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建构

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建构——对三个新闻定义的解读

黄　旦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闻定义是我国新闻学者首先关注的重要学术问题之一，从而为正确理解新闻，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科学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做出了不能忽视的贡献。可是遗憾的是，几乎所有关于定义的讨论，大都局限于逻辑的层面:外延内涵或类和种差的反复考量。至于各种定义所产生的历史情境和定义者通过定义试图要表达的意义，居然被排除在所有讨论者的视野之外。此种状况直至最近仍无改观。^[1]就技术层面而言，定义属于逻辑学的范畴，因而逻辑的周密与否，当然是一个基本要求。但一个定义——若非游戏之作——就不只是逻辑排列，或者说，在逻辑的排列中总是有意无意、或隐或显蕴涵着下定义者对某一物质或现象的基本看法和构想。“所有定义均是特定的。它们与某些目的或某些情势有关，因此，仅适用于一个严格限制的领域或‘论域’。”^[2]若套用格尔兹的话，定义里面实隐藏着一张“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3]既然如此，讨论及运用定义也好，充满雄心壮志试图创造新的定义也罢，破解原有定义背后的意义之网是不可缺少的起码要求，否则就难以对之进行正确估量，严重者则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今人之思度前人之意，^[4]从而把一个本来有其严格限制的东西，不加细辨随意搬用。哪怕是其中的逻辑如何更加严密、准确的问题，如果离开其时的社会语境，撇除了定义者所处的现实状况，最终也只能是逻辑游戏。即便是那些严肃认真的“修订”、“创造”，学者的追求固然可嘉，若不审慎，其所持之“矛”，也未必真的对准了所设之“盾”。有时恰似一个拳击手，自己给自己挂了条沙袋然后飞抡双拳使劲击打。就是出于如上原因，本文结合社会和新闻实践背景，试着对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几个新闻定义做一番解读。不敢说一定正确，但至少可以为我们的新闻定义讨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空间。之所以选择这三个定义，想必大家都能理解。因为无论是下定义者还是定义提出的时间都具有历史典型性:一个是中国新闻学产生之时所提出的我国第一个新闻定义；一个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中的第一个新闻定义，其时间是1942年，恰恰是党报体制和思想形成之时；而最后一个则是1949年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所提出的唯一一个新闻定义。

徐宝璜: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

若撇开一些描述性的说法，诸如《申报》的“新闻则书今日之事”^[5]之类，我国新闻学术史上第一个给新闻下定义者应该就是徐宝璜。

何为新闻？徐宝璜的回答是: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6]若从关键词分析，该定义由三个要件构成:事实、最近、阅者。但毫无疑问，“事实”是其基点。如此判断的理由可以很轻松地从形式或语法中获得。即“最近”和“阅者”只是修饰“事实”的定语，然而最有利的证据来自徐宝璜自己的解释:“新闻须为事实，此理极明，无待解释……苟非事实，即非新闻。若登载之，是为假冒。”^[7]至于“最近”和“阅者”两个要素，则是用来解决何种事实可被报道登载而成为新闻，说明“新闻固需为事实，但不必事事皆新闻”^[8]的基本道理。可见，这三个要素是互为联系并分居于不同地位的，若套用当今时髦的说法，事实属于本体层次，其他二者则是价值的层面。这也就难怪，徐宝璜会把“新闻之事实化”作为新闻事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9]

可是，徐宝璜却把其《新闻学》一书中的大量篇幅给予了“阅者”，尤其是新闻与“阅者”的关系而不是定义中占据中心位置的“事实”。这看起来不难理解。既然新闻须为事实之理极明，“无待解释”，徐宝璜不再在这方面多花笔墨自在情理之中。^[10]同时，这样的处置，与此书重实际操作的基本定位也是相当吻合。但如果细细阅读该书而且与之新闻定义联系起来考查，其原因恐怕并不如此简单。《新闻学》的谋篇布局实际上正透露出徐宝璜的一个根本思路:新闻(事实)是与阅者联系在一起。也许生怕别人不明白这一点，徐宝璜在后来又特地加以说明:“新闻究为何物，关于此问题，可由两方面观察:即一由阅报之读者，而一由办报之主者。其答案则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11]

关于“新闻”为何只能从“阅者”而不是“办报之主者”观察，徐宝璜同样缺少直接的充足的理论论证。但依我之见，尚还不是毫无印迹可寻。徐宝璜曾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新闻纸乃是应社会需要而生”，“社会之需要既繁，固新闻纸之职务亦众”。^[12]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些看法，设定了他从“阅者”观察“新闻”的视框。宁树藩先生的下面这个观点是很富有启发性的:在中国历史上，当新闻学作为一种专门学问出现时，主要是以新闻媒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对新闻的研究，往往被置于次要地位。^[13]这也就是说，新闻的诸般问题是从对新闻媒介活动的研究中展开或附带而来。徐宝璜对于什么是新闻学曾有过一个界定，即新闻学就是“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得一正当解决之学”。^[14]新闻正是由于属“新闻纸之各问题”之一而引起他的注意和思考。既然作为中心点的“新闻纸是应社会需要而生”，考察其所属具体问题之一的新闻，自也不能离开这一框架。所以，徐宝璜认定的新闻与阅者有关，从内在思路上说，是与对新闻纸的看法密切相关的，是他“新闻纸应社会需要而生”论断的逻辑延伸。

由此不难明白，徐宝璜译自美国刊物并录在书中“以备考证”的十条新闻定义中，为什么居然有九条都是明确以读者、国民或公众为依据和出发点。^[15]当然，按照徐宝璜“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16]的说法，也许正是这些美国人的定义影响了他。但无论如何，徐宝璜的这一想法至少是明确的，新闻只是与阅者有关的事实。既然如此，他等于公开宣称，“新闻究为何物”与办报之主者——记者、编辑等并无直接干系。据此，徐宝璜的“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就有了双重含义:在显性层面，它是一个操作标准，意在说明什么是新闻及如何选择，解决不必事事皆新闻的问题。在隐性层面，它是一个哲学命题，即事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物，它可以被人注意从而被选择，但不可被办报之主者——编辑、记者更改、制造或歪曲，否则就不是事实，也就不是新闻。

上述或显或隐的双重含义，构成了《新闻学》一书的主要内容。一方面，徐宝璜具体细致讲解“新闻之精采”和“新闻之价值”，传授怎样选择新闻以能吸引阅者之注意力。另一方面，为如何在操作上有效防止报纸记者、编辑对新闻的主观侵入煞费苦心。对此，徐宝璜首先是在总体上给报纸及报人做了明确定位:报纸者，社会之耳目也；访员者，又报纸之耳目也。^[17]是耳目而不是嘴巴，意在说表明其职责不过发现、打探、追寻、记录新闻而已。是社会而不是个人耳目，报纸就理所当然属社会所有，是社会之公共机关，从而从业者也就为社会公有之记者。惟此，报纸才不会以一己私利而歪曲事实。“新闻纸既为社会之公共机关，故其记者亦为社会之公人”，故“其布一消息，定力求正确与其完全”，“凡正当之议论且将于各方面平等发表的机会”，记者自己的议论，“亦必诚矣”。^[18]因此，从将来报纸发展的方向看，走向社会化、“公共化”不仅是必由之路，而且是报纸进步的征兆。^[19]与此同时，又为如何作好“社会之耳目”制定种种规范:“访员不仅采集新闻时，须审传闻之确否也，即编辑时，亦须谨慎据实直书。行文之间，既不可故意颠倒事实，亦不可随意穿凿附会，致与事实不符。编辑对于该新闻，如有意见，可于社论栏中发表之，或于新闻之后，加以附注。切不可将意见夹杂于新闻中，迷惑读者，否则亦为以假乱真也”。“新闻与意见，应绝对分离”^[20]等等。

报业的公共性，为全社会服务，事实和意见分开，是西方新闻媒介的一种职业追求，也就是他们常说的新闻专业主义的主要内容。^[21]如果联系上述的徐宝璜的观点，不难看出，“新闻是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的定义背后，追求的也正是这种“专业性的客观中立”。实际上，当时抱有和徐宝璜同样看法的还大有人在。比如任白涛就把公共性视为是新闻事业的新一特质。“尊重公共性特质之报纸，其声价自益高大。若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的色彩浓厚，不惟其事业难得健实的发展，且为社会所嫌弃。”^[22]戈公振提出，报纸的舆论和纪事，都来自于公共性。言论理应是国民的“公共意志”在报纸上的体现；纪事则要依照“公共需要”，根据国民之心理。体现“公共意志”，依照“公共愿望”，是报纸和记者的“天职”，因此，与徐宝璜把“公共化”作为报纸发展的趋势类似，戈公振则是以日趋“平民化”、“世界化”视为报纸未来的大致方向。^[23]邵飘萍则把报纸的“公共性”问题和言论独立联系起来看。一方面，新闻事业作为社会公共机关，与任何国家机关一样，具有平等、独立的地位，任何人都不可加以压制；另一方面，报纸应发表社会各方面不同的思想言论，以使读者扩充其思想和眼界，得到各种思想参考。言论甚至不必和报纸自身的观点一致，这也是尊重言论独立、自由的一种表现。^[24]恰如一位外国学者对该时期中国新闻思想所作的评价:民初以后，许多中国报人试图为其自身建立职业化模式时，实际上所构建的只是一种类似观念的东西，这种观念追求的是专业性的客观中立，以便在报业难以避免的党派性和政治性中安身立命。^[25]

需要补充的是，徐宝璜的此种追求，其目的并不在于为报业从所谓的“党派性和政治性”找一安身立命之所，而是要宏大得多。他试图通过新闻学理论和新闻教育，改造并重新构建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用他自己的话说，“吾国之报纸，现多徘徊歧路，即已入迷途者，亦复不少。此书发刊之意，希望能导其正当之方向而行，为新闻界开一新生面”，“要导新闻事业于正轨”。^[26]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新闻业曾有过短暂繁荣，旋即因遭受以袁世凯为首之大小军阀摧残，落入了低潮。在军阀们争权夺利的倾轧之中，报纸遭受种种的厄运。为生存也为利益，报纸或噤口结舌明哲保身，或背靠一派甘为所役。当时报刊的状况是，“议论与事实不相分离，好逞不衷事实不着边际之空论”；“一方面虽受政府之压迫钳制，而不能得言论之自由，一方面却具有无上之威权，可以任意污蔑人之名誉”，“主观之议论众多，客观之议论少，又常以主观之主张，武断客观之舆论，以主观之见解，混淆客观之事实”，“因经济鲜能独立，不得不与某一方面，发生某种关系”，以“少数人之利益”，“抹杀多数人甚至一般之利益”，“丧失主张公道之勇气”。^[27]还有一类被戈公振称为“自好者流”^[28]的商业性报刊，声言不喜党派求经济之独立，实质上唯利是求，连基本职业道德都把持不住:捏造专电传假新闻，内容低下，诲淫诲盗，“十而八九者，形式与精神均不成为一种报纸”。^[29]由此来看，蔡元培先生对徐宝璜的《新闻学》所做的“破天荒之作”^[30]的评价，同样可以用于其新闻定义，这不仅因为它初步揭示了新闻的本质，在中国新闻思想史上第一次确立了以客观事实为本位的新闻观，而且更在于徐宝璜以此作支点，展现了一个除弊革新的报纸操作和运转的基本框架。事实—阅者—社会耳目—公共机关这一链条，就是徐宝璜通过定义所表达的试图建构这种报纸的心路演绎过程。在徐宝璜新闻定义的背后，实矗立着一个“公共机关”式的办报模式——他所展示并引导的“新闻事业”之正轨和新闻界之新生面。

今天看来，徐宝璜的新闻定义及其办报设想并不新鲜，尽管他“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31]但其主要思想来源取之于“西籍”和西方的新闻实践则是无疑的。^[32]格尔兹曾把文化的模式分为两类:归属型和目的型。前者强调的是对象征结构的操作，这样才能使其大致贴切地成为那种在先的非象征体系的比照物，好比我们发展了水力学理论或给出了流程图便知道了堤堰如何起作用。后者强调的是象征符号关系表达的非象征体系的操作，好比我们依据水力学理论所隐含的规划，或者按照从流程图得出的结论来建造堤堰。^[33]徐宝璜定义中所蕴涵的报刊建构模式显然是前一类，属“对象征结构的操作”，确切点说，西方商业化操作的大众化报纸以及运转，应是先其理论而存在的“非象征体系”。问题是，所谓的客观、公正等理念，就美国来看，虽然在18世纪末的教科书中就已有类似的要求，^[34]但按照舒登声的看法，这些不过属于写作层面的东西，还算不上是职业理想和规范。^[35]强调事实和意见分离的客观性——作为一种职业信念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而个中原因复杂:既包括对民主市场社会的信心减弱，对公关和宣传的厌恶，也因为报道的主观化倾向、专栏作家和解释性报道的兴起等等。^[36]正因如此，虽然徐宝璜是满心希望他的模式能成为“目的型”，而且他的构想也的确很有现实针对性，击中了当时中国报刊的要害，但由于中西情况殊异，徐宝璜的新闻定义及所反映出来的办报模式，对中国新闻实践产生了何种影响以及其影响程度究竟如何，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厘清的问题。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始终未成为中国报刊发展的主流。

陆定一: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在中国新闻学中，陆定一这个定义的影响罕有所匹。它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个通用的概念，如果不是唯一的话。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一定义，同样由三个要件构成:新近、事实、报道。“报道”的介入，就把新闻纳入到生产和传播的动态过程，这比之徐宝璜的显然更接近新闻生产和传播的实际。先有事实，后有报道，没有报道就没有新闻，这几乎是后来所有人对该定义最为赞赏之处。所以，徐、陆之间的最大不同，在于徐宝璜的定义建立在经验直观基础上，犹如20世纪20年代前的美国报人一样，相信事实不是对世界的陈述而就是世界本身，几乎没人怀疑外界真实存在的可靠性。^[37]于是，他把新闻等同于事实，事实等同于真实。陆定一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为基础，一方面认为事实是新闻的本源，没有事实就没有新闻。另一方面认为新闻不就是事实，而是事实的报道或反映。《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正是按照这样的思路由两个部分而构成。第一部分“新闻的本源”着重回答为何要尊重事实，第二部分“新闻如何能真实”意在说明如何尊重事实。“为何”和“如何”都是“报道”所面临的问题。因此显而易见，陆定一定义的重心是“报道”，主要解决在“新近发生的事实报道”中，究竟是“依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解释它，而不做任何曲解和增减”^[38](陆定一，1942)，还是反之。

当陆定一把“报道”作为定义的中心时，他所看到的新闻也就与徐宝璜的不同，更准确地说，他考察新闻的切入点与徐宝璜的截然不同甚至相反。若仍按照徐宝璜所谓的新闻可由两方面——阅报之读者和办报之主者进行观察，陆定一选择的恰恰就是“办报之主者”，不是徐宝璜式的“阅者”，因为“报道”显然只与报道者有关而与阅者无干。尽管陆定一本人缺少像徐宝璜那样的直接表白，但就通篇文章的目的、主旨看，这一点无需特别指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另一个差异是，徐宝璜眼中的“阅者”没有任何差别，至少在其《新闻学》一书中，这是一个笼统的普泛的概念。陆定一看到的办报者，却是具体的有明显不同的。从哲学角度划分，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以阶级性划界，则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或非无产阶级。此二者又是完全可以重叠的:无产阶级=唯物主义，资产阶级(非无产阶级)=唯心主义。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老老实实主义，就是实事求是的主义，就是科学的主义。除了无产阶级之外，别的阶级，因为自己的狭隘利益，对于事物的理解是不能够彻底老老实实的或者是干脆不老实的。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是最进步的生产者的阶级，能够老老实实的理解事物，按其本来面目而不加以任何曲解、任何加添和减损，不但这样，而且它能够反对一切不老实，反对一切曲解”。^[39]于是，对待客观实在的不同哲学态度和观点，马上转化为了不同阶级和政治立场的区别。顺此而进，在报道中对于事实的态度，即是否尊重事实，承认事实是新闻的本源，同样也就不是一个哲学命题或学术话语，而是鉴别不同报道者的政治原则:革命和非革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分界线。

按照这样的思路，尊重事实在实践中的体现——如何反映事实，也就不是一个诸如“五要素”(五W)或记者“亲自踏看”、“摄影报道”的技术性问题，尽管这些也是“仍须讲求而不可偏废”。^[40]陆定一用“人民”——一个颇有浓厚政治色彩并具主体性地位的词汇，替代了中性的且只显现其受动性质的徐宝璜式的“阅者”，并且把对人民的态度和关系，上升到办报的原则和立足点，按其原话，关系到新闻实践中能否真实报道、反映现实的路线和方针。“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报纸，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在这样的报纸中，报社的专业记者能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非专业记者结合在一起，从而得到事实的真相。更为关键的是，并不是任何报纸、任何办报者都能坚持和贯彻这样的方针和路线。“只有共产党的党报，才能这样建设自己的报纸，因为它有共产党的领导，而共产党乃是人民的先锋队，因为它有共产党组织可以依靠，而每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共产党的基本骨干乃是与人民血肉相连的，并且是人民中最优秀的分子。”^[41]犹如是否尊重事实和报纸或报道者的阶级性、政治性密切相关一样，如何反映事实同样被归入了政治范畴。于是，为何尊重事实和如何尊重事实——有关报道的两个基本问题，在陆定一的文章中，以两个平行的逻辑推理而予以解答:无产阶级——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必须并必然尊重事实；共产党的党报——密切联系人民的方针——就能或必然能真实反映事实。倘若这样的分析大致不差，那么，在陆定一的“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中，实际上也蕴含着双重的意思:在显性层面，要澄清新闻的本源——事实和报道的关系，在隐性层面，则是要解决报道者的政治立场。“只有把尊重事实与立场结合起来，才能做个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尊重事实是与政治上的革命性密切结合不可分离的。”^[42]

按照这样的逻辑展开决非偶然。据陆定一本人后来的说法，他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唯心主义的东西，即“性质论”^[43]。这看起来没有错。然而，我们切不可只是孤立地予以理解，而忽视了当时批判“性质说”的具体背景。对此，在陆定一这篇1942年所写的文章中说得十分清楚:抗战以来，“党的新闻事业是大大的发展了，吸收了大批新的知识分子到这部门事业中来”。“但随此以俱来的，则有事情的另一方面:抗战以后，参加党的新闻事业的知识分子，乃是来自旧社会的，他们之中，也就有人带来了旧社会的一套思想意识和一套新闻学理论。这套新闻学理论，是很糊涂的，不大老老实实的，甚至是很不老老实实的，也就是不大科学的，甚至很不科学的。如果不加以改造，不加以教育，就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就无法把党的新闻事业做好。”^[44]就像“事实是新闻本源”是唯物论、无产阶级的标识，“性质说”则是与唯心论、旧社会的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陆定一文章包括其新闻定义的最终目的及其矛头之所向，是为了改造、教育、引导这些旧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

所以，陆定一所谓的事实报道也就已然不只是事实存在与否的判断，更不是徐宝璜所谓的事实和意见分开，而是包含了事实选择、报道的动机、目的以及事实的分析和评判等价值范畴的内容，一句话，包含了意见和倾向。实际上，在文章的一开始，他就已十分清楚地表达了这个意思:“辩证唯物主义，主张依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解释它，而不作任何曲解或增减。”^[45]解释固然不能违背事物的本来面貌，否则就是唯心主义。但事物的本来面目不是自然的呈现，需要报道者对之做出自己的解释。在后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事实不做正确分析的报道，正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所严厉批评的客观主义——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

把事实、观点、价值等结合在一起，并不是陆定一的独创。中国共产党人一贯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任何报刊都是有阶级性的，报纸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与此相应，报纸上的内容，总是带有自己的倾向和意图。因此，共产党的报刊不但不讳言宣传的倾向，而且认为公开申明自己的倾向，正是一个政党、一个党的报刊有战斗力的表现。党报的战斗性，就在于其有鲜明的立场、观点和态度。恰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46]

尽管如此，陆定一要解决的报道——尊重事实和革命立场的结合问题，就党报实践来看，的确是在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为标志的党报改革中逐步展开和深入的。在这次改革中，既强调尊重事实的重要性，反对在报道中有任何的夸大，尤其是数字上和分寸上的夸大，“做到把事实客观的呈现在读者面前，使不了解的了解，怀疑者无所怀疑”，以便使新闻“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使读者信服”。与此同时，要求政治和技术并举，反对单纯的技术观点，否则，就会使报纸脱离党的领导，脱离现实和脱离群众。^[47]政治立场问题的重要性，在1947年展开的反“客里空”运动中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根据新华总社对该运动的成果总结和原因分析，第一，在发现严重的“客里空”作风的同时，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发现了新闻工作的阶级立场问题；第二，检查出虚构新闻、道听途说等不认真不精致的作风。之所以如此，均和阶级立场有关:或者是因为新闻工作人员的阶级出身所致，特别是在土改中，在有关农民与地主的关系中，这种出身导致立场模糊；或者是因为在参加党报工作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带来了没落的封建阶级思想意识与陈腐习惯。^[48]随之就与当时的整风运动相结合，进行“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1948年华北《人民日报》所发表的《全区人民团结斗争，战胜各种灾害》的错误报道，进一步证明了尊重事实和政治立场的重要关系。按照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严厉批评，该篇报道错误有二:第一，全篇三分之二以上的巨大篇幅都是极乏味地而且极零乱地用于详细列举各区各种灾情，构成一幅黑暗的图画，使人读后感到异常沉重的压迫，没有或很少有鼓舞的力量。第二，对于灾害原因的分析完全错误。造成如此严重错误的根源，就是“只罗列现象”的客观主义。无论是中宣部的批评抑或日后华北《人民日报》所做的检查，都没有提及报道中具体事实有否失真(比如夸大、五个W失实等)，其矛头所指是客观主义所导致的不全面、不正确。^[49]解放区秋收“平均有七成”，报道中没有就此从积极方面宣传战胜灾荒的巨大成绩，这是片面，以致报道角度错误；灾荒的原因笼统地归之于“长期战争”，这是没有正确反映甚至是歪曲了因果关系。因此，该条报道的致命之处，是对事实的选择、分析、评价的立足点错误。一句话，其基本倾向错了。由此足以证明，仅仅热衷于事实而忽略立场、观点，是不可能真实反映事实，纵然就表面来看，它也是事实的报道。由此恰恰证实了陆定一的结论:“这套思想意识，这套新闻理论，是很糊涂的，不大老老实实的，甚至是很不老老实实的，也就是不大科学的，甚至是很不科学的。”

报道不能没有事实，同时报道不能没有自己的立场，陆定一新闻定义中所包含的双重含义，在中国共产党的报刊实践和理论中，经过提炼，最终化为一句易懂生动的话，这就是“用事实说话”。选择什么，如何报道，均必须时刻注意事实中所要表达或可能会表达的“话”。于是，“话”即倾向，成为新闻把关的首要条件。“我们的新闻报道，不可能并且也不必要包括每一个人每一件事，而只能根据一定的目标、一定的原则去进行报道”。这一原则是“首先就要考虑它对全国人民有什么意义，对全国工作和斗争有什么意义:它能否提高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使他们以更大的热忱和信心投入当前的工作和斗争中去；它能否对全国其他地区的斗争有所裨益，可否作为殷鉴和榜样”。^[50]值得注意的是，“用事实说话”，不只是中国共产党党报在写作上与旧新闻的不同之处，^[51]而且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报纸管理、运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模式。比如:党报的校对制度、看大样制度以及编辑部负责人参加党委会会议，党委派人参加编辑部会议等等，都在这一时期形成并确立。由此，“使党报编辑部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生活连成一气”，^[52]“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呼吸相关，息息相通”。^[53]其目的就是为报纸和党的路线方针能保持一致，在新闻报道的立场及其倾向上不发生或尽量少发生错误。从此，学会用叙述事实来发表意见，^[54]成为中共党报新闻报道和报刊管理的基本原则并延续至今。

若仍按照前面提及的格尔兹的“归属型”和“目的型”模式之分法，陆定一定义以及由此延伸而来的“用事实说话”，其“归属型”特征并不十分明显，因为在这之前并没有一个现成的非象征的比照物。据陆定一自己说，这篇文章是针对流入到解放区的一些旧社会的思想意识和新闻理论，并且从《解放日报》改版以来与之斗争所取得的成果的一个总结。^[55]现在看，此说大致不差。尽管列宁及俄国革命报刊的思想和经验，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已有介绍。列宁所谓的“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一语，也于1929年9月的《布尔塞维克》上得以刊载，并且此后在中共领导人的文章中屡屡加以引用，甚至《红色中华报》还把它印在毛巾上发给通讯员。^[56]但毕竟只是一个原则，缺乏具体的做法和措施，尤其是在中国这一环境中，到底该如何落实这样的原则，尚没有非常成功的经验。其次，对列宁这段话的权威解释并贯彻到党报实践中，同样是在延安整风期间完成。^[57]因此，在此前的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实践中，并没有找到一整套固定的且行之有效的做法。于是在实践中也就出现摇摆不定的状况:或是成为纯粹的理论刊物和空洞的对外宣传品，^[58]或是把大量的版面提供给了外国通讯社。^[59]延安的党报改革正是由此而引发。可见，以往理论和实践可供陆定一利用的资源并不多。实际上，陆定一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对于报刊的基本要求和指导思想，吸取过去党报实践的经验和教训，通过《解放日报》改版的具体展开并加上自己的思考，从事实和报道入手，做了有中国特色的创造性发挥和归纳，从而为确立“用事实说话”报刊模式在理论上做出了颇有分量的贡献。从这一角度看，在陆定一的新闻定义中，所透露出来的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建设自己报刊的基本图式和具体原则。十分显然的是，在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所建立起来的“用事实说话”之报刊样式，无疑可以归之于“目的型”模式。这不仅表现在延安党报改革的做法和措施，很快成为各地各级党报所仿效的典范，从而全面铺开，层层落实，而且直至现在它仍然是我们报刊运作不能违背的指导方针、管理原则以及党报从业人员必须具备的职业意识和规范。

范长江:新闻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的事实

如果把“广大群众”改为“阅者”，上面范长江的这个定义与徐宝璜的基本类似，差异仅在于后者是“重要的事实”，前者是“新近的事实”。然而，这种表面类似掩盖不了二者内在重点之相异。徐宝璜是以“事实”为中心，范长江则以“群众”为重心。“欲知”，是指群众所关心的事物，这是从群众出发；“应知”则是从领导的角度考虑，群众应该知道的事物；“未知”，记者还要考虑其未知的方面和程度。^[60]角度不一，最后都归结到“群众”。倘若说，徐宝璜是把“阅者注意”作为新闻精采和新闻价值的一个操作标准，那么，范长江要求的是采写新闻“必须到群众中去”。强调“到群众中去”，看来和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有精神上的相通之处。然而同中同样有异。陆定一的主要着力点，是办报者和人民群众的结合，大致相当于“群众办报”的意思，范长江留意的是群众的需要和从群众观点出发，要解决哪些新闻报道受群众欢迎的问题。^[61]于此我们不妨先约略概括一下:范长江定义的中心不是事实，当然也不是报道，而是“群众”。为避免穿凿附会之嫌，还是用范长江本人的话来做一证明:这定义“不一定全面:但是，它贯穿了一个为群众服务的精神”。②

现已不便揣摩，所谓的“不一定全面”，究竟是范长江的谦辞，还是他自己的确觉得作为一个定义，还需进一步推敲。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却是无可怀疑，即:范长江以为，即便这一定义有诸多的缺陷，只因为它“贯穿了一个为群众服务的精神”，它也值得推出，否则，他也就不必饶舌特加表白。由此可见“群众”在其心目中所居的位置。

范长江的定义出自其《记者工作随想》，所以，要理解其定义，当然就不能离开他的“随想”。该文名义上为“随想”，其逻辑线索却是分毫不乱。第一部分是说明解放以后报纸工作面临的新问题，第二部分回答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第三部分则是设身处地为记者着想，即: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怎样做一个好记者。而他的新闻定义，正是在第二部分中所提出，目的是强调“写好新闻也必须到群众中去”。于此可见，定义中所贯穿的“为群众服务”之精神，自然首先是为指导具体新闻的业务活动，是希望记者们能以这样的“群众”意识来从事新闻的采写报道。从范长江所提出的要在群众中生根，拿群众作一面镜子，并从中学习和研究所要报道

1981年，314～321页。

②范长江:《记者工作随想》，范长江著:《通讯与论文》，新华出版社，

1981年，314～321页。的问题，学习写作技巧^[62]等等来看，“为群众服务”显然是他认为进行新闻报道的惟一正确途径、态度和方法。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一下其全文，尤其是文章的第一部分，就会切身感到，范长江所谓的“为群众服务精神”，并不仅仅只为了新闻的采写。

解放后报纸的态势以及面临的新问题，范长江总结有二:一是如何反映和报道新的社会现实。因为在解放前，报纸所面对和处理的是敌我矛盾，我们只是其中的一方，只管暴露、打击就是。对此党报也有了很多经验和办法，写出了许多好报道。解放后，却是人民内部矛盾和人与自然斗争的新问题，不仅报道对象很复杂，而且记者自己对此也不熟悉。二是报纸功能和任务的变化。取得政权以前，“党的一切言论都登在报纸上，传递消息，联系群众主要靠报纸。现在我们在全国取得了政权，和群众的联系路子很多，书面文件，内部文件，传达报告等等，不是一切都靠报纸的。因此，报纸的作用有增加的一面，也有减少的一面”。范长江试图通过对过去经验的总结，找出一条能解决上述问题的路子，从而使报纸能适应新的形势并受到群众的欢迎。最后他毫不怀疑地认定，面向群众，根据群众的需要办报，为群众服务，是惟一的道路。用他自己的话说，“一张报纸，一个记者，其基础在群众，前途也在群众”。^[63]

如何反映和报道现实，属于报纸的报道内容和报道的总体思维问题；功能的变化，则与办报方针、报纸及其功能的定位密切相关。按此所见，范长江的“群众服务精神”，实际上是整个报纸工作的灵魂，与报纸的“前途”和“基础”密切相关。正因如此，他才竭力呼吁:整个报纸要面向群众，记者要面向群众，做记者工作，则要处处依靠群众。^[64]至于新闻采写，只是记者工作的一个方面而已。因此，如果把范长江的定义和他的整篇文章联系起来看，由定义中的“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所凸现的“为群众服务之精神”，大致也透出双重的含义:在显层次上，主要解决新闻采写的方法和途径；在深层次上，则想以此作为新形势下报纸工作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点。

从个人的思想发展看，范长江有此想法并不使人感到意外。1939年他就提出，报纸是有时代性的，因此，“新闻工作者不要怕谈政治，不要故意表面避开政治，而重要的在能不违反时代性”。他所说的“时代性”，就是在一定时间以内，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共同利益。^[65]这段话也许不宜脱离其语境而使之成为范长江认识整个报纸发展的一个基本视点，因为它主要是针对抗战情势而言，有其特定的背景。然而，这并不妨碍其思维逻辑的延伸。倘依此展开，自然是报纸要随时代而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报纸。既然如此，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的报纸，也就必须要根据新的情况新的群众需求做出相应的变化。

如果着眼于新中国建立后的整个党报之发展历程，范长江的“随想”并非一时兴起，灵感突发，也许正是此前有关党报工作探索和改革的进一步继续。

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开始进入和平年代城市办报的新时期。由此，它需要实现两个转变:从农村办报到城市办报，由以军事斗争为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尽管进城前在河北西柏坡成立了一个记者团，进行了三周培训，为此做了准备，可是进城后的状况并不令人满意。1950年3月，《人民日报》在向中央汇报进城一年来的情况时，对当时报纸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做了如下的判定:多数干部对城市办报以及如何办全国性的报纸并不清楚，以致形成严重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与分散独立的倾向。^[66]这些问题的具体表现是:第一，地方报纸对当地情况的报道反映不力。第二，无论是全国性还是地方性报纸，登载了很多关于会议的消息，发表许多会议的文件，报道许多机关的活动，这些报道的大多数不是人民群众所能了解和感兴趣的。于是，“我们的报纸尽管是立意为人民服务，希望人民看，并且希望他们看了就行动起来，但是实际上我们所做的工作往往并没有达到这个效果”。更严重的是，“因此我们的基本读者也对我们的报纸不满意”。^[67]正是在这样背景下，联系实际，联系群众——中国共产党所一贯倡导的作风，被赋予新的内容，成为解放后改进报纸工作的号召和指导方针，同时也是报纸改革的具体目标和方向。所谓联系实际，就是要“适应全国逐步转入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情况，全国报纸应当用首要的篇幅来报道人民生产劳动的状况，宣传生产工作和经济管理工作中成功的经验和错误大教训，讨论解决这些工作中所遇到的各项困难的办法”。^[68]所谓“联系群众”，就是报纸要面向群众，让群众生活里面产生出来的种种人物，种种智慧，种种经验，种种问题占据我们报纸的主要篇幅。^[69]

应该承认，这的确是个很不错的设想。联系实际，可以更好地反映实际，从而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同时，联系群众，又可以进一步深入了解实际，了解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从而能更好地有的放矢，反映实际。问题是，看起来似乎很简单的好设想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至少到了1954年，在中共中央看来，联系实际和联系群众，仍然是党报工作需要改进的重点和努力的方向，党报的新闻报道在反映人民群众的多方面活动方面仍然存在严重缺点。^[70]

报纸外在的现实骤然变化与报纸本身变化缓慢，形成了鲜明对比和尖锐矛盾。或者按照一位身历其境的党报工作者的回忆，由于报纸对变化了的形势、任务和读者的要求没有及时进行研究分析，对新情况视若无睹，对读者的合理要求表现了某种程度的麻木，碰了许多钉子，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终于逐渐醒悟了”。^[71]思考、探索和“醒悟”的结果，在1956年产生了一个大动作，这就是以《人民日报》改版为标志的新闻改革。

《人民日报》改版的指导原则是五句话:“多方面地反映客观情况和群众意见，及时地深入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更多地反映和交流地方工作的经验，对于广大人民关心的工作上、生活上、思想上的问题展开讨论，使人民日报成为群众欢迎的生动活泼的报纸。”^[72]如果细分一下，五句话中的前四句，基本处于平行状态，是对报纸改版后的内容和作用的基本构想和要求。惟有最后一句，则表示改版所要达到的目标。前面四句说明做什么、如何做，最后一句则是说明前面如此的做法是为了什么。因此，“群众欢迎”，不仅是改版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时也应是检验、衡量改版成功与否的标准。由此可见，面向群众，同样是《人民日报》改版的基本思路。

由于本文的主旨所限，不打算也无必要对《人民日报》1956年的改版多加评析。现在，应该是重新回到范长江。在《人民日报》改版时，范长江已不担任报社社长，所以，他的思想与改版之间的直接关系不明显。尽管如此，从上面的简括梳理不难看出，范长江的“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所反映出来的基本精神，与解放后中共党报的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探索一脉相承，与《人民日报》改版的基本精神息息相通。换句话说，它是中共党报探索、建构和平时期城市办报模式的延续或一个组成部分。不过话语虽不新，其时背景却在变。在《人民日报》改版稍纵即逝，且经历了“反右”运动之后，范长江之所以在此时又重续旧事，强调办报的群众精神，在于1961年是中共中央提倡的实事求是年和调查研究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上多次讲话，要求恢复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之风，^[73]说到底也就是联系群众，到群众中去之意思。这就为范长江提出其改进报纸工作的设想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也许我们有理由认为，范长江是真心希望报纸在中央号召的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之中，“认清面临的问题，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重新启动已经冷却了的报纸改革，从而为改进党报工作“找出一条路子”。^[74]

由于党报改革的实践未曾充分展开，故很难用一个现成的模式，来概括范长江以及解放后至60年代有关党报工作的新探索。如果勉强为之，也许可以说是在党的领导下，按群众需要办报的路子。恰如范长江所解释的，报纸在大政方针、路线原则上，不能离开党的领导，但具体报道就要考虑群众的需要。报纸办得好不好，要由群众来回答。^[75]这实际上也就是《人民日报》所说的“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76]的基本意思。这个设想是模糊的也是清晰的。模糊，是因为原则性的论述多，具体的操作规范比较少。清晰，是因为《人民日报》的改版，已为这一办报设想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假如说这一设想属格尔兹的“归属型”的话，那么，它的非象征的比照物难以指认，可以说是对多种经验和意见的吸取和综合，也包括对盲目学习前苏联办报经验的反思。比如像《人民日报》的改版，就发了数百封征求读者意见的信件，开了十三次各方面读者的座谈会(不包括各省市记者在当地所开的座谈会)，派人面访各有关人士，并且组成了八个业务改革研究小组，分门别类对国内外的著名报纸做了专题研究，由此可见其广收博取。即便就范长江本人看，其报纸工作经历也是丰富异常:城市、农村，党报、非党报均有涉及，因此想必也有多种经验积淀。然而，这个构想的确没有成为“目的型”。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以及随后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不仅使党报无法也不可能有一从事改革探索的宽松气氛，而且所能留下的空间也是越来越小。党报重新重视社会和群众的需要，注重“为群众服务”，已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事情。不过这一次变化和改革的直接动因，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展开，加上传播学中“效果”、“受众”理论的引入以及被广泛接受，与此前的《人民日报》改版及范长江们的联系反倒看不出有多少的密切和直接，尽管在内在精神上他们有着某种一致和联系。

作者自评

该文从思考酝酿到落笔成文，大约是五年时间，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在我国现有的几个有代表性的新闻定义中，究竟存在何种观念，是什么因素导致这样的观念，与当时的新闻实践和社会背景有何勾连。在研究路径上，选择的是文本分析，在文本的解读中解释和展示其内在意义。由此对这些早有定论的新闻定义作出了全新的阐发和解释，把新闻定义的探讨推进到更深的层面。在研究方法和视野上，独辟蹊径，突破了原有的思维定势，从而为新闻理论研究带来新的思路和启发。

【注释】

[1]如1999年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闻传播学原理》(童兵、展江、郭青春著)，所遵循的仍然是这样的路数。见该书第58页。

[2]Ogden，C.K.＆Richards，I.A.The Meaning of Meaning.London:ARK Paperbacks.1985，p.111.

[3]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格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5页。

[4]比如:我们不少学者原来想当然地以为，陆定一的定义是受了美国学者约斯特的影响，经童兵先生去信问询，结果遭到陆定一本人的否认。参见童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新闻学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3期。

[5]《申报》:《申江新报缘起》，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4～85页。

[6]徐宝璜:《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6页。

[7]徐宝璜:《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0、11页。

[8]徐宝璜:《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2页。

[9]徐宝璜:《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30页。

[10]其实，中国新闻学界一直以为事实是一个人人皆知无需证明的概念，直到前几年，才稍起波澜，讨论中略有波及。如姚福申的《新闻信息的哲理性思考》，秦志希的《论新闻事实的确立与意见的生成》，芮必峰、陆晔的《关于新闻学理论研究历史与现状的对话》，姚福申的《关于新闻本体的探索》等(以上文章分别参见《新闻大学》1997年秋季号、冬季号和1998年夏季号)。

[11]徐宝璜:《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13页。

[12]徐宝璜:《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08、118页。

[13]宁树藩:《新闻传播学·序》，黄旦著:《新闻传播学》，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

[14]徐宝璜:《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页。

[15]徐宝璜:《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6页。

[16]徐宝璜:《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0页。

[17]徐宝璜:《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56页，还可参见107页。

[18]徐宝璜:《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27、132页。

[19]关于公共性，在《新闻学》中略有表述，如强调报纸不能代表一党一派，报纸是社会的耳目等(见该书5～6页)，到了后来的《新闻纸与社会需要》、《新闻事业之将来》、《实际应用新闻学·序》、《新闻学刊全集·序》等文(上述诸文已收录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新闻学》附录之中)中，就更为清晰和明确。此地所概括的，已包含这些文章在内。

[20]徐宝璜:《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1、56页。

[21]Hallin，D.C.，“Commercialism and Professionalism in the American News Media”．In:Curran，J.＆Gurevitch，M.(eds.)Mass Media and Society.London: A Number of the Hodder Headline Group，1996.

[22]任白涛:《应用新闻学》，亚东图书馆，1926年，5页。

[2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360～364页。

[24]邵飘萍:《附刊上言论之完全自由》，方汉奇编:《邵飘萍选集》(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170～171页。

[25]特里·纳里莫:《中国新闻业的职业化历程》，《新闻研究资料》第五十八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78～190页。

[26]徐宝璜:《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1、132页。

[27]吴天生:《中国之新闻学》，黄天鹏编:《新闻学论文集》，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9～20页。

[28]戈公振:《中国报纸进化之概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国近代史报刊资料》(上)，1979年，1～12页。

[29]戊午编译社:《北京新闻界之因果录》，杨光辉、熊尚厚、吕良海、李仲民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0年，167页。

[30]蔡元培:《新闻学·序》，徐宝璜著:《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

[31]徐宝璜:《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0页。

[32]徐宝璜于1911年去美国留学，5年后回国。按照舒登声的研究，这一时期美国报人们在观念上大多都相信现实存在的可靠性，由此可以看出徐宝璜思想的来源。参见Schudson，M.，Discovering the News.New York:Basic Books，Inc.，1978，p.6.

[33]格尔兹:《文化的解释》，107～108页。

[34]Mirando，J.A.，“Embracing Objectivity Early on:Journalism Textbooks of the 1800s”．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2001，16(1)，pp.23～32.

[35]Schudson，Michael，“The Objectivity Norm in American Journalism”．Journalism，2001，Vol.2(2)，p.149～170.

[36]Schudson，M.，Discovering the News．New York:BasicBooks，Inc.，1978，pp.121～159.

[37]Schudson，M.，Discovering the News．New York:Basic Books，Inc.，1978，p.6.

[38]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陆定一新闻文选》，新华出版社，1987年，1～11页。

[39]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陆定一新闻文选》，新华出版社，1987年，1～11页。

[40]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陆定一新闻文选》，新华出版社，1987年，1～11页。

[41]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陆定一新闻文选》，新华出版社，1987年，1～11页。

[42]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陆定一新闻文选》，新华出版社，1987年，1～11页。

[43]陆定一:给童兵先生的回信。参见童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新闻学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3期，9～16页。

[44]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陆定一新闻文选》，新华出版社，1987年，1～11页。

[45]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陆定一新闻文选》，新华出版社，1987年，1～11页。

[46]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153～154页。

[47]解放日报:《新闻必须完全真实》，《从五个W说起》，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中国新闻史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289、308页。

[48]新华总社:《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锻炼我们的立场和作风》，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中国新闻史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350、346页。

[49]新华总社:《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锻炼我们的立场和作风》，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中国新闻史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350、346页。

[50]《吴冷西同志在新华社第一次全国社务会议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119页。

[51]《中共中央财经部、新华总社关于报道经济新闻办法问题给天津分社的指示》，《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309页。

[52]《中宣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上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126～127页。

[53]解放日报:《党与党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上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54～57页。

[54]胡乔木:《人人要学会写新闻》，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中国新闻史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319～324页。

[55]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陆定一新闻文选》，新华出版社，1987年，1～11页。

[56]丁淦林、苏潘:《任质斌谈红色中华》，《新闻大学》1980年第1期。

[57]参见延安《解放日报》社论:《致读者》、《党与党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50～51、54～57页。

[58]《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71页。

[59]《中宣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126～127页。

[60]范长江:《记者工作随想》，范长江著:《通讯与论文》，新华出版社，1981年，314～321页。

[61]范长江:《记者工作随想》，范长江著:《通讯与论文》，新华出版社，

[62]范长江:《记者工作随想》，范长江著:《通讯与论文》，新华出版社，1981年，314～321页。

[63]范长江:《记者工作随想》，范长江著:《通讯与论文》，新华出版社，1981年，314～321页。

[64]范长江:《记者工作随想》，范长江著:《通讯与论文》，新华出版社，1981年，314～321页。

[65]范长江:《新阶段新闻工作与新闻从业员之团结运动》，范长江著:《通讯与论文》，新华出版社，1981年，213～244页。

[66]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125～126页。

[67]《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43页。

[68]《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75页。

[69]《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43页。

[70]《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322页。

[71]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191页。

[72]《人民日报编辑委员会向中央的报告》，新闻战线编辑部、北京新闻学会编:《报纸工作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1期。

[73]参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901～902页。胡绳著:《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439～442页。

[74]范长江:《记者工作随想》，范长江著:《通讯与论文》，新华出版社，1981年，314～321页。

[75]范长江:《记者工作随想》，范长江著:《通讯与论文》，新华出版社，1981年，314～321页。

[76]人民日报:《致读者》，《人民日报》1956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