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音希声——1989—1999中国报业的和平演变
李希光
一、“换一下思维方式”
如果我们想要看清中国新闻的现状，我们应该超越天安门的框架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要审视中国新闻发生的变化，我们就应该超越天安门的框架，超越对一个共产党国家的臆断。根据他们所熟悉的历史和概念知识，西方的许多人只期望一个坏的共产党国家，而从不期望有一个好的共产党国家。他们不期望在共产党国家会发生好的事情，因为那意味着政府变得更有信心了，正在赢得人民的信任，而且他们的政权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
美国公众对报道这些积极的变化感到非常不高兴。他们所期待的是一个残暴和无情、处于崩溃边缘的政府。如果确实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他们就认为是那一小撮流亡在外并受到西方支持的政治活动分子促成的。正如美国大众传播对中国的报道一样，假如是A，那么就一定像A一样。他们从来不期望A可以像B一样，或者A可以变成AⅠ或AⅡ。但在一场明智的学术讨论中，我们就必须避免把分析建立在狭隘的设想出来的价值和概念知识上。如果我们将材料来源仅仅限制在有偏见的媒体和出版物方面，我们只会得出老一套的结论，而且我们也不可能看到中国新闻、政治、社会和人民的真实面貌。
西方最近仍然在批评中国加强社会控制和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与此相对的是在新闻这片中国最危险的水面上泛起了自由趋势的波澜。更自由新闻的诞生和成长在10年前是不能想象的。从1998年的春天以来，中国媒体正在发生着一场“悄然的革命”。随着中国推行自由的市场经济，中国的新闻界也在迎接新的新闻学，而这种新新闻并不是在对中国的研究和西方媒体的日程上所既定而产生的。这种新新闻正在成为传播新闻和形成新观念的媒体。这种新新闻的崛起和其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的影响是不容忽略的。
这悄悄而来的自由，缓慢地出现在中国剧烈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中，这种自由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共产党自身释放出来的社会和经济力量不可避免和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自由决不是简单地给党的媒体的乏味模式和内容增加了些许佐料，也不是简单地试图满足公众对于信息的强烈需求。对新新闻的内容和所产生的结果进行分析后，我们会发现这些新闻在作为大众传播媒体而发挥着作用，而不再是作为宣传工具的政党新闻。
如果一位正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沉睡了20年之后醒来，会发现他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他阅读中国的新闻，会发现目前中国新闻中超过一半以上的词汇对于他来说是陌生的。比如，在党的新闻中会出现以下这样一些最流行的语汇:
中国特色；第三产业；市场经济；快餐；资本运营；打击假冒产品；兼职工作；下调存款利率；辞职另谋职业；资本重组；国有企业的重组；对曾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平反；奖金；赞助人；迪斯科；白领工人；业余生活；再就业；被炒；卡拉OK；海鲜；知识经济；电脑；出租车；搬家公司；呼机；手机；网吧；互联网；T恤衫；驾校；多媒体；白领阶层；绿色食品；电视购物；公关小姐；小时工；VCD；DVD；信息社会；信息公路；牛市；熊市；费用平摊；创业；信用卡；酷……
在中国新新闻里，这位思想家对党报上刊登的时髦政治口号更会感到震惊，甚至会认为这些政治口号危险或有毒: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生一个孩子好；时间就是金钱；理解万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与国际接轨；科教兴国；一国两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新闻语言和中国人日常话语的变化，以及抛弃陈腐的政治术语和官话的自由，可以看作是中国拥有更为自由的新闻和更为开放的迹象。研究表明，中国的新闻每年要给汉语增加至少800个新词汇。从中国开放以来，在过去的20年中，汉语中共产生了5000个新的词汇和短语。[1]
严肃的研究人员不像好莱坞的电影制作人那样将中国人看作是无法无天恶棍的受害者。学术界也不像媒体那样受廉价市场的操纵。在我们的讨论中，观察中国新闻要避免两个误区。第一个是不能仍然在天安门的框架中观察中国的媒体；第二个误区是应该避免另一个错误的印象——中国的媒体在朝美国式的自由发展。使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媒体会使人误入歧途。
一般认为共产党政府不会放松对媒体的控制，但实践证明并不是这样。正如一个中国新闻工作者所说，中国对媒体的控制正在从“有形”转向“隐形”。“作为新闻手段对市场经济的反映，新闻媒体的重心从政府行为转向了市场行为，从生产领域转到了流通领域。在市场经济中，为了保证合理利用资源，信息的采集、传播和利用是重要的一环。因此，新闻媒体的主要功能从发布政府的信息发展为收集和传播信息、交流信息和向社会提供服务。”
邓小平曾要求中国各级政府官员为了适应中国改革和开放的新形势而“转变思想”。改变我们对于新闻的认识实际上就是新闻的观念、新闻的主题、新闻的结构和新闻的风格方面的“转变思想”。如果不能够转变思想和更新观念，我们就不能够推进中国的新闻改革。“改变行为必须先更新观念。更新我们的新闻观念是顺利进行新闻改革和建立新的新闻体制以及新闻模式的关键环节，而新的新闻体制和模式应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持一致。”[2]因此，这一章试图用新的思想审视中国新闻的变化。
二、“美女就是坏女人”
在考察中国“新新闻”之前，我要带你们先看一看中国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所实行的宣传新闻。如果不简要地回顾一下中国过去的新闻，就不可能对中国新闻空前的自由有清楚的认识；如果不了解党过去和现在的宣传和新闻政策，我们就无法严肃地讨论中国的“新新闻”。按照西方的观点，中国现在的“新新闻”算不上“新新闻”，但就中国数十年宣传性新闻占统治地位的背景而言，中国现在的新闻完全可以说是“新新闻”。
先让我们读一下专栏作家马拉(音译)讲的一个故事:[3]
春节以后，我看到我邻居的女儿，一个一年级的学生在背诵她的语文课本。第一课是“我是一个中国人”。第二课是“我爱我的老师”。第三课是“我爱爸爸妈妈”。但在30年前，我在这个女孩子这么大时，翻开我的语文课本: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这三则口号在我到学校的路上贴得到处都是。我听到英雄人物在电影和舞台上呼喊这些口号。我升到高年级以后，在我的课本里学了人民公社一个英雄的一课。我们的女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这个故事的中心思想:这个英雄挫败了阶级敌人金钱、美女和糖衣炮弹的攻击。那时，虽然我们都是穷孩子，但我们都懂得“钱”的意思。拿着红宝书长大，我们都懵懂地知道“阶级敌人”和“糖衣炮弹”是怎么回事。但“美女”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词。有一个大胆的同学向老师喊道:“什么是美女？”女老师愣了一会儿回答说:“美女就是坏女人。”
1980年，我在四川上了大学。在我的中文课本中有一首浪漫的诗，题目是《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这首诗以伤感的笔调歌颂了中国领导人辛勤工作的精神。我在校园的餐厅里遇到了一位美国教师。这位美国教师说，为什么你们国家的诗人要写诗赞扬你们政府的领导人呢？在美国不能想象浪漫诗人会写诗歌颂辛勤工作的国务卿基辛格。国务卿也许工作非常努力，有时会忘记关自己屋子里的灯。但他不是高级公务人员吗？我真无法理解你们国家的诗人。四川的女孩子很美，这里有那么多的美丽的女人。你们为什么不写美丽的女人而要写总理呢？既然你们知道你们的总理很忙，连关灯的时间都没有，他怎么会有时间读你写的诗呢？[4]
以上的故事生动地描述了这个国家的宣传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是如何高唱赞歌的。扭曲的宣传模式在一些党的报纸上仍然存在，这往往和语言环境有关系，许多老一代新闻工作者就是伴随那样的语言环境成长的。一位《人民日报》的图片编辑讲述了发生在1978年的一个故事。一位摄影记者拿着一张照片来到编辑部问编辑:“我该写一个什么样的图片说明呢？”照片上是一群人在开会。“我是写一群人在批判资本主义，还是写一群人在学习毛主席著作？”[5]
1978年以前，在中国广大的乡村，人们还多是通过高音喇叭收听新闻，这种高音喇叭是专门用来在白天和晚上固定时间播放新闻和通知的。如果要是从收音机上收听莫斯科广播电台、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和台湾的节目，那是要犯错误的。星期六下午，农民、工人、学生、战士会被组织成不同的政治学习小组阅读报纸。阅读和收听新闻不是个人可以选择的事情，是“严肃的对或错的问题”，是“对党和政府的政治态度问题”。
在中国，许多年来新闻记者是不允许采写和报道国家的困难和问题的。每当媒体报道“总的形势是好的”时，就意味着“形势非常严峻”。当媒体报道说“市场繁荣”时，实际情况是“物资短缺”。在1979年最佳新闻照片评选委员会的会议上，有3张反映小学校舍简陋的照片。一些委员会的成员反对选择这3张照片，说让这么多反映阴暗面的照片获奖不合适。在那个假话、空话和唱高调的年代，编辑看到照片上人衣衫褴褛或照片上出现牲畜时，就会毙掉这张照片。编辑会认为这样的照片有损社会主义的形象。张东平(音译)于1998年11月16日在《北京日报》上写道:“那时是绝对不允许报道老百姓的疾苦的。那时也没有人有胆量说实话。真可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的新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过去的框框还会不时地回到我们的身边。解放思想对于图片记者永远是一个新鲜的话题。”
长期的宣传形成了一种写作模式，即“好消息是新闻，坏消息不是新闻”，而且“要使坏消息看上去像好消息”。1998年夏天刊载在《南方周末》一个专栏中的一篇文章可以说是击中了要害:
“我常常读到这样的新闻:某地发生了地震、洪水或火灾等自然灾害，当地政府不遗余力地组织救援工作并安排受灾群众的生活，那些虽然遭受了灾害但活下来的老百姓感动地说:“是党和政府救了我们。社会主义就是好。”这样的新闻报道是没有意义的。”[6]许多年来，新闻报道形成了一种模式，在这种模式的报道中几乎不报道灾害的原因，不描述发生灾害的场景，也不报道伤亡的人数以及财产损失。这些报道中的所有消息来源、引语和重点都似乎在不断地印证“社会主义好”这样的事实。其他新闻报道也如法炮制这种模式，比如在公安部门解救被拐卖的妇女时；社会福利部门对特困家庭表示关心的时候；政府官员向下岗工人发放救济金的时候……日复一日，我们的媒体不厌其烦地使用浅薄的例子来证明一个深刻的真理。难道不做作吗？现在消息灵通和知识广博的大众完全有可能对这样的新闻报道逻辑提出疑问:难道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对这样的事会根本不管吗？
以上情况生动地描述了中国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从媒体中读到、看到和听到的是什么新闻。可是为什么诸如对“感激涕零”的报道总会出现在中国的新闻中呢？新闻记者怎么会对写这样的新闻不感到厌烦呢？中国一位政治学者认为这可能是源于中国人的大众意识，他写道:“中国人在传统上总是期望有一个慈善的领导人，而不是期望有一个制度来保护他们的权利和自由。这样的事例在中国举不胜举。人民总是围跪在出行的地方官员坐的轿子前，泪流满面地表示他们的感激之情。人们只知道对政府官员表示感激，但他们从不知道这些官员所做的任何好事都是他们的职责。”[7]在这样的大众意识下，公众长期以来并没有认识到媒体的首要任务是写出不谄媚的报道，这才是正常的。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决定开始改革和向西方开放时，将媒体作为革命机器的一部分的传统新闻政策仍然没有什么改变。
三、正面宣传
“正面宣传”被认为是中国记者的行动指南。这项宣传和新闻政策近半个世纪以来基本没有什么改变，甚至几乎没有偏离所公布的政策。
中央电视台一位负责人在解释“正面宣传”时说，依赖正面宣传意味着“统一、安定、鼓劲和弘扬主旋律。在实行节目多样化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地、全面地和准确地宣传中央的路线、政策和决定；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要求和希望；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人民；用文明的和健康的艺术以及娱乐节目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8]
在1998年发生洪灾期间，国内的主要媒体被告知要将抗洪的报道放在首位，“必须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及时和准确地报道中央有关抗洪的决定，报道中央抗洪指挥部发布的信息，宣传军民一致抗洪的英雄事迹以及他们与洪水的顽强斗争。报道必须坚定人民的信心，鼓舞人民的斗志，必须为抗洪的全面胜利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9]在一篇有关国家媒体对洪水报道的消息中，《华盛顿邮报》这样写道:“在一场毛时代所特有的宣传报道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利用44年来最大的洪水改善自己的形象。国家媒体连篇累牍地向全国报道自然灾害，将报道的重点放在疲惫不堪和身穿杏黄色救生衣的战士们的不懈努力上。报道中不断出现战士在洪水中运土和救助孩子的情景，政府报道说今年的洪水吞噬了3000人的生命。录像中显示当堤坝被洪水冲开时，战士们用他们的身体作沙袋挡住洪水。报道说战士们干活干得手上的指甲都脱落了，他们甚至战胜了水中的毒蛇。”如果我们对新闻宣传如何给予抗洪提供舆论支持与“新新闻”如何暴露腐败的党政官员在抗洪中滥用职权进行比较研究，就更能说明问题。那么宣传性的新闻是如何渲染抗洪的胜利的呢？而“新新闻”又是如何暴露洪水中灾民所遭受的苦难呢？“新新闻”又是如何不同于旧式新闻中形象的塑造的呢？
1998年11月的一个午夜，《人民日报》的一位夜班编辑在忙着最后校读第二天将要出版的报纸。这位编辑被一篇文章卡住了，不能将最后清样送交印刷。这是一篇关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同韩国总统金大中举行首脑会谈的报道，问题不在两位国家首脑那里，问题在于这位编辑不知道如何排列在场的另两位中国高级官员。这位编辑拿不准两位官员谁应该在谁前面。于是这位编辑开始打电话寻求答案，直到凌晨3点他才得到答复。[10]正如一位新华社编辑所说:“官方媒体的通病是没有引语，没有人物的面孔，没有消息来源以及没有内容。官方新闻媒体还有很多固定模式、陈词滥调、形容词、渲染性的语言、过多的政治术语和过多的述评性语言。充斥着政治术语的新闻报道不是真正的政治新闻。官方媒体还有过多的会议和成就报道，而绝大多数这样的报道都是无效新闻。结果媒体失去了传播的功能，因为没有人愿意读这样的新闻。”[11]
四、一面新镜子
然而，这种充斥陈词滥调的宣传方式已经深入到了许多中国新闻记者的血液中。在这样的环境下，要成为一个出色的记者，就必须进行不懈的努力。这样的形势必须改变。党的路线是群众路线，也就是说必须真正为人民服务。甚至邓小平也对宣传式的新闻很不高兴。他指责新闻充斥着会议和固定的模式。领导人的文章和讲话总是太长，不同报纸的内容经常是完全一样。国家主席江泽民也对新闻没有效果感到不满，他号召媒体不要刊载没有新闻价值的文章，要注意宣传的艺术；他强调说政治并不意味着刊载没有内容的东西，而是要注意宣传的艺术，要增强吸引力，要使报纸有新闻价值。新闻工作者服务的对象是人民，而不是那些宣传家和被采访者。
在1999年2月26日全国宣传干部会议上，江泽民主席详细阐述了中国官方媒体树立形象的作用，他说这种作用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形象，展示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形象，展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形象，展示为安定、团结和繁荣而奋斗的形象，展示一个民主和法治国家的形象。[12]
江泽民主席关于树立中国形象的思想实际上反映了过去100年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新闻工作者的愿望。20世纪初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国受到了西方列强的威胁，从那时以来，许多爱国的和热爱自由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寻找中国新的象征。他们在写作中曾经使用了这样一些比喻:“新中国”、“村庄”、“晨雾”和“睡狮”。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当时的知识分子胡适把中国描述为“睡美人”，意思是说中国太美了但又太弱了，需要西方的斗士将她惊醒。当时的著名作家鲁迅使用了“噩梦”和“铁房子”这样的比喻来描述中国的颓废形象。同一时期的另一位作家郭沫若则把中国比作“少女”，表达他对祖国深深的爱。在30年代和40年代，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对国家的发展感到失望，他们使用“死水”这样的说法来描述中国。中国人在50年代和60年代找到了新的想象，他们使用“铁路”和“矿山”这样的形象来展示中国国有化和工业化的努力。树立中国的形象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13]今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和新闻工作者意识到一个完整和准确的中国形象还要通过一面镜子来反映，而这面镜子就是西方世界眼中中国的形象。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自己眼中中国的形象是作为世界的中心的光辉形象。但这个古老的镜子被西方列强打破之后，中国需要一面新的镜子来反映现代中国。
五、关注底线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正在推动官方媒体在内容、风格和管理方面进行改革。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和以新面孔吸引更多的读者和观众，新闻改革在中国各级媒体中如火如荼。从1978年开始中国将重点放在发展经济上以来，广告开始出现在大众传媒上。目前，中国媒体向读者和观众提供各种信息，从婚姻介绍到股票行情，从街谈巷议到学术观点。市场的力量还要求新闻媒体发挥监督的作用和对社会丑闻进行深度的调查报道。
中国媒体的多数编辑现在都把兴趣放在出售报纸和广告方面，报纸的发行和广告几乎成为新闻界唯一的追求。其实新闻有明确的作用:即加强党的领导地位的宣传责任感。美国《时代周刊》驻北京机构前主任吉米曾说:“商业行为在侵蚀着党的新闻事业传统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过去10年中不断的经济改革已经侵蚀了官方媒体的支配地位。因为媒体变得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迎合公众的需求。对于中国人来说，新闻现在是真正的消息来源，为人们提供可供思考的东西，而不再是贫乏的缺少思辨的深奥信条的手册。报纸、杂志和电视的活跃，多样性和进取精神反映了日益发展的多元化——北京对此是无法控制的。”[14]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报纸的经济和公众新闻消费之间的相互关系。
所有报纸机构1978年以前都完全在党和政府的控制之下。报纸机构本身几乎没有人事权和财政权。但从80年代以来，政府减少并逐渐停止了对大多数新闻机构的补贴，允许新闻机构进行机构改革，而改革使大多数新闻机构在经济上独立了，这意味着报纸必须自己养活自己了。结果新闻机构从政府那里获得了人事和财政的权力。但这场改革所带来的后果是新闻机构必须积极地对公众的需求作出反应，否则他们将无法生存。
与此同时，市场削弱了政府对新闻编辑方面有效的控制。原因很简单:(1)政府想要控制新闻；(2)政府拒绝给媒体经济支持，而让媒体从市场上赚钱；(3)因此，市场分享了对媒体的控制。
经过20年的改革，政府对出版业的垄断控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出版物的控制正在悄然和不可逆转地转到公众的手中。今天政府和公众共同掌握着对于出版业的控制权。当然，政府和读者行使控制权的基础和手段是极其不同的。政府的权力基础是国家机器，而读者的权力基础是市场。政府通过惩罚和鼓励管理出版物，而读者则通过他们对于出版物的欣赏推动出版业。在新闻市场，你需要出售你的报纸，为了生存而赚取利润。
报纸和政府都不能迫使报摊和读者卖或买某张报纸，也不能迫使观众观看特定的电视节目(但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确有其事)。报纸和政府也不能迫使商人从特定的报纸购买广告版面。利润来自读者和广告商。因此，报纸和电视台的首要考虑是满足读者和观众的兴趣和喜好。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中国报纸别无选择，只好刊登详尽的和生动的有关克林顿性丑闻的报道，详尽地介绍波尔布特的死亡情况，披露朝鲜的真实情况，报道印度尼西亚华人被杀害的消息。当然，某些官员可能对这些报道很不高兴。报纸和电视台当然清楚“受众没有责任让自己的阅读兴趣遵守政府部门的行政命令。盲目的命令常常意味着重大的经济损失。这时被控制者的反抗就是在所难免的了”。[15]
仔细研究中国媒体的市场化过程，以及中国媒体人事制度、财经管理、记者的薪水制度和所有权结构的改革，会发现中国媒体正在经历一次开放，这次开放淡化了媒体喉舌的功能。在今天的中国，2163份报纸、1416家广播电台、943家电视台、1270家有线电视台在全国范围内争夺读者和广告。
白热化的竞争导致了报业集团的出现，这些报业集团经济实力雄厚，商业兴趣广泛。中国新闻出版署前署长于友先说:“激烈的新闻竞争正使中国的媒体包括党报朝质量、效率和产业的方向发展。”[16]新闻出版署认为到2010年中国的报纸将组建一些报业集团，其中的一些报业集团还会加入国际新闻竞争的行列。一位观察家认为中国的媒体在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转变为现代的企业”。[17]最近的统计数字表明新闻媒体集团已经从1998年的6家增加到了1999年3月的11家。最成功的新闻报业集团包括广东省的南方报业集团和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上海的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北京的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和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以及中国最北端的黑龙江省的哈尔滨日报报业集团。观察家们认为这只是一种趋势的开始。新华社记者张建(音译)评论说:“报业集团出现在高度发达的沿海广东并不是偶然的。一些新的集团开始像工商企业那样注册，如同国家投资的报业集团一样。这些报业集团无论在理论上或原则上都不同于旧的报业集团。这表现了中国新闻的市场化趋势，说明中国报业集团在向企业转变。”[18]新华社高级编辑李竹润说，虽然党和政府竭力想严格地控制报业集团，“但党和政府同时希望这些报业集团像企业一样运作。即使是国家所有的新华通讯社现在也要自己负担40%的费用”。[19]
六、增加透明度
甚至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也要求媒体增加透明度。他说:“在今天的形势下，让世界人民及时和正确地了解中国的最好办法就是促进报道的准确性、透明度和及时性。对克林顿总统访问中国的实况报道赢得了国内外广泛的赞誉。”[20]
新新闻学强调坏消息是新闻，问题是新闻，卖点也是新闻，而宣传新闻学则强调进步是新闻，好消息是新闻。反映进步和正面的报道是宣传新闻学存在的根本，而报道存在的问题和消极面则是新新闻学所努力的方向。观察家们认为报道恶化的污染问题、政府政策的失利，甚至于在共产党历史上难堪的事件，对政府而言可能会感到刺耳，但对于维护政治稳定这个终极目标却是有益的，因为这样的暴露体现了社会安全阀。
为什么官方宣传家要对报道消极面持容忍态度呢？一位党内的高级宣传官员承认公众已经对“正面报道”感到厌烦了，同时党也在担心“负面报道”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他说:新闻只报道读者不想知道的事情，而不报道读者想要知道的事情时，读者就对新闻感到失望。读者就会认为新闻在愚弄他们。比如，面对亏损企业和下岗工人，读者关心的是国有企业的复兴。但是如果一些报纸一味地坚持正面报道，只报道一些国企所取得的成就或者连篇累牍地报道一些名牌企业，读者就会问:“既然国企的形势如此之好，为什么我们拿不到工资？”[21]
几年以前，四川的一场大水冲走了一个村庄。一位解放军军官跳入水中救起了几位村民。这位军官的事迹引起了党组织的关注，于是要求新闻机构宣传这位军官的事迹。一位记者来到当地拍照军官抢救村民的现场照片。这位记者从村里找来一位老人，让这位军官带这位老人游到河对岸，让他拍照片。这张照片发表在全国的一些报纸上。当人们知道这张照片是假的时，这位记者受到了人们的谴责。结果，这位军官的英雄形象也受到了玷污，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后果。[22]
七、调查性新闻
中央电视台方宏进主持的《焦点访谈》节目每天晚上吸引了3000万观众，而且每天还会接到1000多个观众打来的电话。方宏进认为他的节目“真实地报道了普通人的工作和生活”。大众和中国领导人都认为媒体对政府的监督是抑制腐败的最好办法。几年前要在中国的媒体上读到揭露党和政府高级官员的报道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报道在当时会被主管宣传的官员禁止，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报道有损党的形象。当时党也不允许对权力上层进行消极报道(权力上层指部或省一级以上的官员)。
《纽约时报》记者伊丽莎白·罗森沙尔写道:“每天晚上7:38分，300多万人将电视调到这个15分钟的节目，这个节目深入的调查和采访展示了中国媒体从只报道党的信条的时代到现在已经有了多大的进步。”[23]这个节目于1994年开播，内容包括了各个方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几年前是十分敏感而不能暴露的。这些问题包括家庭暴力、法庭腐败、国有工厂无视环保法律、亚洲的核扩散等等。上个月来中国访问的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出现在这个节目里。这个节目的调查和题目的选择反映了中国对于一些特定问题的开放，特别是官员的腐败问题。但是，正如伊丽莎白所说，一些同官方关系不是很密切同时也不太显眼的节目和出版物，诸如《南方周末》和《北京青年报》在这方面走得更远。
观察家认为这样的暴露起到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使老百姓的不满情绪得到了释放。最初，这些暴露性的报道只针对小官员，但从去年以来，似乎出现了揭露省或部甚至以上级别的党政高级官员的趋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介绍，1998年因受到腐败指控而接受调查的4000名官员中，2/3被起诉，而这些案件所涉及的受贿金额高达5.34亿美元。案件牵涉到3名相当于省级的官员、103名省厅局长、1714名县级官员。一位美国观察家说:“西方人总是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所举的例子总是中国大城市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受到限制。其实对于居住在小城镇和乡村的数以千万计的普通中国人来说，地方党的官员手中不受限制的权威是最让人受不了的。中国的媒体正在深入这块未知的领域，揭露地方官员的黑幕。”[24]
1998年9月，中国两家最有影响的媒体执政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作出了两家联合批评政府腐败的报道计划。根据这项计划，两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将深入调查热点问题和一些难点问题，两家将同时对所调查的问题进行报道，以期引起高层领导和公众对这些问题更多的关注。在计划的试运行阶段，两家媒体于9月10日分别在《社会周刊》和《焦点访谈》栏目就一起重要的案件进行了报道。这起案件是关于华东福州地区地方反贪局在执法过程中非法集资的问题。《焦点访谈》制片人说:“双方的合作说明了我们在更高的层次上全面地对政府进行监督的决心。”《人民日报》群工部主任李友参(音译)说，《人民日报》作为党的机关报，监督政府的职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同中央电视台的合作会推进《人民日报》在这方面的改革。参加这次联合行动的《人民日报》记者鲁明俊(音译)说，媒体在对政府部门进行批评报道时，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阻碍，“多家新闻单位的合作无疑会增强他们抵制压力的能力”。[25]
早在1998年春天，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一年一次的大会时，许多人大代表呼吁加强媒体对政府的监督，以清除腐败和保证依法治国。中国最高领导人最近也反复强调媒体的监督应该得到加强，特别是新闻机构之间的合作会创造更健康的社会环境。研究人员认为中国新闻中揭露性报道的生存和发展是中国向民主社会迈进的结果。一位学者评论说:“媒体对政府的监督已经成为中国新闻的大趋势，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更有信心、言论更自由和更有透明度的时代。然而，媒体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最需要的是一个更宽容的社会氛围，更开放和更法制化的体制。”
在审视调查性报道在中国新闻界的兴起时，广州一家报纸的社论这样写道:“这是市场经济的自然结果。报纸必须将自己政府机构的角色转变为企业的角色。否则，他们将被市场所淘汰。人们买报纸是因为报纸刊登了人们喜欢读的东西，是因为报纸反映了人民的心声和抨击了人们所憎恨的人和事。报纸因此而获得了市场。当报纸获得市场时，报纸就会胆子大起来。”[26]
加利佛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奥维尔·斯少尔最近在对今天中国的新闻作出评价时说:“究竟是党的麦克风还是独立的监督者，新闻今天在中国是一个真正的大杂烩。没有人敢在公开场合下谈论这个问题，因为讨论这样的问题会给自己惹麻烦。因此，中国现在稀里糊涂地往前走，没有完整和清楚的理想。”[27]这段话典型地反映了那些同中国现实缺乏接触的美国研究者的观点。其中的原因部分是由于阅读中国出版物的语言障碍，或部分由于他们忽略了中国的出版物。
事实上，绝大多数中国的新闻工作者非常明白他们在将中国的新闻改革推向何方。许多中国新闻工作者也完全认同，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是通过公众舆论监督推动政治民主。“公众舆论监督已经成为维持社会政治和经济良性循环的主导力量。没有公众舆论监督的社会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已经成为同政府法律和道德一样重要的社会制约力量。”[28]一些新闻记者将对政府官员的调查报道看作是新闻市场发展的结果。正如新华社记者傅兴雨(音译)和季开兴(音译)所说的那样:“新闻在中国的市场化把作为政治宣传工具角色的新闻报道转变为产业化和大众化角色的新闻报道。随着个人新闻消费的增加，公款新闻消费在减少。对于不为经济和社会服务的新闻媒体而言，如果这个新闻媒体不关注老百姓的经济和精神生活，如果它不能够满足市场和读者的需要，那么这将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经济学家和新闻记者一致认为任何新闻机构，如果其新闻报道不能满足读者的口味，那么它必将会被淘汰。依赖政党和政府财政资助的新闻时代不久将成为过去。”[29]
论文介绍
这篇文章是作者1999年在哈佛大学新闻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做研究员时发表的报告“Great Sound Makes No Noise:Creeping Freedom in the Chinese Press”。2001年，这篇文章被收进由朱镕基总理作序的《中国的世纪》(中文、英文和德文版)一书中。英文原文见哈佛大学网站www.ksg.harvard.edu/presspol/publications/papers.htm。该文中文是由朱渊从英文翻译过来的。由于是从英文倒译过来的，文中有些专有名词是音译。
【注释】
[1]《北京日报》，1998年11月16日。
[2]《新闻战线》，1998年12期，北京。
[3]《南方周末》，1998年9月11日，广州。
[4]《南方周末》，1998年9月11日，广州。
[5]《新闻战线》，1998年12期，北京。
[6]《南方周末》，1998年6月5日，广州。
[7]《粤港信息报》，1998年8月30日，广州。
[8]《新闻出版报》，1998年12月11日，北京。
[9]《人民日报》，1998年8月13日，北京。
[10]《新闻战线》，1999年第1期，北京。
[11]李希光在新华社汤姆森培训班演讲，1997年10月，北京。
[12]《人民日报》，1999年2月27日，北京。
[13]《中国文化报》，1998年9月10日，北京。
[14]Jaime FlorCruz，Media Studies Journal，Winter 1999，New York.
[15]康晓光:《中国人的读书生活研究1978—1998》，广西教育出版社，南宁，p.123。
[16]新华社1998年10月6日电。
[17]Oliver Chou:South China Morning Post，March 22，1999，Hong Kong．
[18]新华社新闻学年会，1998，北京。
[19]Popular Journ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China Features，Beijings，1998。
[20]《人民日报》，1998年9月3日，北京。
[21]1997年全国新闻学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重庆出版社。
[22]1997年全国新闻学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重庆出版社。
[23]Elisabeth Rosenthal:Amuckracking TV Show Draws 300 Million Daily Fans，The New York Times，July 2，1998。
[24]Seth Faison:No.1 Complaints of Chinese:All This Corruption，the New York Time，March 11，1999．
[25]新华社1998年9月18日电。
[26]《粤港信息报》，1998年10月9日，广州。
[27]Learning and Teaching，Media Studies Journal，Winter 1999，p.94，New York．
[28]《青年报刊研究》，1998年第3期，北京。
[29]《青年报刊研究》，1998年第3期，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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