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学派纵横谈

批判学派纵横谈

李　彬

比起20余年前传播学在中国初兴之际的情形，现在人们对它的了解早已不可以道里计。比如，就研究的风格和流派而言，如今稍习传播学者都至少知道有个经验学派(Empirical School)和批判学派(Critical School)之别。不过，与人们对经验学派及其研究的耳熟能详相反，批判学派在中国却总是烟涛微茫信难求。这一方面是因为批判学派总体上确实比经验学派具有更为深厚的历史传统与思想内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传播学传入我国后，由于主观客观条件的阴错阳差，经验学派一路大行其道而批判学派则始终若隐若现。

这种一边倒的状况固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是长此以往则显然不利于传播学在我国的健全发展，而且更使许多现实状况由于得不到相应理论的关照而陷入茫然或无序。其实这种隐患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2001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甚至破天荒地把“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列入课题指南。这里，笔者不揣谫陋，拟对传播学批判学派及其研究略作阐述，以期引起大家特别是已经、正在或将要崭露头角的新一代学人的兴趣与关注。

一

说起批判学派，首先需要明确所谓传播学批判学派既是一个学科的流派，更是一种学术的思潮。这种思潮不仅渊源有自，而且源远流长。大略说来，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两股相反相成并且道魔相长的强劲思潮:一是尊崇“科学—进步—发展”这一现实取向的科学主义，一是追求“精神—价值—意义”这一永恒主题的人本主义。这一双峰并峙的态势，集中体现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元对立上。

不言而喻，对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说，这二者都不可或缺。如果说科学主义是现代社会的驱动系统如引擎、车轮，那么人本主义就是其操纵系统如方向盘、刹车。只有驱动系统而无操纵系统，但见马达轰鸣，车轮飞转，该慢时慢不了，想停时停不下，其后果可想而知。同样，只有操纵系统而无驱动系统，那么就只能呆在原地，停滞不前。所以，在科学主义强劲推进的西方现代化历程上，作为操纵系统的人性、人本与人文一脉的思想传统不仅不绝如缕——如18世纪以荷尔德林为代表的浪漫派、19世纪以巴尔扎克为标志的批判现实主义、20世纪以法兰克福学派为先驱的各种批判理论等等，而且随着现代化的迅速进展，随着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如两次世界大战)和自然问题(如生态恶化)日益真切地逼近人类，这种平衡性的思潮也随之发生越来越强劲、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广泛的影响。

比如，20世纪初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就曾在那部横空出世的《西方的没落》里，以其渊博的学识和雄辩的论述阐发了西方文明的穷途末路，其中还专门对西方近代报业及其自诩的新闻自由进行了批判性的论述:

自由资产阶级以为废除了最后一种束缚即出版检查是值得自

╋负╋的，可是报纸的独裁者——北岩爵士！——却把读者奴隶群放在他的社论、电讯和图画的驱策之下。

……

早期民主政治的理想主义者把民众教育毫无保留地看成一种纯粹的单纯的启蒙工作，甚至今天人们也能到处发现醉心出版自由的愚人——这种情形恰好为世界性报纸的即将到来的皇帝们(如今日的鲁珀特·默多克、特德·特纳等——引者注)铺平了道路。已经学会阅读的人们屈服在这些皇帝们的权力之下，并且指挥报纸的权威对人民的彻底决定产生了晚期民主政治中的虚幻的自决权。^[1]

传播学批判学派，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下，秉承上述人文传统及其价值理性而发展起来的。它与秉承科学主义及其工具理性而兴起的传播学经验学派，在关注的问题、研究的范式、使用的方法等诸方面均大异其趣。对批判学派的把握，应该首先由此切入才能把握要害，即批判学派不仅属于传播学的一大流派，同时更属于左右现代文明的一大思潮。

二

其次，进而需要明确所谓传播学批判学派与其说是一种特定的流派，不如说是一个开放的领域。作为传播学两大学派之一，批判学派自从动乱、革命、反叛的20世纪60年代初兴起以来，始终与当代西方各种学术流派交相呼应，形同一体，从中汲取了丰富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批判性学术资源，如符号学、解释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正是在这种传媒与当代社会的关系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的几乎每个学科如哲学、美学、文学、法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等，无不开始从批判性的立场涉足传媒研究，从批判性的视角审视传播现象，从而形成一种交叉态势和一个全新领域。而这个领域也就是传播学批判学派赖以生成的学科土壤，正如当代传媒在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诸多触目惊心的弊端是批判学派赖以存在的现实土壤一样。

以丹尼尔·贝尔为例，这位美国学界的重镇、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曾以《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一书开启了信息时代的理论。1976年，他又在该书姊妹篇《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里，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包括大众传播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解剖和深思熟虑的分析。他在论及当下这个“充斥着时装、摄影、广告、电视和旅行”的享乐主义时代时，还捎带着对麦克卢汉及其惊世骇俗的传播理论做了揶揄和批判:

享乐主义时代还有着它胜任的预言家——马歇尔·麦克卢汉。享乐主义时代是市场的时代。此时的知识变成了以公式、广告标语和二进位数编制出来的信息号码。人掌握了这些号码，就能轻松自如地理解周围复杂的世界。麦克卢汉这位作家不仅能利用编码方法为享乐主义时代下定义，而且在自己的文体中试用一套入时的公式，把这一时代的思想用号码法表示出来——真是精于此道，无与伦比！他的做法是把媒介看成是信息(因此思想仅占第二位，或不算数)。有些媒介是“热的”，如广播(它把听众排斥在外)，另一些是“冷的”，如电视(它需要人们身临其境)。印刷文化是线性的，视觉文化是同步发生的，等等——这些概念并非让人用来进行分析，或者用实证手段加以检验；它们是缓解人们焦虑的祷文，为的是加强人们置身于新交流方式中的舒适感。它们是心灵的蒸汽浴。总之，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很多方面是在为人类的梦想作广告。^[2]

贝尔认为，麦克卢汉的学说，包括其广为人知的“地球村”理论，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不过，他所说的印刷文化与视觉文化之间的比重变化，在贝尔看来确实隐含着“真正严重的后果”。比如，以电影电视为代表的视觉文化:

由于强调形象，而不是强调词语，引起的不是概念化，而是戏剧化。电视新闻强调灾难和人类悲剧时，引起的不是净化和理解，而是滥情和怜悯，即很快就被耗尽的感情和一种假冒身临其境的虚假仪式。由于这种方式不可避免的是一种过头的戏剧化方式，观众反应很快不是变得矫揉造作，就是厌倦透顶……然而，整个视觉文化因为比印刷更能迎合文化大众所具有的现代主义的冲动，它本身从文化意义上说就枯竭得更快。^[3]

类似贝尔的这种言说，在诸路各领风骚的学界诸侯那里可谓俯拾即是，仅举其荦荦大观者就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后裔，如哈贝马斯；法国结构主义及其流变，如以符号学著称的罗兰·巴尔特和以“知识考古学”闻名的福柯；后现代主义，如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对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思考和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对后现代大众传播理论的建构；后殖民主义，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对“东方学”(Orientalism)的透视和斯皮瓦克(G.C.Spivak)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反思；等等。这些学界大家各以开宗立派的理论，对传播学批判学派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在传统的经验学派之外开出一个全新的、开放的研究领域。

由此说来，我们不妨将批判学派分为广狭两义:广义的批判学派是个包罗广泛的开放领域，而狭义的批判学派才是专门从传播学的学科角度从事研究的流派。当然，两者之间均以“批判”(critical)为旗，事实上“批判”也是其理论体系中共同的核心概念与常见术语。所以，它们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无法截然剥离。

三

迄今为止，传播学批判学派大致形成了三种研究路数(approach)。

其一是传播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此一路数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分析和揭示传媒的所有制结构及其与权势集团的利益关系，意在拆穿西方传媒领域诸多流行的神话，如客观、公正、多元化、新闻自由等等。这方面，以1968年成立的英国累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最有影响，其中G·默多克(G.Murdock)、P·戈尔丁(P.Golding)、J·哈洛伦(J.Halloran)等人的研究堪称典范。另外，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的工作也值得称道。这里仅以“大众传播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为例略作解说。

1970年，哈洛伦等研究者就英国媒体对1968年伦敦举行反对越战大游行一事所做的“歪曲”报道做了一项专题研究，出版了批判学派的经典之作——《示威与传播:一个个案研究》(Demonstrations and Communication:A Case Study)。本来，这次示威游行活动组织有方，秩序井然，只有极少数的参加者后来去了美国大使馆，并与警察发生了一点冲突，导致个别人受伤。“然而，英国的媒体报道与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报纸和电视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报道的焦点放在美国大使馆附近发生的极个别的冲突上，将一个总的来说组织严密的和平示威游行描绘成一个充满暴力的事件。”^[4]

哈洛伦等人针对此事的报道展开研究，最后得出一系列令人深思的结论。比如，他们指出，在传媒日趋垄断的时代，所谓民主社会的多元信息渠道正日益趋向非民主化。“事实上，商业竞争非但没有给媒体内容带来繁荣和多样，反而经常使它们呈现出千篇一律的面孔，其标新立异也只能在类似的媒体诠释和观众预期的框架中进行。就二十七日的反战大游行而言，作者们发现，他们研究的报纸和电视台在报道中还相互参照相互肯定……结果，极其不公正的报道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在缺乏其他说法的情况下，观众根本无法判断其真实性和全面性。”^[5]

再如，西方媒体一向强调报道的客观、真实与公正，而绝大多数西方记者作为个人来说，一般也确实无意于掩盖真相和歪曲事实。那么，为什么在这件事上以及许多其他事情如最近的科索沃问题上，会与其津津乐道的理念相去甚远呢？哈洛伦等人的研究认为，“自十八世纪后期开始，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引者注)出现了以赢利为目的的廉价商业报纸，并逐步取代了过去的政党报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商业报纸为了赢利而必须取悦尽可能多的读者，因此故意避免鲜明的政治立场，标榜价值中立和客观报道。久而久之，所谓的不加任何主观价值判断的事实报道，即缺乏背景介绍的硬新闻便成了报纸的主角。电视新闻不但继承报纸新闻这一实践规范，更将它推到极致，与电视作为视觉听觉媒体的技术特点相适应。突发事件成了新闻报道的主要对象，事实的过程往往被忽略了。就二十七日的大游行而言，记者们等待的突发事件就是这一过程中为数极少的暴力冲突事件，是视觉上刺激和精彩的镜头和照片，而不是事件的全部过程及其社会意义。”^[6]

总之，在批判学派的研究历史上，《示威与传播:一个个案研究》一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借用北京大学赵斌先生的话来说，它“开创了英语世界批判传播研究的先河，打破了以往几十年传播学(实即经验学派——引者注)的伪科学倾向及其对媒体效果的行为主义研究，提倡将传媒还原到大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之中，而不是将它们孤立起来分析”。^[7]不仅如此，它所体现的批判性研究取向、总体性研究思路和综合性研究方法，至今仍是传播学批判学派所沿袭的“学术规范”。

四

批判学派的第二种研究路数，可以归结为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y)。此一路数包罗广泛，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从法国结构主义的传媒符号分析到英国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传媒文化解剖，从D·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到詹明信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从吉登斯(A.Giddens)的“现代性”分析到耶鲁的“四人帮”——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和哈罗德·布罗姆……不难看出这幅简要的素描，实际上勾勒的是现代西方的学术流变图。所以，这方面的学术资源异常丰富，浩如汪洋。其中，为人所熟知的，前有法兰克福学派，后有伯明翰学派，特别是后者的代表人物R·威廉斯(R.Wlliams)、S·霍尔(S.Hall)等几乎成为文化研究的标志。限于篇幅，这里仅就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有关思想稍加解说。

说到知识，人们一般都把它视为某种自然而然的、外在于人的客观认识。其实，任何知识都是人的言说，而任何言说都体现着特定的权力意向和权力关系。福柯把这些言说统称为“话语”。比如，媒体的报道是一种话语，人们常说的新闻自由也是一种话语。在福柯之前，人们虽然意识到却没有认识到种种看似纯然客观的知识或话语，实际上都与不同社会团体或利益集团具有密切的关联。知识原来并非自足的东西，而是各种集团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而纵横捭阖的言说过程及其产物。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就是考察和揭示各种知识、各种言说、各种话语在形成过程中所体现的权力背景(不仅仅是政治权力)。经过福柯的考察和分析，人们发现话语权其实就是统治权，知识的意志其实就是权力的意志，如老师的传道授业就体现着某种特定的权力关系。对此，赵一凡先生曾这样概括道:

依他考古的眼光，西方所谓科学、哲学、宗教、法律之类，都是些历史沿革下来的庞杂话语集群。它们在权力冲突支配下，经由不断剔除、混淆和积淀，才逐渐形成不同专业的话语系统。至于科学和真理，也很难说是什么纯粹干净的知识，因为它们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主观意志，留有权力干预的伤痕。^[8]

以“新闻自由”为例，这套话语的形成与壮大过程，十分典型地显示了资产阶级与国王贵族“争权夺利”的本质。稍微考察一下西方近代以来的新闻传播历程，就不难发现这套话语从来也没有真正兑现、事实上也不可能兑现它所说的美丽目标，它不过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了自身利益而生发的一套话语，他们通过这套话语夺取并且把持了统治权。在全球化时代(这又是一个体现特定权力关系的流行话语)，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国际传播领域又进一步祭起这面话语的大纛，而其实质说白了还是为了维护、巩固和推行自己的权力意志。因为，现时代的信息自由传播究竟对谁有利而又对谁不利，即使白痴恐怕心里都会明白。

五

批判学派的第三种研究路数，是文化帝国主义(或曰媒介帝国主义)。此一路数的研究是从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的视野上，探究西方(特别是美国)传媒运作及其产品对世界格局和人类命运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升温，这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比如，E·卡茨(E.Katz)等人对美国电视连续剧《达拉斯》(Dallas)的研究，A·多尔夫曼(A.Dorfman)与A·马特拉(A.Matterlart)对美国动画片唐老鸭的解读，都是此类研究的范例。至于英国Nottingham Trent大学的J·汤林森以此为题做的博士论文《文化帝国主义》(1991)，虽然是操持经验学派的立场而辩驳文化帝国主义的立论，但由于其资料的翔实和论述的细密而不失为可资参考的力作。

当然这方面著名的研究，还数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H·席勒(H.I.Schiller)。席勒自1960年代末在经验学派的大本营异军突起以来，一直被视为批判学派的巨擘，他对美国传媒的揭露与批判向以犀利无情著称，与美国东海岸麻省理工学院那位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痛流畅驳形成东西夹击之势。有意思的是，其子D·席勒也是一位批判学者，而且与乃父同在一校执教，《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6期上刊发的一篇书评，即论述了他的新作《数字资本主义》。

H·席勒的成名作，是1969年出版的《大众传播与美国帝国》(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Empire)。用加拿大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Simon Fraser大学的D·司迈斯(Dallas Smythe)在本书序言里的话说，本书对美国大众传播的结构、政策及其在政治经济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批判性的论述，堪称第一份全面而细致的研究。在这部书里，席勒以阿明、华勒斯坦、弗兰克(其最新著作《白银资本》是一部振聋发聩、不可多得的批判性佳作)等人的“依附理论”为据，着重探讨了他所说的“军界-企业界联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分析了由政府、军界和民间企业一同构成的这个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如何促成美国大众传播势力的凌驾全球，又如何导致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文化主权的丧失。

此后，他的几部著作如《思想管理者》(1973)、《传播与文化支配》(1976)等，基本上都延续这一思路，围绕甚嚣尘上的“信息的自由流通”和愈演愈烈的世界传播不平衡格局而展开论争，其不屈不挠的身影和充满热情与理想的精神，在北美的主流学术界恰似那位与风车搏斗的英勇骑士堂吉诃德。正是在《传播与文化支配》一书中，席勒第一次提出并阐释了“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概念:

文化帝国主义是许多过程的总和。经过这些过程，某个社会被吸纳进入现代世界体系之内，而该社会的主控阶层被吸引、胁迫、强制，有时候是被贿赂了，以至于他们塑造出的社会机构制度符应于，甚至是促进了世界体系之中位居核心位置而且占据支配地位之国家的种种价值观与结构。^[9]

1980年代之后，随着各种新传播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多媒体、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的兴起，席勒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各种天花乱坠的时髦理论包括全球化。因为，这些理论无不宣称，新传播技术将为全球人类带来更民主、更多元的文化。对此，席勒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互联网迅速扩张之时，由跨国公司和市场逻辑所支配的权力关系不仅丝毫没有改变，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原来已极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秩序，包括信息与传播秩序，如山似海的网络信息里充斥了西方的各种话语，如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

除此之外，席勒还对美国经验学派的传播研究大张挞伐。他认为，1940年代以来，美国的传播研究大抵属于“行政管理研究”(administration research)。这类研究基本上都立足于既定的传播体制，视之为天经地义无可置疑，然后在此前提下为其出谋划策。所以，各种各样定量的、实证主义的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遵循的都是广告主、广告商或政府机构的意志，不仅缺乏权力关系的思考和批判现状的意识，而且实际上支持了现存的政治经济体制。

以上三种研究虽然思路有所不同，但其范式(paradigm)却是完全一致的。概括起来说，他们都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又称新马克思主义或简称“西马”)为思想背景，都对资本主义的传播体制及其运作进行冷静的反思和尖锐的剖析，无论其具体理论和学说如何参差百态，说到底无不表现出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怀疑精神，无不体现着强烈的人文关怀或终极关怀。所以，与经验学派相比，他们的立场更倾向于批判现实而不是服务权势，他们的研究更注重于凸现问题而不是贡献方略，他们的方法更着眼于深度思辨而不是表层量化——诸如此类的取向，都与上述平衡现代文明的人本主义思潮一脉相通。

六

我国自改革开放引入传播学以来，20余年间大都承袭以美国为典范的经验学派，而轻略以欧洲为中心的批判学派，以至于这方面的研究总体上还处于空白状态。

迄今为止，除了台湾传播学者张锦华对批判学派的理论做过系统梳理之外，近年来祖国大陆对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及其成果可谓屈指可数。其中，最早关注批判学派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张黎先生，她在1980年代初曾对此做过初步探讨。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王志兴(后赴英留学)，在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宣读了一篇颇受瞩目的论文——《欧洲批判学派与美国传统学派的分析》(后来发表于《新闻学刊》1986年第6期)，对批判学派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次年，正负笈东瀛的郭庆光先生，又在《新闻学论集》11辑上发表了《大众传播学研究的一支新军——欧洲批判学派评介》，更深入、更具体地论述了批判学派。

1990年代初，随着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的发表和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召开，在整个传播学研究重整旗鼓之际，批判学派研究又浮出水面。其间，笔者承前辈师长吴文虎教授不弃，在为其主编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传播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撰写《传播学的批判学派》一章时，先后发表了一组有关批判学派的论文，对批判学派的源流、研究、方法及其与经验学派的比较，做了较为全面的爬梳。1999年，郭庆光先生又在《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里对批判学派做了专题论述。

在此前后，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黄煜(后赴英留学，获博士学位，现执教于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与裘志康一同翻译了美国批判学派的一部力作——赫伯特·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张黎先生的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王怡红，为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传播馆”丛书翻译了H·席勒的名作《思想管理者》(1996年)。

上述这些传播学界的探讨，构成了我国批判学派研究的前沿阵地。

除此之外，由于批判学派是个开放的领域，其他学科基于当代传媒的显赫功能，都从不同视角介入这个领域，从而事实上构成了我国批判学派的纵深阵地。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伴随市场化的突飞猛进以及各种学术思潮的风起云涌，广义的批判学派研究在我国越来越受到思想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其中尤以西方哲学、当代文艺理论、文化研究等学科表现突出。远的不说，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套“文化与传播译丛”(周宪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传播与文化译丛”(常昌富等主编)和一套“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王逢振主编)，都收录了多部批判学派的经典。如“文化与传播译丛”里S·霍尔的《文化:从社会学观点看》和约翰·费斯克的《电视文化》，“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里由清华大学中文系罗钢先生等主编的《文化研究读本》等。另外，像《读书》、《天涯》、《中国学术》(刘东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东方文化》(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出版)、《文化研究》(陶东风等主编，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等文化学术辑刊，也都成为我国批判学派的制高点。

至于1990年代以来在国内外广受关注的“妖魔化”理论，则可视为我国批判学派研究的创新之见。当然，若以经验学派一脉的“学术规范”进行衡量，此论或有缺陷，但其思想的洞见与犀利、材料的雄辩与鲜活、倾向的鲜明与刚正等，则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其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

综合上述国内外的研究状况，目前在我国开展批判学派研究，一方面需对西方理论的演化脉络、经典研究、代表学说、基本思想、哲学倾向、研究方法等进行系统、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具体说来，既要对广义的批判学派及其思想做出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勾勒，如斯宾格勒、韦伯、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哈贝马斯、布迪厄、德里达、福柯等对现代性以及大众传播的审视和批判；同时，更要对狭义的批判学派及其学说进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梳理和辨析，其中尤需重点探究A.Matterlart、S.Hall、R.Williams、C.Geertz、H.J.Schiller、vanDijk、P.Goldingand G.Murdock、K.Nordenstreng、G.Hamelink等人的学说。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对我国传媒面临和表现的诸多现实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解剖、透视和分析，从而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建议或思路。可见，研究批判学派具有理论与实际两方面的意义。就理论而言，只是关系学科建设如何均衡发展的问题；就实际而言，则关系我国传媒如何有效推进现代化事业的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因为，从批判性的视角看，我国传媒目前面临国内国际的双重困境，国内方面主要是现代化和市场化所引发的媚俗化倾向，以及由此而对人们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发生的潜在影响(如“异化”)；国际方面则主要是全球化所进一步加剧的信息传播失衡、民族传统瓦解、甚至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局面。所以，开展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既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包括大众传播事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可为我国传媒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认清形势、把握大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提供深度思考和现实参照。

贝多芬有句称道巴赫的名言:他不是小溪，而是大海(巴赫的名字，在德文里有“小溪”之意)。如果说在深刻把握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意义上，经验学派只是小溪，那么批判学派就是大海，而且是汪洋大海。可惜，本文只能对这一浩瀚海域进行管窥蠡测，弄得好的话也许能让人从一滴海水里尝出大海的滋味，而弄不好的话就真成了拿一块长城的砖头让人想象万里长城的雄姿(钱钟书语)——若是如此，那就算抛砖引玉吧。

(本文由作者提供，原载《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2期)

作者自评

本文开题立意，指明了所谓传播学批判学派其实并非是传播学研究本身的畛域，而是一种源于西方社会内在的反省思潮，它以鲜明的价值理性反制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成为一股强劲的人本主义思潮，对西方文明的影响既深且巨。

近年来国内新闻传播学界曾对传播学与新闻学科之间的关系有过广泛而强烈的争议，本文对此问题给予了正本清源的回答:“所谓传播学批判学派与其说是一种特定的流派，不如说是一个开放的领域。”与之相应的，“我们不妨将批判学派分为广狭两义:广义的批判学派是个包罗广泛的开放领域，而狭义的批判学派才是专门从传播学的学科角度从事研究的流派”。

本文从三个方面勾勒出20世纪中叶开始兴起的批判理论研究的图谱:以媒介权力硬体构架为批判对象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媒介软性话语机制为批判对象的文化研究、以硬性政经权力与软性话语构建的高度结合形式——全球化传播策略为批判对象的文化帝国主义，这三种路径虽然观照的角度不同，但实际上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精神一脉相承，体现了一种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同时，哲学上的转向仅仅是批判理论蔚然成形的内在动因，而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源远流长的批判精神才是批判学派赖以为基的人文积淀。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到狄更斯的小说，从果戈理的《死魂灵》到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从诗人艾略特的《荒原》到史学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批判现实的理性光辉处处可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大多承袭美国经验主义传播学的衣钵，对批判学派的丰富资源传播学界一度少有问津，学者们关注的往往是体制内的技术策略问题。当中国学人崇欧尚美的热潮退却之后，反躬自省，则必然会对世界学术思潮有一种更为全面冷静的观照。批判导向的学术在国内传播学界日益昌隆也是因为批判理论为传播问题研究提供了深广的学术视野和独立的理论维度。批判理论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具有可无限扩展的理论空间。

本文立足当下重新梳理了国内批判理论研究的脉络，检视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传播学界对批判理论所作的探讨与引介的成果，并且对于近几年来多种学科学者在此领域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在此基础上，立足当代中国的语境，本文提出了今后中国传播学界开展批判理论研究应当重点注意的学术资源。当前中国媒介遭遇国内市场和国际竞争多重压力，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内媚俗、对外乏力的病症，这也正是中国传播批判研究的必要性所在。

【注释】

[1]［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下册，齐世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页718-719。

[2]［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页121。

[3]［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页157。

[4]赵斌:《依旧怀念一九六八——传播媒体与反对示威》，载《读书》1999年第9期。

[5]赵斌:《依旧怀念一九六八——传播媒体与反对示威》，载《读书》1999年第9期。

[6]赵斌:《依旧怀念一九六八——传播媒体与反对示威》，载《读书》1999年第9期。

[7]赵斌:《依旧怀念一九六八——传播媒体与反对示威》，载《读书》1999年第9期。

[8]赵一凡:《福柯的话语理论》，载《读书》1994年第5期。

[9]本节内容主要参阅的是黄煜博士惠寄的两份资料，一是魏玓先生的文章《至死不渝的左派传播研究先驱——许勒的生平、思想与辩论》，一是刘世鼎先生的文章《全球化理论批判——许勒与佛格森的理论》(许勒即席勒——引者注)。两文均载于《当代》(第一五三期)。本处引文即出自魏文，页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