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艺性节目形态的比较分析

第二节　综艺性节目形态的比较分析

一、综艺节目界说及其误区

在大家的理解中，“综艺”，一般指含有歌舞、相声、小品等诸多文艺样式的节目。中央台20世纪80年代末推出的《正大综艺》是早期“综艺”节目的代表。现在，综艺节目大多应该是“综合游艺”，一字之差却能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

在1993年版的《中国应用电视学》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有关综艺节目的定义，即电视文艺是“运用先进的电子技术手段，对舞台上或演播室演出的各种文艺样式进行二度创作，既保留原有的文艺形态的艺术价值，又充分发挥电视的特殊艺术功能，主要给观众以文化娱乐和审美享受的电视屏幕形态”。而对电视文艺竞技节目的定义则是：“具有文艺表演和技艺竞赛双重性质，由电视节目主持人、竞技演员、评委、特邀观众组成，具有竞赛性、欣赏性和娱乐性，一般采用电视直播形式的电视文艺特殊样式。”

综合游艺节目既能增强现场观众的体验性，也能带动电视观众的间接参与性，取得现场气氛和家庭气氛一致的热烈性。同时，栏目主持人不应是凌驾于观众之上的评判员，而是热情引导观众情绪的导游，因此他们着力挑选容易被观众接受的清纯可爱的男女主持人。

湖南卫视最早策划电视综艺节目是在1986年，由汪炳文和原文艺部导演李娅发起，最终因为经费原因没有被看好。第二次策划是在1991年，根据魏文彬台长“创办直播式综艺节目”的指示，设计了一档名为《七叶树》的节目，即《快乐大本营》的前身。直到1997年，《快乐大本营》诞生，新型电视综艺节目逐渐成形。由综艺词意的演变，可找到我国电视综艺节目发展的过程和趋势。晚会式的综合文艺节目，从80年代初中央台创造了晚会模式后，经过形成期和完善期，到90年代初进入辉煌期。但晚会从主持人到演员，从串联词到具体的一系列内容显得空洞、虚假，人们渴望一种“真”的东西出现，由此催生了真正的“综艺”。汪炳文对综艺节目的理解和创造，其实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综艺”的“艺”。不同的是，他将人们习惯认为的“文艺”理解成“游艺”，《快乐大本营》可谓新型综艺节目的代表。汪炳文认为：“电视文艺有浓烈的大众色彩，要贴近生活，贴近观众，不能像一个很浪漫的作家去为读者建一座空中楼阁，自己洋洋得意于某种境界，说不定就离观众越远。”

《快乐大本营》最初的总导演和总制片人汪炳文对《快乐大本营》节目形态的准确定位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传统意义上的综艺节目被理解为“综合文艺”，是一种不科学的界定，不能再将“综艺”解释为“综合文艺”；文艺晚会作为一种独立的电视艺术样式，应不隶属于任何一类而单独存在；除新闻、专题、晚会、MTV、电视艺术片等以外的，具有较强参与性、内容多变的节目样式统称“综艺”节目。汪炳文对综艺节目形态的准确定位，集中地体现了综艺节目观念的变革。《快乐大本营》的出现既是学习以往娱乐节目成功经验的结果，也是主创人员文化与制作观念创新的结晶。

目前，国内的综艺节目存在四大误区：1.游戏内容雷同，缺少创新。2.主持人表现差强人意。3.商业化太重，文化味太少。4.个别游戏内容出格，难以产生“笑”果。各地电视台盲目效仿其做法，使综艺节目泛滥成灾，恶性竞争的后果将是失去观众。

娱乐，就是给人以健康、轻松、快乐的享受。但是目前很多综艺节目巧妙伪装起来的对于观众意志的迎合与欲望的满足，从中看到的是一些令人不满的现象：主持人经常出洋相，嘉宾缺少智慧的明星模仿，参与者凑热闹起哄式的比赛，巨额奖金的刺激，自轻自贱的哗众取宠，缺乏幽默的相互调笑，综合水准和智力程度偏低，像这些内容能给予人们什么样的娱乐是值得怀疑的。

二、 相关综艺节目形态评析

（一）《超级女声》：大众娱乐模式的转换

现在看来，无论是对于整个电视娱乐界还是湖南卫视而言，“超女”都是一个具有颠覆传统娱乐节目制作理念的一次尝试。如果说《快乐大本营》以一种明星加游戏的形式掀起了娱乐节目的高潮，那么“超女”则成功开启了大众娱乐大众的新时代。《超级女声》的巨大成功，不单是给传媒业、广告业带来了一种全新的震撼，更是给社会各阶层、各领域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超级收益

《超级女声》作为一档平民选秀节目，是新娱乐经济第一个成功的代表作，至今已连续举办三届。首届于2004年由湖南卫视与湖南娱乐频道联合制作，节目一经推出，很快就以超越《快乐大本营》当年窜红的速度迅速席卷了中国，一跃成为同时段收视率全国第二，创造了湖南电视台的收视记录。超女们占领了整个电视娱乐的制高点，也再一次捍卫了湖南卫视在娱乐电视节目制作上的领先地位。而它2005年的发展情况更是可喜，无论是参赛人数还是观众参与的热情以及收视率都较2004年有了更大的飞跃。广州、长沙、郑州、杭州、成都五大唱区报名人数集合近15万人。据央视索福瑞的最新收视数据统计，2005“超女”收视表现更加不俗，尤其是在全新开发的周末午间时段，收视份额更是突破10个百分点，稳居全国同时段所有节目的第一名。每个周末各唱区的总决赛的收视也是异常坚挺，全国同时段收视率进入前三。“超女”在中国大陆地区到达率为35％，同一时间有2.1亿人在收看。其中，总决赛收视率更是冲到11.6％，赢取了29.54％的市场份额，收视表现位居同时段全国第一。无论从全国31座城市的收视率、网络搜索热度、选手质量、新闻媒体关注度、观众歌迷互动程度来说，2006年的《超级女声》在选秀类节目中都是明显领先的。“超女”现象有如裂变式的爆炸威力激活了草根文化的巨大市场。

《超级女声》这一节目不仅成为一场大众娱乐的盛宴，而且创下了娱乐节目收视率的新记录，根据央视—索福瑞的收视调查显示，郑州唱区五一期间海选时，每100个观众就有10个在收看《超级女声》。节目在赢得观众的同时，也“赚了大钱”，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据媒体报道，《超级女声》年度总决赛的广告报价每15秒11.25万元，超过了中央电视台第一套最贵的19：45时段11万元的电视剧贴片广告。^[1] 据中国社科院《2005年度中国文化蓝皮书》披露，《超级女声》创直接经济效益7.66亿元，间接社会经济效益达20亿元左右。2005年，湖南广电集团资产也由1992年的4亿元突增至86.4亿元。

《超级女声》以“想唱就唱”和“无门槛”参与的口号，吸引了全国15万青少年报名参加和数以亿计的观众。《超级女声》的目标是“自娱自乐，实现自我”，这一目标成为大众娱乐形式的最佳形式，大众的直接参与无疑是该项目的最佳创意。当然，这个大众化的娱乐节目有娱乐公司的经营色彩，但是，这并不意味一旦娱乐和经营联姻，其娱乐味道就变质了。其实，歌唱比赛这种活动形式，具有很强的大众化色彩，参赛者的唱功是硬道理。从“超女”十强的经历来看，她们的先天素质和后天培养都非常不错。

从学前儿童到年过半百的家庭妇女，踊跃参与的形势，确实让人有些感动。对这些报名参与者，利用海选的方式，进行层层筛选，最后角逐出前三名，并对他们进行进一步的包装，成为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歌星。这一活动的时间更长、规模更大、参与更广，产生了出人意料的影响，与其说是对娱乐观念进行了延伸和扩张，不如说是创造了一种平民文化。这一娱乐性节目，就电视文化的影响看，不仅充分发挥了电视的最本质的特性——大众化，让老百姓在完全自主的状态下表达自己的观点，实现了观众最大程度地参与节目，标志着中国电视正由娱乐大众走向大众娱乐，使大众在活动中获得娱乐消遣、舒适、放松，把自己追求娱乐和艺术的天性极大限度地释放出来，节目原生态传播风格引起了新的收视兴奋点。尽管这一系列活动引起了全社会的纷纷议论，但是，这些变化既标志着湖南卫视发展娱乐观念的不断变革，展现了湖南娱乐节目的新形象，也预示了湖南卫视娱乐节目面临更大的风险和将要获得更大成功的可能。

《超级女声》不但引起了电视娱乐游戏规则的讨论，改变了娱乐产业的格局，而且有力地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以“PK”为代表的一批超女流行语已成主流用语，以李宇春、周笔畅为代表的中性美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国人原先的审美标准。中国人一贯欣赏的就是“男的阳刚，女的阴柔”，2004年首届比赛决出的前三名“超级女声”安又琪、王缇和张含韵都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但2005年“超女”全国前十强中，最受欢迎的李宇春、周笔畅、黄雅莉等人与德容妇功、端庄贤淑的传统中国美女标准相去甚远，“假小子”同样颠倒了众生。针对“超女”引起的种种社会争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银河认为，在多元的、正常的社会对一件事的看法经常是不同的，“倒是对什么都特一致，是不正常的。这种东西毕竟无伤大雅，纯粹在娱乐领域，讨论是现代社会的正常现象”。而比赛中“喜欢谁，就留下谁”的短信支持机制更是改变了传统的追星方式。“超女”活动凭借强大的娱乐宣传攻势、别具一格的选秀标准和简洁生动而具有煽动性的口号及成功的市场操作席卷全国，形成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总动员的选秀活动，打造了平民化娱乐的又一个狂欢，开创了中国电视新娱乐的方向。

2.业界点评

湖南卫视给《超级女声》这样定义：它是一档具有独特品质，以音乐选秀为外壳的大众娱乐性节目。整个节目自动剥离了电视艺术暧昧的包装，紧贴大众性和亲民性两大主题理念，倡导“想唱就唱”和“以唱为本”。选手去留的淘汰方式，将一切权利交给了大众，张扬一种“全民快乐”的感觉。“大众参与，全民快乐”正是超女区别于其他音乐比赛节目的灵魂所在。

中国著名词作家乔羽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各领风骚数百年’，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时代，他的艺术都表现了他的这个时代，他就成为这个时代所代表的东西。唱歌，本来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东西，它不是非要歌唱家才能唱歌，人人都可以唱歌。‘想唱就唱’，我赞成这个。你想唱歌吗，你就唱吧，你就到《超级女声》来唱。”

中国著名歌唱家王昆说：“我太高兴了，太高兴了，就是说我们的歌坛，像你们这种歌声不是非常修饰的，不是虚假的，不是矫揉造作的。这种唱法，将来在我们的歌坛中充实了一个力量。我会为你们的成就、你们的成功高兴。”

中国著名作曲家孟庆云评价道：“我觉得你们湖南台的比赛活动有时代感，总结出6个字就是——快感、动感、情感。希望你们更有信心。不管别人在说什么，你们把这个事情搞得再完善一些。想说就说，‘想唱就唱’。生活嘛，就不要犹豫，我喜欢这句话。”

新浪网总编辑、新浪全球资深副总裁陈彤认为：“湖南卫视的成功操作，2005年的《超级女声》成了这个夏天最受关注的话题，相关报道遍布全国各个报刊、电视、网络媒体，成为诸众茶余饭后的第一谈资，从而形成‘超级女声’现象。这个节目汲取西方最热门的电视节目的经验，又加入中国受众喜闻乐见的因素，成为2005传媒整合营销的典范作品。”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中央电视台市场研究总监袁方认为，“超女是中国大众娱乐的开始。它本质上不是一个专业级别比赛，而是一个全民参与的娱乐活动，这有别于强调艺术性及专业性的央视青年电视歌手大奖赛。同时，这个活动并不是靠明星取悦大众，他们打出的是‘大众取悦大众’的创意王牌。制作者将传媒的门槛放低，满足了女生们自我表现的愿望”。“超女”没有门槛，不设专业水准的底线，任何年龄、地区、外貌、学历的人都可以参加，想唱就唱。

湖南本地的领导与电视工作者对“超女”这种大众娱乐现象都持积极支持与乐观的态度。湖南省广播电视局局长魏文彬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超级女声》主要面对广大年轻人，由于节目的零门槛，制作者从一开始就注意了节目的品味和格调。他还说，《超级女声》的超常火爆，说明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重要性。新闻媒体要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必须认真落实“三贴近”的要求。魏文彬表示，今后《超级女声》会朝更健康、更大众化的方向发展，并明确定位为以年轻人为主的节目。首先是节目报名和录制等环节将安排在假期，不影响青少年的学习；再是严格规定18岁以上才能参赛；三是在过去内容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对选手的歌曲、台风、服装和主持人、评委等各方面进行改进，同时强化奋斗、励志、快乐等精神追求的节目内容，力争找到一种既健康又适合青少年特点的节目形式。未来的《超级女声》会不断改革，不断完善。而且在此基础上，还要办《超级男声》。^[2]

湖南卫视2006年《超级女声》宣传负责人、总编室主任李浩表示，《超级女声》是一个通俗的节目，但不是低俗。电视的本质就是通俗文化，以快速消费的形式来传播。另外，收视率与是否低俗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它是靠新颖的节目形式来吸引观众的，而非通过低俗手段来简单迎合观众口味。高收视的节目不一定是好节目，但无收视的节目肯定不是好节目。^[3]

湖南省文化厅副厅长雷鸣强说：“青少年的成长需要吸收多种层面的文化养分。无论如何，《超级女声》只是一档电视节目，大众不要期望它能肩负起培养青少年全面发展的使命，也无需把超女看成是青少年的唯一。《超级女声》的未来关键是怎样以一种符合青少年特点的形式出现，将节目改造、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4]

《快乐大本营》导演宋点表示，未来娱乐节目肯定是朝大众参与的方向发展。《超级女声》更印证了嘉宾、明星个体闪亮的时代已经过去，娱乐电视的主体已经变成电视机前的观众。优秀的节目必定是从观众中来，又回到观众中去。未来的理想电视将会是通过表达快乐来重塑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用生命、道德等元素来影响人们的生活。

“超女”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几点，一是出色的团队执行力，二是顺畅的内部运作体系，三是专业品牌的号召力。“超女”的成功过程首先得益于湖南娱乐频道的本土化原创，接着很快融进了湖南卫视的制作。及时主动选择“超女”上星，并拿出相当大的资源和制作投入与天娱传媒合作拓展全国市场，“超女”强有力的事实证明，好的创意与优质平台及时组合，好的内容产品与市场结合就一定能放大优势、获取巨大效益。

3.大众警示

有如此大众基础的文化潮流是很难人为阻挡的，“超女热”某种程度上顺应了时代潮流，新生事物往往有争议。从传播效应看，越有争议的节目越“热播”，轻易斥之以“低俗”绝非严谨的学术评判。从2006年《超级女声》来看，从选手到评委的艺术水准大大提高了，演唱的歌曲不乏高雅音乐，选唱民歌、美声，甚至歌剧的超女也进入了十强，逐渐避免了重通俗歌曲轻其他的倾向。2006年我们欣慰地看到，在流行音乐的波涛汹涌中跳动着民族音乐的浪花。但是，我们也看到2006年的赛事与音乐无关的环节设置更多了，从活动设计看，更添加了煽情及人为教化的痕迹，超级歌声有时变成了超级“哭”声，这往往引起观众的情感疲劳。因此渲染歌唱以外的东西要有度，要围绕歌唱为中心策划。幸而在这场娱乐战争中获胜的冠军尚雯婕是一位较本色的好歌手，她谢绝了编导以其家庭贫困来煽情的宣传方式，反而突出了她对音乐的执着追求与酷爱。海内外广大白领鼎力支撑的“雯婕现象”，这多少改变了超女存在的偏“小儿科”现象。

当然，对《超级女声》这样一种广泛性的娱乐节目的各个方面的把握还存在一些具体问题。

在“超女”超乎预料的火爆程度及超强冲击力下，电视湘军难免缺乏必要的准备，趁热打铁时有打磨不精当之处，对艺术欣赏的导向也存在一些偏颇。例如，评委的倾向性意见只能属一家之言，点评应该切中主题，画龙点睛。所以评委资格的认定也是一个应该考虑的问题，也许可以加一个环节，选拔合适的评委，包括PK后主宰去留大权的大众评委，其相关操作要科学公正，要有必要的透明度。大众评委的组成既要能代表大众，又要有专业基础。从2006年超女选拔赛中观众们欣喜地发现，评委点评更出彩了，其专业指导性较强，尤其是评委宋柯极具专业风范，点评入木三分，非常理性中肯。但是也有的评委点评容易产生一些问题，有时评委太感性，难免说出诸如“听了你的歌，令所有男人都要昏倒”等过头话。

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何开四发现了《超级女声》两大陷阱，具体来说，陷阱一是评委。如柯以敏既是这种盛宴享受者，也是陷阱中无力自拔的受害者。他认为柯以敏有可爱的一面，以敏感性、率真、好为人师的特点，打破了传统的评委模式。柯以敏难以压制个性表达，她手舞足蹈的现场评说表演，一改集尊严、权威于一身的评委形象。陷阱二是美丽。一个超女从走上海选舞台，她需要付出许多。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4万超女，花钱包装自己参加海选，如果被淘汰了，肯定无从索取什么投资回报，自信心也会被极大挫伤。对她们来说，这项投资最不划算。而最终一路向总决赛冲关的幸运超女们，最终要想参加决赛得签下8年合约。何开四认为，这不是一个公平的合约，它让年少貌美的超女们，最终堕进另一个美丽的陷阱。有超女家长对新闻媒体坦言：“家有超女是场浩劫”，光为选票就得花上几万元……选手的艰辛代价可想而知。尽管2006年节目不断变换赛制，但临阵磨枪，始终令人感觉不成熟，缺少真正的创新力。如何让游戏规则更合理，评判标准如何更有代表性，并可吸引主流参加，也许是下一届比赛需要精心策划的重点。

大众自娱自乐的“原生态”节目在国外已经流行了很久，“超女”节目创意者也受到美国的《美国偶像》等歌手选秀节目的启发。对这种为了讨巧观众、提高收视率而降低作为电视节目应有的美感的“原生态”现场节目，虽然也有人表示疑问，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居高不下的收视率让所有的电视台及相关操作者成为最大的收益者。

（二）《玫瑰之约》：婚恋情感模式的起落

节目的创新是节目生存的第一要素，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就无法生存。这样的事例就发生在湖南卫视的另一情感型品牌综艺节目《玫瑰之约》身上。《玫瑰之约》曾作为国内婚恋栏目的佼佼者，拥有过遥遥领先的收视率，在一年内为电视台带来2000万至2500万的广告收入。在1998年至2003年的5年间，《攻瑰之约》对社会上的婚姻文化影响是空前的，不仅成功配对了上千对恋人，其中200多对已踏上了红地毯，步入了婚姻殿堂，并诞生了50多个“玫瑰宝宝”，它成了全国最具号召力的电视红娘。但由于样式老化，收视率不断往下降，到2003年秋，《玫瑰之约》不得不告别观众，停播整改。台内与栏目组一直在为节目如何“重出江湖”做一轮又一轮的策划，无论是节目形态还是主持人的启用都进行了一次“大换血”。虽然新节目风格、形式相比以前而言，更加娱乐轻松化，并由汪涵接替了原“月老”冯祺，担当男主持一角，于2004年4月再次播出。但是，似乎这一支“玫瑰”的凋零已经成了定局，娱乐化不仅没有使它起死回生，反而加速了它走向毁灭的速度。

《玫瑰之约》这档情感型婚恋速配节目的衰落，其主要原因有许多方面，最重要的是创新能力与发展潜力的缺失。

因为娱乐节目原本是舶来品，皆由海外移植而来。如果追本溯源，许多娱乐节目往往可以找到这样一条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仿效临模过程：英国—美国—日本—中国香港或台湾地区—内地。例如《玫瑰之约》克隆的是台湾地区的《非常男女》，其后期的“红丝带”特别节目中的“九男追一女”则是参考了美国莱温斯基主持的一档情感类节目。由于国情、文化、传统、习俗以及收视习惯的差异，许多在海外很火的娱乐节目，移植到国内后，也不一定就能达到预期的良好效果。这主要在于，即便是开端良好的节目，但因为受众的欣赏口味、需求与市场的竞争这两个变量，注定了它的命运充满了无穷的变数，只有不断求变图新，才能避免昙花一现的悲剧。

情感型婚恋速配综艺娱乐节目的创新，一是除了不断拓宽娱乐节目的表现形式，要由过去以嬉笑为主的浅层次刺激逐渐转为有一定格调的深层次审美层次之外，还要多注意品位的提升，不能只顾取悦和迎合观众，靠“愚乐”来生存；二是多挖掘民间资源与传统资源，多一些原创性的因素，加快娱乐节目的本土化进程，这样或许可以产生长期稳定的发展局面。

《玫瑰之约》的尴尬处境，揭示了当前电视娱乐节目普遍存在的问题——内容贫乏、模式单调、相互模仿，缺乏活力与新意、后劲不足。同样，虽然曾经名噪一时的《快乐大本营》最红火时平均收视率曾达到3.3％，广告价格超过中央电视台的平均价格，创下近些年我国电视收视率的神话。但现在的《快乐大本营》已淹没在了群起的“翻版”与“克隆”中，创造潜力在逐渐受到不利因素的影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特别是2004年女主持人李湘的退出，使观众群在无形中也有慢慢流失的现象，使人担心它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像一朵凋零的“玫瑰”，大失容颜，风光不再。因为，激烈的竞争大大缩短了栏目兴盛与更新的周期，独领风骚的情形已不复存在，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只有常变常新，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