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是范长江

为什么不是范长江

尹韵公

著名记者范长江的西北采访曾经享有两个“第一”。不过，这两个“第一”与范长江本人无关，都是后人“强加”给他的。这第一个“第一”，见证于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2月出版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其“出版说明”中有一句引人注目的话，称“范长江是中国第一位进入西北角进行考察的记者”。这个结论，我读本科和研究生期间，亦曾耳闻一些专家讲授之口，不禁信之。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寻书于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旧本阅览室，偶然翻到几本30年代采访西北的记者通讯，惊喜地阅读之余，方才大吃一惊:原来还有比范长江更早进入西北采访的记者！后来，我据此写成《范长江前的七位西北采访者》一文，刊登在《新闻研究资料》第35辑上，这就用凿凿史实推翻了所谓“范长江是第一位进入西北角进行考察的记者”的说法。自此，少见有人妄言什么西北采访第一人之类的话了。

这第二个“第一”，见证于新华出版社1980年4月出版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其“编辑前言”称:范长江“第一次公开如实地报道了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结论，影响很深，为诸多同仁一再引用。一些研究《大公报》史的专家在提到范长江的西北采访时，也沿袭了这个结论。新华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了新版《范长江新闻文集》，当代著名记者、新华社原社长穆青为其撰写了“再版前言”，他也认可了这个结论，说范长江“第一次在‘大公报’上公开如实地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正在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的报道比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对长征的报道还早一年多”。2002年6月，香港大公报社编辑出版了《大公报创刊百年纪念画册》，该画册首篇文章乃是大公报社长王国华的《百年报庆献辞》，辞中自豪地写道:“第一个深入西部地区，向全国大众报道红军长征情况的是《大公报》记者范长江。”

坦率地说，对于这第二个“第一”的结论，我一直心存怀疑，总觉得它不科学，缺乏说服力。^[1]经年幽昧，深感确有必要对它进行一番严格而规范的梳理，严谨而深入的分析，以正视听，以免误导。

一

首先，我们需要厘清“公开、如实报道”的概念。

所谓“公开”，是指不加掩盖，无须隐藏，坦然面对，使众人都知晓；公开报道，近似于古代的“露布天下”的意味。说范长江是第一次公开如实地报道了红军长征，那么，这句话的含义就是，在范长江之前没有人公开报道过红军长征，如果有的话，那也只是非公开、非正式的方式报道，否则，便没有资格称“第一”。

事情果真如此吗？不对。红军长征正是我党我军在第一次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处于低潮时期，而国民党及其军队正是处于势头上升时期，他们控制着全国政权，掌握着全国舆论大权，即使不属于他们掌控的那些媒体也会刊登他们发布的消息。所以，从当时的大局判断，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没有任何理由企图封锁红军被迫长征的消息，因为这是任何胜利者都不可能做的蠢事。事实上，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几乎所有报刊、电台都公开报道了红军长征的消息，而且还是不断地、全程追踪式的“公开报道”。

我们仅以1935年7月的《大公报》为例，进行个案分析。选择这样的个案对象和时间，显然是有道理和针对性的。首先，范长江是《大公报》出身的，他当时是该报的特约通讯员；其次，范长江是1935年7月14日离开成都北上的，范长江写的所谓“最早公开报道红军长征的篇章”——《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是发表于1935年9月13、14日《大公报》上的。因此，选择这样的个案对象和时间，更便于弄清事实的真相。

据查，《大公报》在1935年7月的31天中，有24天发表了关于红军的报道，另有7天空白。在24天发表的有关红军的报道中，有这样几种内容:

(1)关于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动态的。如7月2日报道:四川军阀刘文辉因防守大渡河未先事体置，“致匪越险窜入，扰害数县”，蒋委员长特严加申斥，予刘文辉“记大过一次”。又报:徐向前日前在茂县曾受伤，现已痊愈，徐部一部分潜渡岷江西岸，谋与朱德部会合。如7月20日报道:共匪因所占地域物质缺乏，气候奇冷，回窜不易，故拟窜往甘青，以冀实现打通国际路线之迷梦。据报匪已退出懋功，向草地集合。如7月22日报道:懋功之匪已越过六千公尺之巴郎山向北进行，理番之匪亦节节北退，似进窥甘青交界之洮州、岷县、西固等处……类似报道还有许多，不再赘述。

(2)关于陕北红军状况的。如7月7日报道:共匪刘子丹辈乘机蛊盛，多方煽动，利诱威胁，成群结伙，烧杀劫掠，蛮干横施，从此陕北陷入万劫不复之境，无数生灵遭受流亡颠沛之苦矣云云。又7月23日国内新闻版头条大字报道:陕北赤匪愈严重化，全陕北23个县几尽赤化。其中完全赤化8个县，半赤化10余个县。全陕北赤化人民70余万，编为赤卫军者20万，赤军者2万。张学良已飞赴西安，与于学忠、杨虎城、邵力子等会商剿匪军事。

(3)关于红二方面军状况的。如7月4日报道:肖克、贺龙两匪溃窜拜施椒园芭蕉铺一带，连日经我军迎头夹击，毙匪甚多，夺获枪支800余余杆……

(4)关于留守苏区红军状况的。如7月7日报道:共匪张鼎丞部窜扰平和县，焚屋数百座。后又窜大坪等乡，大肆掳勒，保安八团陈崑部已驰往兜剿。7月24日报道:赣闽赤匪亦近清。

当时留守苏区的我党高级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不幸在长汀被俘，后被枪杀。《大公报》于7月5日配发瞿秋白照片发表了千字通讯《瞿秋白毕命记》，文笔相当生动感人，为党史研究之珍贵史料，如文言瞿秋白“继而高唱国际歌，以打破沉默之空气，酒毕徐步赴刑场，前后卫士护送，空间极为严肃，经过街衢之口，见一瞎眼乞丐，彼犹回首顾视，似有所感也。既至刑场，彼自请仰卧受刑，枪声一发，瞿遂长辞人世矣！”作者的立场似乎同情瞿秋白，标题用“毕”而不用“毙”，尤耐人寻味。

(5)关于红二十五军长征动态的。如7月6日报道:陕南各县自徐匪海东由豫窜入后，往复蹂躏，洗劫一空……

(6)关于红军“投城”状况的。7月4日，报道了两起福建红军“投城”事件。

从以上《大公报》1935年7月份的报道内容看，不仅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而且还有红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并还有留守苏区红军的，可以说，所有红军各个方面的动、现状和趋向，《大公报》都给予及时的报道，尤其是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去向，《大公报》更是特别关注，一有新动静，立马作出回应，对于当时来说，国共两党在军事方面的此消彼长，确实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不作追踪式的公开报道是无法向民众交待的，否则《大公报》将失去读者。

《大公报》关于红军的报道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报道手法也富于变化。既有消息，又有通讯；既有访谈，也有评论；既有平面，又讲深度。

(1)关于旅途通讯。7月2日刊登署名前溪的《蜀游杂记》之一，作者写道:“入蜀后首先留意者，当然为考察剿匪情形。徐向前突破嘉陵江，朱毛越过大渡河，川北自江油而西，川西自会理而北，全川之西北边境，几全是匪区，防不胜防，颇引为忧。抵蓉后事实上洋为考察，方知朱毛虽能飞渡大渡河金沙江，然势成弩末，只能走，不能守，更不能攻，薛李越省尾追，杨森拦河腰击，已逼促于天全芦山以北；徐向前因胡宗南军早由平武进据松潘，将从西北角直下，恐截之为二，亦放弃成都以北防地，将退出北川，急趋而西；于是匪区大为缩小，只克占据理茂一带。”作者又分析了红军动向和命运，说红军“北走松潘窥甘肃，有胡宗南军阻之；西走西康图青新，又闻已编成骑兵队于平原静待之；欲回窜滇黔，飞渡金沙大渡，去时已恐不如来时之易……世人颇以朱毛与徐向前会合为四川忧，为大局忧，余却认为朱毛等会合，实合零为整便于应付之好机会，盖藉以将四川腹地及滇黔边境各匪区肃清，得以全力注于一城也”。7月31日发表著名报人张季鸾的《西北纪闻》之二，其中有一千余字专写陕北赤化问题的症结及解决办法。

(2)关于社论。7月份共发表2篇与红军有关的社论，一篇是7月26日的《今后之四川》，称:“川省朱毛徐诸匪近已开始窜往西北，茂县懋功等县先后为国军收复，如无意外变局，四川军事自是可望告一结束，就地方言，诚堪庆幸也……”另一篇是7月29日的《论陕乱》，称:“……数月来，全国目光集于黔滇川，今则川境已将肃清，问题渐趋于川甘边，同时陕北之乱，由地方问题而演成不可忽视的军事的及政治的问题……”

(3)关于国民党高层人士的访谈报道。国民党高级将领薛岳是追剿红军的得力干将，7月6日专门刊登了“第六路军万里长征，薛岳谈追剿经过”的访谈，约一千多字，吹捧国民党军如何吃苦耐劳，“夷人牵羊担酒，在路旁慰劳”国军等等。对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的报道，亦有多起。7月4日报道:蒋委员长为促进军民合力剿匪起见，特会各县公正绅耆回乡工作等等。7月25日报道:蒋委员长连日召薛岳部官佐训话，题为中央军追剿赤匪之意义及其经过之成绩等等。

(4)关于红军动向的分析性报道。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川西后，下一步如何走法，红军内部尚在讨论之中。国民党方面亦作出种种推测，7月16日刊登的《四川之政治与军事》末尾写道:“匪于目前似在休息整顿之中，入秋后川西高寒不易过冬，匪定谋困兽之斗，北川为入陕甘之两大路口，匪近亦不守，松潘为入青惟一要路，早经胡宗南克复，匪欲北窜青海，惟有循抚边入青之小道，此道只夷人偶一通过，中有十四站无人烟，十万匪众甚不易走也。”7月27日又发表《朱毛徐北窜原因》一文，作者在分析了川西北特有的环境、气候、粮食等种种困难后，预言:“故匪非于入秋前离开此地，且能达到其理想之另一地不可，故于此刻大举北窜，盖明知向西北行进日益寒苦，然非于未寒之前起往不可也。”

以上，我将1935年7月份的《大公报》作为一段时空横截面，从报道内容的不同角度和报道手法的不同花样，翻来覆去地说明，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论证一个主题:这一个月中的几十条有关红军的消息和通讯，究竟算不算“公开报道”？！如果不算，那这些报道又该算什么报道？总不能算非公开报道吧？如果我们只好承认这些算公开报道，那所谓的范长江的第二个“第一”是否算数？！

范长江之弟范长城曾写过一篇文章，叫《范长江长征报道之我见》，该文说，范长江在写《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通讯中，描写毛泽东等率领的陕甘支队，“如何声东击西，迂回曲折到达陕北，公开报道了中央红军与当地红军胜利会师的消息”。^[2]难道事情真的是像范长城所说的那样，是范长江向社会“公开报道了中央红军与当地红军胜利会师的消息”吗？

非也。范长江的《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通讯，写作于1935年11月6日，发表于同年11月23日的《大公报》。首先，在范长江之前，《大公报》已先发表了类似消息。如同年7月14日和19日《大公报》报道:匪之主力一齐向北移动，似将进窥甘青。号称陕甘支队的中央红军自突破腊子口进入陇南后，一直受到国民党军方和媒体的高度关注。同年10月14日，《大公报》发表社论《再论陕甘军事》说:“毛泽东股，虽旧系共党主力，但势极疲困，所过甘肃各县，素无基础，所可虑者，只在与陕北徐刘衔接之后。最近报告，徐海东从延安向西南窜，其状显为迎毛泽东，是尤足知彼等有重大企图也。”同年10月23日，《大公报》报道:“朱毛窜甘肃的先锋部队……窜抵陇东和陕北宁夏边境的环县附近，将循徐海东的旧路窜入陕北……”同年11月7日，《大公报》通过何应钦之口报道:“毛彭与刘徐合股。”这等于宣布，中央红军已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应该说，《大公报》的红军动向报道，与红军行程基本吻合。据权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记载:陕甘支队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旗镇。在击退追敌和稍加休整后，10月底经保安东进，11月初在陕北甘泉附近地区同红十五军团会合。^[3]其次，范长城说法有误，所谓范长江的“公开报道”比《大公报》同年同月7日的公开报道至少要晚半个月，而且范长江写作《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时，他并不知道中央红军是否陕北红军会合之事，因为他在文中写道:“至今毛泽东的主力，尚停留于保安西北一带。”但范长江同当时《大公报》的报道和分析一样，认为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的会合已成定局，只是迟早而已。显然，范长城有意地拔高了范长江的报道价值。

由此可见，无论是就整个态势，还是论个别事件，都不能证明“范长江是第一次公开报道了红军长征”这个耀眼光环式的论断。我认为，任何通过查阅当年《大公报》并能够做到尊重事实、尊重历史的人，都会同意这个观点:在范长江之前，已经存在大量“公开报道红军长征”的消息和通讯了，某些后人强加给范长江的所谓“第一”，实在是有辱范长江本人，有损历史真实。

二

我们接着研讨范长江的红军长征报道是否“如实”的问题。

新闻传媒领域的“如实报道”有这样几层含义:一是它必须源于事实，又忠于事实；二是它对事实的选择、剪裁、编辑等来自于记者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判断；三是它将记者的政治立场巧妙地精致地尽可能不露痕迹地寓褒贬于报道形式之中，让读者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如实报道”的政治倾向。

最近有幸翻到一本关于新闻采访的专著，作者是这样评价范长江的红军长征报道，说:“范长江的红军报道，不仅独具一格，更重要的是传播了红军长征许多重要信息，为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其他报纸所未见，既纠正了社会上对红军的许多谬传，又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渴望了解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的愿望，因而相当引人瞩目。”^[4]

然而，从我翻检当时的《大公报》而掌握的材料来看，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们最好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报道新闻要如实，评价历史人物更需要如实。只有如实地评价，才能有说服力和公信力，才能站得住脚，经得起历史的反复推敲。

第一，国民党官方经常攻击红军杀人放火，抢劫粮食，范长江人云亦云，有之。如1935年7月27日《大公报》报道:“徐匪性最凶残，每弃一地，必恣意杀戮，尽焚房屋以快意。通南巴及嘉陵江沿岸，今日所剩之断壁颓垣，枯骨如丘，均徐匪之成绩也。近据飞机侦察，以茂县为中心，附近百十里村落，均不断有烟火蔽天，可知匪正在焚杀之中，此为匪临别之惯技，不啻告人将实行他窜矣。”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中亦有相同描述:“徐向前今年过中坝时，将中坝所有的货物，囊括一空。记者至时，只有极少数新近逃回的商人，经营简单生意，荒凉景象，窒人气息。据本地未曾逃走之老汉语记者:徐向前到中坝时，每日皆开大会，讲演各种事情，故民众皆心于开会，且异地杀人，以减本地人之刺激，杀人多在夜间。”

又如，《大公报》1935年8月12日报道:“目前赤匪在番地所搜集者，即为如何获得多量之牛羊，以供衣食，至番民对匪感情极恶，呼为‘梅老二’(番语轻蔑之意)。”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中也报道过红军是“霉老二”，不过他的解释另有新意:“四川北部的农民叫红军做‘霉老二’，就是‘倒霉的东西’的意思，他们不管你红军政治部的宣传说得如何好听，你首先吃了他们的粮食，叫他们无法生存，在他们看起来，真是碰上红军，就算大倒其霉了。”^[5]

同年同月同日的《大公报》还报道:“松潘一带本无粮食可言，又遭徐匪南窜时罗掘一空，目下该地军食，极感困难，士兵每日仅得一餐，胡师长本人亦同，更因气候不调，兵士服装单薄，有冻弊者。刻蒋委员长已令征集民夫，组织铁肩队五万名担任运输，以解决此项困难。”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中亦作了内容几近相同、个别处甚至完全一样的报道:“胡宗南部在松潘，军食至为困难，兵士每日仅吃一顿，且所食者为青稞(最粗之麦子)，为节省消耗计，青稞亦不能磨成面粉，只是煮整青稞为粥而食之，故因此得病之官兵，各连皆至普遍。朱徐向前方面之军食比胡师尤难，但是他们用直接征发的手段，暂时解决，藏人亦如之何。然而，胡师却不敢实行征发，因征发之结果，藏人势必起而反抗，扰乱后方交通，影响整个之军事形势。与红军之不守一定地盘者，不同其意味。”

第二，国民党官方关注红军动态，经常分析和预测红军走向，范长江不甘示弱，有之。前面我在统计和分析《大公报》1935年7月份的报道内容时，已经列举了当年7月16日和7月27日的深度报道为证，当时国民党军方预测红军必在入秋后离开草地，“大举北窜”。

据笔者查实，当年《大公报》这方面的报道还有不少。如同年8月20日《大公报》报道:“松潘一带，目下白昼尚需夹衣裳，入晚则非棉衣重裘不克御寒，若再过一月，即降雪，彼时天寒地冻更难通过，故匪之最后命运亦在此一月中，目前匪已集中力量解决粮食与御寒问题，番地牛羊已被征发一空。”该报道又称:“前月中旬徐匪在两河口时，招集各军团会议，伪中共书记张闻天报告，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并以松潘作后方，赤化陇南与川北一部，如攻松潘不成，则由松潘以北突出陇南洮岷一带。”1935年9月14日《大公报》报道:“朱毛徐三匪自会合以来，因朱毛反对徐向前之过肆屠杀，致其内部日呈分裂现象，近虽回窜岷江上游沿岸，亦止及于迭溪维关一带……据军界一种观察，匪因向西北不通，又有回窜川南图与肖贺诸匪打成一片之势，但假会有此种企图，亦万难实现也，大概加窜之匪为其中一部分，其另一部分则闻已窜入甘省境内。盖因整个窜往西北，事实上不可能，故一部分不得已而回窜，非有冲出川西之成算也。”范长江写的《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发表于1935年9月13日和14日的《大公报》上，他在文中分析，红军“最有利的出路是北入甘肃”，然后“会合徐海东，更北接通陕北刘子丹”。但是，此路有“特殊的困难”，要“通过构布岭、白龙江、迭山和洮河四道奇险，单是迭山一道，如果稍有防备，万难飞过”。他亦曾这样预测:“朱毛徐各部非在最近一个月左右，向外窜出不可。”“此种重大的军事变化，最多不出一月之内，即将具体表现出来。”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在红军走势的总体方向上，在红军行动的时间表上，国民党官方的预测均比范长江在先。更有意思的是，就在同年同月同日同版的《大公报》上，左边刊登的是范长江的《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说红军“究竟如何走法”尚未可知，而右边紧挨着的另一篇报道也分析了红军的几种走向，并还透露了两个重大信息:一是红军内部已经出现分裂现象；二是“部分红军”即中央红军已进入甘肃境内。

第三，国民党官方对红军作了大量诬蔑性报道，范长江亦作了一些不利于我党、我军形象的负面报道，甚至是不实报道。关于范长江损害党和红军的报道，我曾经在《范长江与红军长征》^[6]和《历史地品评范长江的西北采访》这两篇论文中引用过少许，故在这里不再多说。建议有兴趣的读者最好看一看旧版《中国的西北角》即可明了，倘若还有余力，不妨再翻阅20世纪30年代的《大公报》那就更有发言权了。

范长江之弟范长城说:“范长江只可能采用表面上看来拥护蒋介石，骨子里却是宣传红军，并与蒋介石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写法，这是当时的时代背景所决定，长江的通讯也绝对不可能超越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倘若这个说法可以成立，那么按照这个标准翻阅当时的报纸，就会看到“表面上看来拥护蒋介石，骨子里却是宣传红军”的报道实在是不胜枚举，恐怕当时记者中的许多人都愿意把这顶帽子在解放后戴上。试举一例，1935年7月1日《大公报》通讯《四川剿匪的收获》一文中写道:“自朱毛徐合股以后，结束已往追剿战略，而开始今后长围高困之布置。自朱毛溃围由东而西，徐匪攻城略地由北而南，牵制中央及地方军队，直接间接不下百万之众。兵法云:‘制毋制于敌。’前此之战，因匪飘忽，任何官军均被制于敌。故动员人数过匪十倍而迄无发挥优效势力之机会。匪东则随之向东，匪西则随而向西，匪往则布置进攻，而布置未定，匪又突破弱点，化整为零，择地集合。官军侦明匪众所据地点，追及后布置未毕，匪又窜去，匪之战略在避实就虚，以少制多。盘踞一地，时则集中精锐，扼要防守。围剿军队则节节布置，惟恐阵地发生空隙，为匪所乘，因列阵太长，致兵力分散，备战之兵太多，应援之兵太少，匪于此时从少数部队组成战斗群，择官军弱点猛力突破，一点突破，既全线动摇，重需配备，又需时日，故深犯‘制于敌’之忌。”作者看来是行家里手，深谙国共双方军事战略战术。如果依照某些论者的逻辑，此人绝对属于“表面上看来拥护蒋介石，骨子里却是宣传红军”分子，他虽然口口声声称匪，但他“歌颂”了红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显露了国民党军队追剿的失败，尤其是嘲讽了国民党最高统帅蒋介石的无能。你想想，统领百万大军的蒋介石居然被小小的红军所制，这难道不是“宣传红军”威力的经典说法吗？但是，且住！这位作者的立场、观点肯定不是站在我党我军一边的，他虽然也可能“纠正了社会上对红军的许多谬传”，但他的主观动机仍然是对国民党军队的“恨铁不成钢”。

所以，从横向比较看，对范长江的红军长征报道，我们实在没有必要抬得过高，否则，有心者查出真实的历史资料，只需稍加比较研究，就会发现谎言与谬误出来，并且仅从言词上看，至少范长江还没有大胆到敢于嘲笑百万蒋军均为红军所制的程度吧！

三

范长江对红军长征的不实报道，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范长江当时的世界观还不是站在革命和共产党的立场上，用他自己在“文革”中的话说:“我自己还不完全了解共产党的主张，还不可能有这个立场。”关于范长江的世界观及其立场转变，我以前有过多篇论文论述，此处不再赘言，因为我至今认为那些评价是中肯的，也是经得起历史和事实的检验的。范长江自身的心路历程也无情地证明了这一点。我注意到，他在《塞上行》中对红军的报道，开始有别于《中国的西北角》中的红军报道，立场和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语感和语气已从嘲讽走向平实，表明此时他的世界观已出现较大转变；而在《祖国十年》中对红军长征的回顾性报道，则是热情高亢的讴歌，表明此时范长江已经彻底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如果将《中国的西北角》和《祖国十年》中的红军长征报道加以细阅，你简直不敢相信作者对同一事物的报道竟然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且这些反差极大的报道竟然出自于同一人之手！这个发展变化了的事实，正好应验了人们常的一句话:世界观的转变才是根本的转变。

造成范长江对红军长征进行不实报道的第二个原因在于范长江本人对红军缺乏了解。范长江自己也坦承他当时“对于中国共产党还没有真正系统的了解，我还不认得一个共产党人”。譬如，范长江和国民党报纸都写过红军抢粮的报道，但在实际上，可能并非完全如此。

毛泽东妻子贺子珍之弟贺敏仁正是在毛儿盖地区因擅自进入喇叭庙，违反红军纪律而被就地枪决的。连毛泽东亲自施援都来不及了，可见当时红军纪律之严格。一位党史研究者曾经这样写道:“工农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但在人民群众中有口皆碑，就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红军纪律的严明。1935年6月，蒋介石在致刘湘、潘文华的电报中说:‘据报，前朱、毛匪部窜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1头处，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又到叙永时，捉获团总四人，仅就内中贪污者一人枪毙，余皆释放。’”^[7]

陈云同志长征到四川天全县后，奉命离军赴沪，再转道奔苏，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工作。他在《英勇的西征》报告中说:“四川军阀孔垂(应为刘文辉)在经过群众忍饥挨饿的村子时，散布谣言说，红军沿途将烧光一切。事实上，我们的军队一路上看见有火灾，总是帮助群众灭火。”对此，陈云指出:“正确对待群众和得到群众的支持”是“红军不断取得胜利的保证”的三个基本条件之一。^[8]由此看来，红军决不是范长江所说的“霉老二”。

第三个原因则要归咎于范长江采访不深入。纵观范长江关于西北采访中的红军长征报道，除《从瑞金到陕边——一个流浪青年的自述》属范长江亲身接触的红军外，其余的均属范长江耳闻他人之口的间接采访。不深入红军之中，怎么能够真正了解红军呢？不亲历红军，又怎么能够“公正、如实”地报道红军呢？为什么《塞上行》中的红军形象在范长江笔下发生了很大变化，不正是因为他深入红区，贴近红军官兵，因而世界观出现变化的吗？

蓝鸿文教授在《新闻采访学》中写道:“深入新闻发生的现场，从根本上说，就是记者掌握直接接触新闻源，这是记者认识采访对象人第一手材料的需要。认识采访对象，是直接接触新闻源，还是间接接触新闻源，结果是大不一样的。我们并不排斥第二手材料，靠第二手材料可以写报道，但总不如自己亲临其境、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得来的第一手材料更真实，写出来更有真实情感，而且见解独特，迸发出思想火花。”^[9]由于范长江没有深入到红军长征的发生现场，没有直接认识采访对象(那位红军伤兵除外)，所以他就不能够直接接触新闻源，缺乏第一手材料，所以他就只能信赖于第二手材料，依赖于沿途的“道听途说”。

据我分析，范长江关于红军长征报道的新闻来源主要是靠胡宗南及其军队。从《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可以看出，范长江与胡宗南的关系当时相当不错，晤谈甚多。胡宗南的许多军事见解，实际上是通过范长江的报道而公之于世的。这一点，我曾经谈到过。随国民党败退台湾的《大公报》老人陈纪滢在回忆范长江的文章中也说过:范长江曾跟随胡宗南部队追踪共匪，深入松潘等地。^[10]其次，范长江的新闻来源还依靠此前《大公报》关于红军长征的报道。范长江的综合概括能力强，有了以前的报道材料，加上胡宗南提供的新情况、新动态，他完全可以从新的视角综合而成新的报道，不过在这些通讯中可以或多或少地找出似曾相识的昔日报道旧痕。

归纳起来讲，世界观、思想认识和采访作风等这三方面的失误，是造成西北采访期间范长江红军长征报道失实、失公的根本原因。

四

范长江西北采访前，曾有过一次为期三个月的长途旅行采访，时间是1935年5月至7月，起点为天津，终点为成都。《大公报》在范长江的首篇南下通讯前面发了编者按，说“长江君由津赴川南旅行，与本社约定沿途撰述通讯，寄本报发表”。范长江为什么要去四川？他在6月底发表的《成都改观了》的通讯中回答了原因:“四川全省是一个盆地，四面都是异常险阻，成都平原是四川内部的盆地，构成一个独立区域。如果占据了成都平原，则既可以借丰厚的地利，扩张势力，更可凭四塞以守，择薄弱点出击，以图全川。以整个四川对中国而言，其情势正复相同，进可以战，退可以守，盖为军事上最有开拓性的地方。尤其顾念到将来远东大战爆发以后，中国沿江沿海一带目前繁盛区域，将无疑的会被帝国主义所控制，那时可以作为中国反帝图存的最后的活动区域，实舍西南诸省而莫属。西南诸省中，尤以四川为主体。故中国今后之政治斗争，在政略上、战略上，皆当以争夺四川为主题。谁能取得四川，谁即有支配今后中国大局的地位。”^[11]

范长江决定到四川采访，决不是因为他是四川人的缘故，而是当时的时代使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所有中国人都意识到，中日战争的爆发只是时间迟早而已，而国力远不如日本的中国只能依靠西北、西南等战略大后方与敌周旋，因此，了解西部、开发西部成为当时的社会热点。正如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中说的:“东北事变以后，一般国人的眼光又注意到‘西北’上来，从报章杂志宣传讨论，到要人的视察、专家的设计，以至于实际建设工作的进行。‘开发西北’的声浪震动了一般国人的耳鼓，农林、牲畜、卫生、水利，几乎应有尽有。”这个判断，与范长江后来在“文革”中的“我的自述”是相吻合的，他说:“将来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沿江沿海城市一定守不住，抗战的大后方一定在中国的西部(西北和西南)，而这是中国最落后的地方应当有些人去考察，发表文章，引起人们的注意，促进这些地方的改革。”^[12]范长江于1935年7月到达成都后，原“本来打算先作环川旅行”，因得到且爱惜“一个由成都经松潘北上兰州的旅行机会”，故“放弃了过去准备，决定和朋友们先行到兰州”。^[13]

自1934年发起成立中国青年西部考察团以来，范长江一直在寻找采访西部的机会，直到1935年初他在新闻界初步站住脚跟后才得以实现。他给胡政之“提出到中国西南西北去旅行，为《大公报》写通讯，又不要他们出差旅费和工资，只要他们的稿费，对他们也没有什么负担，只要给我一个证件，一个名义，介绍一些地方旅馆和社会关系就行了。胡政之同意了我的要求，但我没有告诉他，我要去研究红军问题”。^[14]足见，范长江1935年7月到成都，主要是为了实现采访西部的愿望。他先打算环川旅行也罢，后改主意北上兰州也罢，都不妨碍他的目标的达到。他当时的想法与他当时的行动以及他当时遇到的社会关注热点，具有一致性，没有出现矛盾。

可是，到了1961年，事情发生了变化。范长江谈到他当年西北采访时，说是“怀着两个目的: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二是当时抗战即将开始，抗日战争爆发后，敌人肯定会占领我们的若干大城市，那么，我们的后方——西北、西南的情况怎么样呢？这两个问题，也是当时群众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在“文革”中写的“我的自述”中，范长江对第一个目的又作了进一步的回应性解释。

对于范长江西北采访的第二个目的，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而对于他的“研究红军北上以后”的目的，我曾经提出过质疑。我认为，从当时的采访时间、采访行程、采访对象、采访文字来看，它都构不成两个主要目的之一的分量。不错，范长江是报道过红军，但这不过如同他采访青海必然要碰上马步芳一样，仅此而已！总不能把采访“二马”说成是西北采访的主要目的吧！

仔细考察范长江西北采访的第一个目的，发现有许多言行不一致的地方。

首先，时段不吻合。既然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那就应当跟在红军后面，可范长江处处走在红军前面。当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会师川西，正在就南下还是北上进行热烈争论时，范长江已于1935年9月3日到达兰州。而中央红军主力毅然甩掉张国焘，单独北上时，却是在同年的9月9日晚上。

其次，行程不吻合。范长江北上到达四川松潘时，正值红军撤退于松潘城下不过几天，按照某些论者说的“当年长江的任何一个行动，均与红军的行动紧密相连”的说法，范长江理应西进草地，直入红军。可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向善于抓住机会的范长江却放弃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没有“力图接近红军”，而是坚持继续北上兰州。反过来想，其实也无所谓什么令人不可思议，因为范长江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才会有这个结果。即使在“文革”期间写的“我的自述”中，范长江对松潘遭遇的机会也没有作出过任何解释。他确实无法解释，只能回避。

再者，有意曲解“北上”。范长江后来说:“1935年春，红军主力已达四川西部，北上行动已经证实。”^[15]他的弟弟范长城也撰文说:红军从皎平渡到毛儿盖的1000公里行程，只要翻看地图，“低年级的小生，可能都会说出，这决不是南下，而是北上”。^[16]这里所说的红军北上，指的是中央红军的北上。可是，人们要须知，此时此刻还有一支红军正在南下，即红四方面军由北向南，急与中央红军会师。我们总不能注意只红一方面军的行踪，而不注意红四方面军的动作吧！另外，无论是中央红军的北上，还是红四方面军的南下，当时都是一种战术行为，这与后这军内部发生的南下与北上的争论乃属战略行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所说的“北上”是战略性，而不是战术性的。否则，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后，一直不停地往西奋进就不好理解了。

到达兰州后，范长江本来还有一些可以更深入地采访红军的机会和活动，如类似采访一位红军伤兵——范长江整个采访红军中惟一一位直接采访对象或直接访谈对象那样的活动，但他都放弃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行动即中央红军进入陕北、红四方面军再度南下、红二方面军战略西移等，都跟范长江无缘了。在这种情况下，范长江又怎么能够做到“研究红军北上以后的动向”呢？

有人曾经含糊其辞地说:范长江到兰州后放弃采访红军的机会是因为范长江当时的一切活动受到当局监视，准备必要时“如何如何”，故范长江只好离开西安去青海。我以为这个解释是讲不通的。要说危险和触怒当局程度，范长江在完成西北采访后，千方百计地单身闯陕北之举可比西北采访时要严重多了，厉害多了，那范长江为何西北采访时惜命，而西北采访后就不惜命了？！我们解释历史人物的行为时，不能只顾一头而不顾另一头，缺乏逻辑和连贯，是要让人笑话的。

五

我第一次阅读《中国的西北角》，是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本。后无意借阅到一本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的西北角》，仔细一看，发现这两个版本略微不同，有些未在前者出现的文字却在后者出现了。在获悉前者是删节本后，我决心一定要找到原版《中国的西北角》阅读。藏书丰富的人民大学图书馆为我提供了便利，我先后在馆中发现了解放前出版的四个不同版本，但内容完全一样。

当我将新华社版本同解放前版本进行一字一句的校对后，我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删节本，因为不删的话，肯定会破坏范长江的形象；因为那些删去的话，确实严重地损害了党和红军在当时群众中的印象。也正是在这时，方才大悟范长江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我三十年前写的东西，有很多是不成熟的，有些甚至有严重的错误……凡是人家提起我过去的文章，我都说，错误很多，不愿再去看它。解放以后，不少人主张我重新出版过去的几本小册子，我都根据上述理由加以拒绝了。有人说可以修改出版，我说修改后就不是原来的面貌，也不合乎历史的真实性。错了就错了，不要乔装打扮，借以骗人。”^[17]范长江的这段话，真诚坦荡，光明磊落，不愧为丈夫气节。倒是令人费解的是，某些论者竟然不顾“历史的真实性”，煞费苦心地为范长江当年可以理解和可以原谅的过错进行“乔装打扮”的掩饰，表面上似乎是维护了范长江的形象，实际上却是玷污了历史，违反了实事求是的人类精神。

我读硕士生时，范长江之子范东生正好和我同屋。当时我就建议他们家以后最好出版原貌的《中国的西北角》，以供后人了解真实的范长江。范东生深明大义，同意此举，并嘱我将校对好的《中国的西北角》“恢复原文”稿交给他，以便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当时东生还让我看了范长江在“文革”中写的亲笔手稿“关于我的反共经历的交待”(大意如此)，阅后觉得照此题目出版甚为不妥，建议不妨学习一名著名“走资派”的高明手法，改为“我的自述”，东生拍手称好。

范长江夫人沈谱先生曾为《范长江新闻文集》写了一篇持论公允的“前言”，说:“在编辑这本文集的时候，我仍然认为没有任何理由违背长江生前的主张。特别是在这个改革与开放的新时代，更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此，除了个别文字的技术性处理之外，我尽量保持了这些历史作品的原貌。我想这样做，是会得到广大读者赞同的。至于这些作品的是非功过，还是留待后人去评说吧。”沈谱先生是非常清楚长江的历史作品必定会引起后人是非功过的评论的。在仔细阅读《范长江新闻文集》中的《中国的西北角》之后，我发现仍有个别删改。例如:

目前政府在陇东庆阳一带，(目前负责陇东庆阳一带的地方政治责任的胡抱一先生因为久于政治生活，深切了解于民众与军事的关联，他毫无宦气地率领着一批干部)针对着刘志丹的政治工作，作两种政治设施:第一，在消极方面，澄清吏治；如收押私收烟款、滥用毒刑之宁县县长王家楣，一时大快人心。他有两句精明的标语，是“铲去一个贪官，胜于建筑五千碉堡”。这是一针见血的记识。其次，在积极方面，他著力于交通、保甲、道路的举办，这是希望配合军队，对赤色运动的制裁。至今庆阳从南还没有成为刘志丹的群众，不能不说是他和他干部们的力量。

平心而论，出于保护范长江的好意，上面那些黑体字的话不能不删改，因为他歌颂了国民党官员的政绩，且有为国民党政府出谋划策、推广经验的嫌疑。但我还是坚持认为，保留原汁原味，可以使我们看清历史变化中的范长江，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范长江。

六

范长江的红军长征报道曾经被人捧得神乎其神。其实，在我看来，他的西北报道无论在论说质量上还是在内容深刻上，都大大超过了他的红军长征报道，更具震撼力。从当时的社会评价看，人们更看重的也是他的西北报道。他的红军长征报道里边的东西，基本上都被别人报道过(一位红军伤兵除外)，甚至还有其他重大新闻是范长江没有报道过的，如中共两河口会议情况、刘志丹与徐海东会合、朱毛与刘徐会合等消息；也有一些重大新闻是别人先报、范长江后报的，如朱毛徐的分裂、朱毛先入甘等消息。既然消息滞后，范长江就只能在细节上和综合上下更大功夫，或透露一些别人未曾报道过的可读性强的东西，如《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之类。

然而，就是这篇捧得太过的《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也有露怯之处。在这篇报道中，范长江曾经预言红军主力在一个月内要北上甘青(注意:类似预言他人报道也有过)，结果呢，除部分中央红军北上外，大部分红军主力反而一齐南下了。预言落空，那红军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范长江判断是“进图四川”，他在后来的报道中写道:红军在江油中坝立了一块大石碑，“两面共镌了八个大字，一面是‘平分土地’，一面是‘赤化全川’，记者过中坝时，此碑尚未拔去。徐向前过涪江向岷江推进的时候，是希望与朱毛会合后，进图四川，从‘赤化全川’的石镌大标语上，也可以得到若干的佐证”。^[18]这个判断，最后证明还是不确的。

对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的行踪，范长江也有判断失误的地方。他在《徐海东果为肖克第二乎？》一文中写道:“岷县南之封锁线被突破以后，最近消息毛泽东已到通渭县境，这益证明与徐海东之行动，有其亲密的关联。”他认为:徐海东西进的种种表现，不为别的，正是为中央红军北上做“完成侦察道路和收拾人心的工作。为此，范长江还寻找了大量材料以论证。实际上，中央红军北上与徐海东部西进，二者毫无关联。范长江后到延安采访时，曾专门就此询问毛泽东，毛答:“徐海东之由陕南经陇东入陕北，乃偶然作为中央红军之向导，并非如肖克之有预定计划。”^[19]我们应当允许和理解范长江的判断失误，但对有的论者的过分拔高，如说什么“惊人的分析和判断”云云，则是不敢苟同的。

范长江的红军长征报道究竟有多大威力？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位有力的佐证。众所周知，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曾于1936年6月到10月深入陕北红区，遍访红军要人。然而，或许我们不清楚，当初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斯诺曾经作了怎样长时期的准备。斯诺急于搞清很多问题，如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领导人是谁？红军依靠什么力量抗击拥有极大优势的敌人达九年之久？中国苏维埃是怎样的？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红军兵力有多少？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它能成功吗？共产党究竟有没有对外政策？等等。斯诺头脑中装了几十个这样的问题，一直在寻求答案。可惜，当时没有人能回答他，以至于斯诺在《西行漫记》第一章第一节中禁不住悲伤地写道:“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准确地或是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答这些问题，这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因此，这里有一个日益使人感到兴趣和日益变得重要的值得采访的消息，正如记者们在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上发出电讯之余相互承认的一样，这是中国的唯一值得采访的消息。然而，我们大家对它却一无所知，实在令人可悲。”

《大公报》当时的社会地位颇高，影响力很大。我们设想一下:既然如此，为何范长江的红军长征报道竟没有吸引住一直苦苦关注的斯诺的眼球呢？一种可能是:在斯诺看来，范长江的红军报道不过是重复了多少次的国民党官方报道，没有新意而搁置一旁；另一种可能是:斯诺根本看不到《大公报》。哪一种可能性大呢？依常理推断，显然是前者可能性大。由此推知，范长江的红军长征报道在当时的影响力实在一般。

1936年6月，正当范长江到达包头，行将结束西北采访之际，斯诺却冲破险阻，悄然踏上陕北之路，成为第一位进入陕北红区采访的记者，也是第一位外国记者。斯诺的经历证明，只要真正下定决心，是能够做到直接采访红军及其领导人的。有人爱把范长江同斯诺比较，我以为不然。从显示的文字看，当时范长江的思想立场有斯诺进步吗？明眼人一比便知。

罢笔之时，正值中央电视台热播《走向共和》电视连续剧。剧中的一些著名人物李鸿章、袁世凯、慈禧太后、李莲英、孙中山、盛宣怀、康有为、张謇等表现出与以往书本评价中完全不同的言行，而据一些评家和史家说，恰恰正是这些言行，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见仁见智，诸端蜂起。由此联想到这些年来对范长江西北采访的争论，深感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是多么的不易，尤其是要否定自我，摆脱个人恩怨等有损于学术研究的不利因素，那更是难之又难矣！好在时代进步，惠风和畅，气象更新，学术争鸣恰如万类霜天竞自由也。

(本文由作者提供，原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第2期)

【注释】

[1]尹韵公:《历史地品评范长江的西北采访》，《新闻学刊》1988年第5期。

[2]《新闻学论集》第16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

[4]蓝鸿文:《新闻采访学》(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

[5]《大公报》1935年10月21日，或旧版《中国的西北角》。

[6]《新闻学论集》第10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7]阎永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及作用》，《党的文献》2001年第5期。

[8]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的报告》，《党的文献》2001年第5期。

[9]蓝鸿文:《新闻采访学》(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陈纪滢:《抗战时期的大公报》，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版。

[11]《范长江新闻文集》，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69页。

[12]陈纪滢:《抗战时期的大公报》，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版。

[13]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14]《范长江新闻文集》，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1116页。

[15]《范长江新闻文集》，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1115页。

[16]《新闻学论集》第16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7]范长江:《关于“反共老手”问题》，《人物》1980年第3期。

[18]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19]范长江:《塞上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