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声音一个方向

多种声音一个方向——论党在新时期的新闻政策

甘惜分

我们报纸的形象并不乐观

从数量上看，我们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的发展速度虽不能同发达国家相比，但从我们自身的历史出发看问题，我们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

但如果不只看数量，而到读者中去考察一下，我们的报纸的形象则很不令人乐观。

报纸的发行数字最大量的是公费订报，如果取消公费订报制度，这一数字将大幅度下降。

我们到处可见，读者读报大都是一翻而过，认真读报者不多。公费订阅的报纸放在报架上，有的很少有人翻过。听众和观众对广播和电视也有不少意见。

既然如此，何以解释近几年来我国新闻事业如此之高速度发展呢？据作者所知，这大都是各级领导干部逐渐认识到舆论阵地之重要，自己控制一张报纸，一个刊物，一个广播电台，一个电视台，可以随时发号施令、下达指示，发表讲话，而“不另行文”，又快又省事。他们很少想过他们的报纸和电视等等是否适应人民的愿望，是否受人民欢迎。

据听到的反映，广大群众对我们报纸的评价是:

一、群众迫切需要了解的信息不多(不是完全没有)，而群众不感兴趣的“新闻”却很多。

二、报纸上的新闻，不是客观世界正在发展变化的重要事实的反映，而是报纸编辑部想让群众知道的部分事实。报纸不讲真话，掩盖矛盾，不把国家真相告诉人民。

三、报纸只对上级领导歌功颂德，而很少批评上级领导，没有起到舆论监督作用。

四、党风败坏，社会风气不正，道德品质下降，物价上涨太快太大，部分人民生活困难，社会劳动报酬极不合理，如此等等社会迫切问题，报纸不敢大胆抨击时弊，而是绕开矛盾走，这样的报纸是得不到人民信任的。

五、报纸上国际新闻太少(《人民日报》稍多一些)，好像中国是游离于世界舞台之外似的。

六、我们的报纸不能代表人民对国际问题发言，过去对社会主义国家不到国交破裂之时，报纸只说它好，不敢有半句批评。其实人民自有看法，但无从表达。这个问题今天依然存在。

七、国家领导人对外宾很多话都讲，对人民却保密。领导人经常接见外国记者，却很少同中国记者作平等的交谈。

八、国民党统治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报纸反抗黑暗统治，是何等英勇善战！国民党倒台了，共产党执政，党的报纸再没有从前那样尖锐泼辣了。

九、全国上百种日报，加上其他报纸，基本上都是共产党机关报，从上到下只发出一种声音，没有一家报纸敢发表同“官方意见”不同的意见，群众性的不同观点无从表达。

十、西方国家的报纸基本上都是受垄断资本集团控制，但是它们追求独立、客观、公正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不能让“新闻自由”这个政治口号为它们独占。

报纸三大弊端:单一性、封闭性、隶属性

从群众的反映可以看出我们报纸存在的弊端，总括有三:

第一，单一性。

现在我国的日报和大型报纸，除中央和省市级报纸是党机关报之外，还有部队机关报、群众团体机关报、专业报(中央各部门领导的报纸)、企业报，以及地市报、县报等等，莫不在党委领导下，是从上到下的党报系统。至于近来出现的文摘报、信息报之类，不是党机关报，但它们在全国报群中不占重要地位。

党报是人民的报纸，但实际上它们主要是党借以传达政策的宣传工具。人民的情况虽有所反映，但重在宣传政策。有的报纸官气十足，民气甚少。从党委来看，党报是人民报纸，但从人民群众看，自己欲读者报上没有，自己欲读者报上也少有，报纸是“官方”的。

单一的党报体制还有一个大弱点，就是发言缺乏灵活性。党报必须同党完全一致，党未表态，报纸不得随便发言。单一的党报体制不便在国际舆论界以至国内舆论界进行纵横捭阖的宣传斗争。

第二，封闭性。

我国新闻发布有一个特点:夸大成绩，隐瞒失误，隐瞒党内争论，掩盖矛盾，甚至人代大会的讨论也保密，报喜不报忧，多报喜，少报忧。十年动乱时期新闻封闭达到极度，现在还未完全纠正过来。

我们从来讲究实事求是，在事实面前要无所畏惧。但是我们在新闻报道上却不敢把事实真相告诉人民，或半遮半掩，隐瞒了部分真相。

但是当前的人民群众有多种渠道了解情况，“大道不通，小道畅通”，外国广播也常有中国消息(夹杂着一些猜测)。我们的新闻封闭恰恰助长了小道消息的传播，并且为外国广播开辟市场。

与其如此，我们何如主动开放新闻传播，从十三大以来新闻开放的好势头继续再向前几步。

第三，隶属性。

党报隶属于党委，是党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接受党的领导，这是保证全党的统一所必要的。

但与此同时，还需要承认报纸是社会舆论机关，它具有社会性和相对独立性，它是人民的舆论阵地，应当站在人民立场上，为人民说话。不要片面强调自己是党的喉舌，不使广大中间群众和落后群众对我们另眼相看，看成是“上边”的报纸。

少奇同志1956年指出报纸不挂党和政府的牌子，他的意思不是不要报纸的党性立场，而只是要给人以独立、客观、公正的印象。

为什么我们的报纸批评开展不起来？这是因为报纸既是隶属于党委，下级何敢批评上级？有些领导干部也依仗这种隶属关系，以权压人，甚至庇护自己的下属单位，阻挠报纸批评。1953年中宣部关于党报不能批评同级党委的批示，历史证明起了一些不好的作用。那个批示不分清楚报纸是不能批评同级党委组织或是连同级党委成员都不能批评。演变至今，批评区越来越大，有权势者，有靠山者，都不能公开批评，被批评者无非是下级干部和基层组织。报纸的舆论监督权何在？

一般说，党委书记的政治水平高于记者，但也不能绝对化。记者每天接触新生事物，也可能有卓识高见，为党委所未料。党委对记者要平等待人，与他们交朋友。资产阶级政治家都有不少记者朋友，他们当然是为了搞宣传。难道无产阶级政治家就不能与记者交朋友？何必非要摆出领导架子，与记者难得一见。即使接见，论级别差了好几级，记者见了上级，有如老鼠见了猫，低声下气，听候指示。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外国和港澳记者侃侃而谈，敢提尖锐问题。我国记者坐在前排，却沉默不语，偶尔提问，也颇拘束，所提问题大概也事先请示过领导。这样下去，我国新闻界何能培养出大记者名记者来？

党委也许认为，对报纸抓得越紧，管得越死，报纸就越少犯错误。在党的领导正确的情况下，也许如此。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即在党委本身也正在犯错误的情况下，党委死扣住报纸隶属于党委，作为党的喉舌，其错误可能更大。十年动乱的报纸固不用说。即以粉碎“四人帮”之后，有几个省委继续奉行“左”的路线，并强制省报同党委一起犯错误，报纸编辑部欲反抗而不可能。可见在此和平时期，不予报纸以一定的自主权，不让报纸鉴别是非，服膺真理，结果将如何。

以上三大弊端——单一性、封闭性、隶属性，核心在于隶属性。我国新闻改革，要去掉三大弊端，首先从隶属性下手，要改善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

树立新的新闻观念

变单一性为多元性，变封闭性为开放性，变隶属性为相对独立性。这就是当前新闻体制改革的三大课题。

这就必须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三大以来的新形势树立一些新的新闻观念。

第一，要改变片面强调报纸是党的宣传工具的观念，树立为人民办报和人民性的观念。

第二，要改变报纸的作用和力量仅仅在于传达党的政策的观念，树立“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相互理解这一全面的新观念。

第三，要具体分析“新闻、旧闻、不闻”这个观念。任何国家的任何新闻机构都不可免有旧闻和不闻，过去、现在、将来都有不能公开或暂时不能公开的新闻，保守国家机密和照顾国家大局是记者的职业道德。但不能任意扩大旧闻与不闻的范围和任意封锁新闻，而必须把一切应向人民公开报道的新闻通通开放。让记者根据形势决定其写作。

第四，要改变全国大报都是党报的观念，树立多层次多元化报纸体制的观念(这一问题详后)。

第五，要改变片面强调舆论一律的观念，树立在社会主义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各种报纸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的观念。一切服从真理，一切服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舆论既统一，又不完全统一，舆论一元化与多元化共存，求大同，存小异。

第六，要改变报纸只是受党领导而不能监督党的观念，树立报纸是舆论监督机关的观念。

第七，要改变报纸批评有禁区的观念，树立报纸批评无禁区的观念。为保持党的领导的统一，报纸可以不公开批评同级党委，但对任何个人的工作和作风均可公开批评。干部是人民公仆，任何人不能享受免受批评的特权。

第八，要改变对新闻自由这一观念的偏见，树立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新观念。新闻自由是政治自由的一个方面，是人类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我们不能因为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虚伪性而抛弃新闻自由这一伟大字眼，人民内部应享有充分的新闻自由。恩格斯说过，难道我们夺取自由是为了消灭自己的自由吗？这句话说得多么沉痛。我们不能把新闻自由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混为一谈，只有反对社会主义，主张恢复资本主义的人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代表。

第九，要改变社会主义报纸是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因此全国报纸只许说一种话的观念，要提倡多种类型报纸之间的竞争。从五个方面着手改革，具体地说，我国新闻改革要从几个重要问题着手:

一、先恢复一二家非党的社会主义大型日报，这里说“恢复”，因为解放前和建国初都有这样的报纸。后来“左”的领导思想把它们砍掉了，只剩下清一色党报体制。今日恢复，正是正本清源。如有困难，可先在北京试办一种，也可在现有首都日报中选一家就地改组，去掉党报头衔，改称民间报纸。这种报纸不是什么“同人报”，在政治大方向上与党报并无二致，但身份不同，说话较为灵活，不代表党和政府，完全站在民间立场发言。有时党报不便说的话，可由这张报来说，以试探舆论反映。报纸总编辑应慎重遴选，必须是政治上既可靠，又开明，业务上精通的人，报纸编辑部由共产党员作骨干，以保证报纸的大方向。

这里必须说明，创办这种报纸绝非离经叛道，绝非倒退，而是势所必然。在党内创办独立报纸的主张最早见于之恩格斯。1892年他写信给德国党的领袖倍倍尔说:“必须拥有一种不直接从属于执行委员会甚至代表大会的刊物，也就是说这种刊物在纲领和既是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517页)，在这封信中，恩格斯反复强调: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形式上独立的党的刊物。党不能反对这种刊物的出现，而只能主动促使其出现。恩格斯说形式上独立的党报，并非脱离党的领导，而只是言论上有较大的自由。恩格斯反对党内言论控制太死，他把这种控制称为“国家化”和党内的“反社会党人法”。他告诫全党“不要那么气量狭小，在行动上少来一点普鲁士作风，岂不更好？你们——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同上，88页)。

恩格斯的观念对我们今天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在今天和平建设时期而非你死我活的战争中，在广大党报群中有一二家非党的形式上独立的报纸，让全党听一听不同的声音，甚至是逆耳之言，有如一支乐队，多种乐器奏出高低强弱不平之音，形成一只谐和的奏鸣曲，有什么不好呢？何必只听一种单调之音，一个角落发出异调，便大惊小怪，视为异端邪说，而大加挞伐，这种做法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还要考虑十年之后，港澳回归，若干年后，台湾收复，实行一国两制，港台报纸涌入大陆，我们今日不早作准备，到时仍是闭关锁国，其可得乎？

二、现有的党报群也不能照今天这样办下去了。为今之计，求短、求快、辟专栏、开知识、求趣味，这一些业务改革也应当做，但主要的应当抓当前群众迫切关心的问题。目前我国社会问题很多，矛盾很多，人言啧啧，议论纷纷，而报纸却对这些迫切问题避而不谈，而把一些次要问题塞给读者，难怪群众称报纸为“一分钟报纸”(个别报纸还是较好的，不能一概而论)。报纸之最可怕者为“平庸”，为“微温”。最可贵者为反映真相、坚持真理、尖锐泼辣。可以断言，如果报纸不做表面文章，而是敢于狠抓当前的“热点”和“难点”，对上无所惧，对下无所隐，这样你这张报纸立刻洛阳纸贵，人们奔走相告，发行量大增，信任度猛升。自古以来卓越报刊活动家，从未有以平淡无奇、庸庸碌碌的报纸而能取得读者之信任者。旧世界的革命报人，当时勇敢战斗，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报人对新人新事要大表扬，对坏人坏事也要大挞伐，方显出革命报人本色。我们不做破坏安定团结局面的蠢事。但是这绝不是说我们可以碌碌无为。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办好一张人民报纸，求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三、党报实行总编辑负责制。总编辑的工作对人民负责，对党负责，对党委负责，而不对一个人负责。党委书记不能任用自己的亲信当总编辑，不能以“听话”、“听招呼”，作为选用总编辑的条件，因为我们的报纸不是私人报纸。精通新闻工作规律、政治上识大体，掌握全局，坚持真理，讲原则，善团结，勤于写作和学习的人，才是担任总编辑的条件。不称职者不能任命，任命了就要完全信任，让他对报纸负全责，党委不要管得太多太死，除重大问题和重要言论外，一切由总编辑决定。即使偶然失误也不要紧，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报纸。每天新事物层出不穷，报纸都要迅速作出判断，出点错误是难免的。以后改正就是了。我党建党初期都是党的领袖亲自办报，现由知识分子干部办报，要在他们中间培养出敢于坚持真理的政治家理论家，绝不要培养出一些唯唯诺诺、善于察言观色的风派人物和庸人。党的领导人对记者要平等相待，互通信息，商讨宣传策略，千万不可颐指气使，个人说了算。为使领导干部掌握新闻工作规律，最好在中央党校开设一点新闻学。

四、尽快制定新闻法。我国新闻事业日趋发展，无论新闻事业的领导，或是新闻单位本身，违反新闻工作的法则的事例很多。前者如任意干涉记者工作，弄虚作假，欺瞒社会。后者如记者无事生非，牟取私利。凡此都须制定新闻法加以约束。有了新闻法，保障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自由，并规定其社会责任。这对于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定可起促进作用。

五、建立全国舆论研究中心。办好报纸，必先掌握民情。办报与舆论研究工作相配合，才能收上下相通之效。民意测验等于大面积的无记名公民投票，被调查者可以说真话而无所顾忌，从中可以了解重大民情。既可供领导决策参考，也是人民参政的重要途径。目前这一工作正在全国兴起，但十分分散，最好用适当方式组织起来，建立全国性的舆论研究中心，既可组织大规模舆论调查，在此基础上更能进行系统的舆论学研究。

“多声一向论”

以上所论，一言以蔽之曰:“多种声音，一个方向。”简称之为“多声一向论”。“一个方向”，即社会主义大方向。“多种声音”，即在社会主义大方向下充分发扬民主，发展新闻自由，报纸发表多方面的新闻报道，发表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创办具有不同性格的报纸，反映人民群众的情绪、愿望、要求与呼声。

(本文原载《新闻记者》1989年第6期)

点评

甘惜分老师的这篇论文最早公开发表在《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一书上。后来中国人民大学评他为荣誉教授，作为奖励，学校为每位荣誉教授出版一本自选集，列为“中国人民大学名家文丛”，甘老又将这篇文章收于其中。由此可见，他对这篇论文是很看重的。

甘老的论文初稿草于1987年5月，然后又三易其稿，于1988年2月定稿。作为党内一名老资格新闻学者，他在1987和1988这几年新闻改革形势顺畅的岁月里，思考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数以万计的新闻传媒，如何在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的同时，能够毫无障碍地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他自己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深入的考虑和回答。他说，社会主义的所有新闻事业应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事业，应毫无例外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针，不容许有反社会主义倾向存在。在这总的政治方向下，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报是党的喉舌，其他非党报纸则与党机关报有所区别，应从各自不同特点反映人民多种声音、多种意见、多种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如果发现违反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任何人均可对其进行批评或批判，但也容许其反批评和申辩。如确有反社会主义言行，按纪律和法律处置。这样有利于社会的相互沟通，有利于消除政府和人民之间的隔阂，有利于培养新闻人才，有利于提高中国新闻事业在人民中以至在全世界的威望，有利于实现全国人民安定团结、心情舒畅的局面。

甘惜分教授的这篇论文成稿至今已有20年了。这20年，中国社会和中国新闻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篇论文所阐述的基本观点没有什么变化。今天中国的新闻政策和政治民主的开放水平，离甘老期待的政治局面尚有一定的距离。我们要不断努力，积极推进“多声一向”媒介格局的最终实现。

(童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