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传播新秩序与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

第五节　世界传播新秩序与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

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是发展中国家在70年代与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一起提出的口号。文化帝国主义是60年代西方学者在反对“新殖民主义”中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80年代以后，在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再次崛起后，发展中国家，包括遭受文化入侵的发达国家中的学者，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概念。

文化帝国主义是60年代出现的许多激进的社会批判术语之一，自产生以后，“该词在整个20世纪的下半叶，一直是通行知识用语的一部分”。⁽²¹⁾这里的文化含义，主要是指民族文化的概念，是指“帝国主义国家控制他国的过程，是文化先行，由帝国主义国家向他国输入支持帝国主义关系的文化形式，然后完成帝国的支配状态”。⁽²²⁾战后发展中国家的斗争，是促进这一词语产生影响的重要原因。

1973年，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阿尔及利亚的首都阿尔及尔召开，会议提出了世界信息新程序的口号，其通过的《阿尔及尔宣言》称：“现存的传播渠道不仅是罪恶的殖民地时代的遗产，而且阻碍着各国之间自由、直接而迅速的传播与沟通；发展中国家必须共同采取行动，来改变现存的传播渠道。”1976年，不结盟国家印度首脑会议又发布了《关于信息非殖民化的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出，信息流动严重的不合理和不平衡，少数国家掌握了信息发布权，所谓信息自由是少数国家根据自己的意志选择和传播信息的自由，而意味着其他国家客观、准确的传播和获得信息的权利事实上受到了剥夺和否定。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发布了《大众传媒宣言》，1980年，教科文组织下属的“国际传播问题研究委员会”提交了《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报告，并在教科文组织的大会上获得通过，这标志着建立世界传播新程序的斗争真正进入了国际政治领域。《多种声音、一个世界》是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立场、观点和要求的报告，其中提出：不平衡是现行国际信息秩序的基本特征，必须加以改变；不管是公是私，过度垄断都会产生消极效果，必须加以消除；为了保证信息与观念的自由与平衡流动，必须消除内部和外部障碍，保证信息来源与传播渠道的多元化；应保障媒介中的新闻自由，但是自由与责任是不可分割的；必须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特点及向其他民族传达自己利益和文化价值的权利；发展中国家应提高自己的传播能力，发达国家应提供援助。对于这个报告，发达国家以对新闻的控制将影响传播自由而加以抵制。1984年12月，美国以教科文组织充满了反西方的论调、危及新闻自由和“过于政治化”而退出。第二年，英国也随着退出。这一斗争陷入困境。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放弃了世界信息新秩序的口号，提出了“交流新秩序”，其主要内容包括：1．鼓励国家间的信息自由流动；2．促进信息广泛、均衡地传播；3．在发展中国家开发一切有利于加强通讯能力的手段，提高交流能力。1991年5月，教科文组织又在纳米比亚的会议上通过了《温得和克宣言》，提出促进媒体独立、经营自由和多元化。政策的转变有适应传播全球化和媒体商业化的倾向，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媒体商业化改革此后的确也开始加快，（本书第十五章），但口号转变也可以说是对美英的一种妥协，世界传播秩序的不平等和不均衡愈演愈烈。

国际传播秩序难以改变的原因有很多，根本的原因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文化落后。从宏观的经济发展水平看，发达国家仅占全球人口的15%，而GDP占世界总量的70%，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的60%，GDP只占5%以上，21世纪初世界上还有30亿人的每天生活费不到2美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在1997年9月8日国际扫盲日的报告中说，全球文盲的状况正在好转，文盲率已从50年前的45%下降到了23%，考虑到全球人口的增长，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成绩。不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1995年，全球有19个国家的文盲率仍然高达70%以上，其中14个是非洲国家。在南亚、撒哈拉以南地区和阿拉伯国家中，文盲率甚至还在上升。⁽²³⁾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与文化政策也影响了发展中国家提高自己的传播能力，例如发展中国家的传播政治化、体制僵化而缺乏活力、非法制化等也制约了传播的发展。

传播秩序的不平等也有国际原因或发达国家的大国因素。在开放和合作的两个国际发展车轮中，经常性的状况是前一个轮子大、后一个轮子小，西方国家还经常强调民主、人权、反恐、武器扩散等非传播因素。发达国家只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传播领域，但是没有传播合作，援助很少，而且政治的因素始终存在。传播秩序的改善方式不是合作而是斗争，所以很难有什么成效。在国际传播体制方面，国际传播中的商业化、企业化，也使国际传播的斗争转换成了一种经济的竞争，政治性的色彩在退化。所以，国际传播新秩序这种政治化的口号似乎也有些不合时宜了。

从根本上说，改变国际传播秩序的努力方向有两个：在国内改善传播环境和传播政策，提高传播技术；在国际舞台上争取国际技术合作和援助。主要的问题在内部，改革开放应该与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长远看，改变这种情况的道路依然十分漫长。

世界传播秩序、信息与文化主权和文化帝国主义是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在跨国传播时代，信息与国家主权已经密不可分，由于对传播空间的争夺和传播的“再边境化”，“正在重新构建信息图像空间并形成新闻的传播地理”，⁽²⁴⁾因此传统的主权观念中必须增加信息和文化的概念。信息主权是指一个国家对本国的信息传播系统进行自主管理的权利，文化主权涉及保证本国民族文化传统及文化价值观存续和发展的问题。而文化帝国主义概念又扩大为以经济、资本实力为后盾的市场扩张，通过传播信息产品而实现一种文化价值的扩张，在摧毁当地文化的同时，实现全球性的文化支配。文化帝国主义的观念在八九十年代被学术界重新提起，主要的背景是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国家的全球性传播与文化扩张，这种传播与扩张引起了各国的文化与民族认同危机，进而引起了各国的警惕与注意，而且这一观念的提出，标志着不仅发展中国家，而且包括受到美国文化入侵的发达国家也面临着挑战。如果说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学术概念，那么信息与文化主权的提出就转化为各国保护本国利益的政策与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