命。主要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引人注目:(见下表)(5)
1870—1990年西方五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
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再次进入了“大繁荣”的时期。其中,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膨胀是其重要特点,跨国公司和巨型银行开始出现,例如1960年,美国仅有25家银行资产在10亿美元之上,到1970年已增至80家,而且有7家银行资产已超过百亿美元。
第三,在社会与文化领域,“第三次浪潮”所带来的是从工业化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美国学者托夫勒曾经比较确切地概括了工业化社会的六大特征:1.标准化———标准化的产品和管理、标准化的大众传播和日常生活;2.专业化———专业化的生产和装配线、专业化的社会分工;3.同步化———机器使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日益同步化,人们在同一时间上班、上学、吃饭、看电视,工业化时代的人成为最遵守时间的人;4.集中化———人类日益集中到城市、工厂、机关和学校,依靠集中的能源、生产和资本生活;5.好大狂———工业化巨人在集中的基础上无止境的扩张,楼房越来越高,生产规模越来越大;6.集权化———生产不断集中和扩大,又导致政治权力的不断集中和中央集权的不断扩大。(6)应该说,自19世纪以后到这一时期,西方国家是沿着这一路线发展的,但是包括托夫勒在内的许多学者敏锐地观察到,随着信息产业的出现,西方国家出现了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趋势。其在社会文化领域的主要表现,一方面是大众文化消费的崛起———战后经济收入和闲暇时间的增加、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为此提供了基础;(7)另一方面就是各种反政府、反传统、反权威的文化运动出现。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弊端日益显现和新科技革命的崛起,西方国家开始孕育着进行大幅度的政策调整和新一轮改革。主要的趋势是在所有制领域对国家垄断、私人垄断和自由竞争相互关系的调整,在思想领域新保守主义的抬头和经济自由主义学派的兴起,在社会领域价值分配关系的变化。
正是在上述历史环境中,西方国家的新闻传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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