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诊中国电视

会诊中国电视——关于中国电视现状及问题的对话

对话时间:2004年1月13日

对话地点:北京凤凰会馆

对话人:胡智锋(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传播》主编)

　　　　刘　春(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电视策划人、制作人、评论人)

胡智锋(以下简称“胡”):2002年，你的“盛世危言”和“航空母舰”^[1]两篇文章在我刊连续发表之后，在业界和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后来有不少文章从中引用了你的言论，可喜可贺。《现代传播》对媒介批评类的稿件发表不是太多，但是你的那种与人为善的、建设性批评是我们刊物所提倡的。近两三年来，《现代传播》在业界和学界的地位与影响稳步提高，这为我们继续开展这种与人为善的、建设性的媒介批评提供了一个扎实的平台和空间。我想这是我们展开这次对话的前提和初衷。

你在“盛世危言”和“航空母舰”当中所谈到的问题，现在虽然已经过去两年了，但要得到真正的解决看来还需要更多时日。两年来，整个中国电视格局，从中央到地方，发生了不少新的变化，也取得了不少新的进步和发展，成绩不可磨灭，但问题更不能忽视。尽管有些问题更多是以往问题在今天的延续，但它正是传媒业界和学界最关注的焦点内容。我想我们今天对话的内容，就是对中国电视的现状及问题进行尽可能全面的盘点，对当前中国电视的格局进行尽可能深入的会诊，我想我们对话的标题就叫“会诊中国电视”，目的就是给中国电视把把脉。我们来做“电视医生”，把中国电视当作一个患者，它既有健康的部分，也有亚健康的部分，也有病患的部分，通过把脉和会诊，可以发现哪些地方是健康的，哪些地方是亚健康的，哪些是病患的部分，给出一个客观的、辩证的“问题单”，然后就业界和学界普遍感兴趣的和关注的问题进行若干探讨。

刘春(以下简称“刘”):这个出发点选得很好，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也不是“形而上”地谈些“主义”，我们是先来发现问题，然后研究问题。

中国电视的“逢三变革”

中国电视近20年有一个“逢三变革”的历史巧合

中国电视遇到了很多的宏观性问题，遇到了很多的结构性问题、制度性问题

胡:从你的个人感觉来说，目前围绕中国电视的生存状态，中国电视最危机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刘:讨论这样的问题，我总是愿意先说好话，为什么呢？因为进步来之不易，我一向是这个观点。大家都知道，中国电视近20年有一个“逢三变革”的历史巧合，1983，1993，2003，这三个年头都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变革。1983年是“四级办电视”，“四级办电视”这个事情现在来看，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比如重复建设，机构臃肿等。但是，它对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而且放在整个国有企业、整个市场经济改革的角度来讲，如果当年彩电不是重复建设，哪能带来今天激烈的竞争，哪能杀出像长虹、海尔这样的大型家电企业。像现在香港控制得很好，只有两家电视台，还有一个有线台，没有什么竞争，所以香港电视也没什么大的发展。我认为，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视有什么进步的话，那就是“四级办电视”带来了中国电视机构的繁杂，繁杂以后市场格局就比较复杂，生存环境就比较恶劣，就为展开激烈的竞争提供了前提。这是所谓的“八三变革”。

胡:是的，八三年的事情已经争论很多，现在依然未停。“逢三变革”表面上是一个简单的年代上的历史巧合，这里边可能也暗含了一些内在的规律，实际是中国电视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的一个自然爆发。“八三变革”的背景是中国电视前二十多年的发展，而变革带来的后果当然也是始料未及的。我个人认为，在中国电视的“逢三变革”当中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即无论它的变革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在结果上都出现了一种“歪打正着”的现象。就“八三变革”而言，其初衷并非像后来的结果那样。1983年全国第十一次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四级办电视”的目的和动机，是为了将党中央的声音传达到千家万户。结果没想到，地方借助改革开放的动力，利用“四级办电视”的由头，将新兴的电视媒体变成了地方领导表达自己的政治需求、塑造自己的政治形象的一个重要渠道，这是始料未及的。此外，地方还把本来意义上的电视差转站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电视媒体——电视台。对这样的结果，批评最多的当然是利益受到冲击最大的中央电视台，它认为涌现出这么多地方电视台剥夺了它的很大一部分市场。

刘:我插一句话，从表面上看，“四级办电视”肯定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是按照行政区划来设计它的产业布局的，显然是不符合电视的技术属性和传播规律的，但是中国有很多事情总是靠行政的力量和手段来推动的。

胡:对，当时电视市场就是靠行政手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的。在今天的电视领域内，依靠行政手段推动产业和市场前进的惯性仍然没有结束，行政手段依然是非常有力的一种方式。从正面来说，行政手段能把中国电视从整体上做大，如果不是“四级办电视”，只是由国家台(中央台)、省级台两级电视台，那就很难形成现在庞大的局面；但是反过来看，“四级办电视”带来的问题，是有限的资源得不到合理的配置，有限的市场得不到充分的开发，给今天电视产业的继续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消极影响。

刘:1993年的改革，我以为，确立了中国电视的两个标尺。第一个标尺是在内部机制上确立了制片人制，我特别看好这个制片人制。尽管现在制片人制也有很多问题，比如财务控制问题，比如用工问题，等等，但是如果没有当年《东方时空》推出的这个制片人制，那么中央电视台远远不是现在这样一个格局。我常讲中央电视台节目改革最重要的动力都是来自于这个相对健全的制片人制。这个制片人制在栏目策划、栏目用人、栏目改版、内部评审、栏目扩张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一套灵活的办法；这个制片人制导致了中央电视台内部细胞的空前活跃，它不断分裂，不断扩张；现在中央电视台所有的好栏目基本上都奠基于这个相对完善的制片人制。当然，它也有很多毛病，但我相信以后是可以克服的。“九三变革”确立的另外一个标尺，就是舆论监督。舆论监督在过去也有，如《观察与思考》，但是到了《东方时空》，可以说是第一次以栏目化的方式，明确地、有规模地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监督，以致等同于某种政治权威。“九三变革”确立的两个标尺到了21世纪都出现了问题，那是因为中国电视遇到了很多的宏观性问题，遇到了很多的结构性问题、制度性问题。单纯地依靠节目、栏目的改版，单纯地依靠某种权威开展的那种舆论监督，电视改革的步伐已经走不下去了。我还发现，所有人都把电视改革的希望寄托于上层，希望话语环境能够进一步宽松。实际上，电视改革已经不是这个问题了，因为宽松并不意味着电视就能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胡:关于“九三变革”的争论也不少。我认为，“九三变革”最初更多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冲动”，同时也是央视改革的一种需要。包括像孙玉胜、袁正明、梁建增、时间、陈虻等这些比较前沿的电视人，当时可能就是一种职业电视人的“冲动”，这个在孙玉胜的《十年》当中有些论述。从中央电视台自身来说，它要建设一个国家级大台，当时就需要打开一个“缺口”，当时电视改革已经涉及新闻改革，但在实际上，新闻本体性的东西并没有太大突破。“九三变革”在节目栏目化、制片人制、主持人制等方面建立起来了新的框架系统，把制片人的形象、主持人的形象给托起来了，中国电视在传播手法和语态上都有了不少变化，电视的人际传播开始出现，同时内部制度也发生了相应变化，激活了原有电视机制的潜在活力，“九三变革”的意义更多是在这里。这一点我同意你以上的说法。同时，我还认为，“九三变革”的最后结果，实际上是上下合一、共同促成的，和“四级办电视”的情况有些相似。

刘:2003年，中国电视确实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制度上实现突破，但有些“变革”的迹象已经表现出来。第一，是“新闻”的出现。电视过去有新闻，但是，我一直认为电视总没有把新闻上升到非常重要、非常本质化的高度。我们看一张报纸看什么，不是只看它的文采、看它的副刊，而是要看这张报纸给我们提供了怎样的信息。同样对于一个电视频道，尤其是新闻频道，我们更是要看它所能够提供的信息。2003年，随着伊拉克战争的直播，随着SARS的报道，随着新闻频道的开办，所有电视媒体前所未有地意识到“新闻”对其的重要性。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总裁黎瑞刚曾经说过，东方卫视可以办娱乐，但是在新闻上没有突破，东方卫视永远成为不了一个主流媒体。为此，2003年各个台都在找自己的路子。中央台在直播报道、拓宽话语权、开播新闻频道等方面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在新闻方面形成了做大做强的架势，而地方台则更多在尝试本土化新闻、社会新闻的路子，适合于口语化传播、个性化传播。这是2003年一个非常大的突破。第二，很奇怪的是，2003年的电视改革的动力更多是来自于上层，大部分动作都带有自上而下的色彩。表现在:一是在新闻媒体的话语权方面给予了媒体较大的空间，包括央视新闻频道的开办、SARS的公开报道等；二是上层提出了“三贴近”的原则。我很看好“三贴近”原则，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贴近现实，就意味着所有电视栏目都必须从当下社会、当下现实的需求出发；贴近生活，就是按照老百姓看得见的、很物质化的东西去表述；贴近百姓，就是从老百姓的角度和立场出发，更人性化，这是“三贴近”。另外一个就是文化体制改革，尽管在2003年推进不大，但是文化体制改革将来会从根子上有所突破。我所说的这些好话，就是中国电视的“逢三变革”确实带来了一些新的进步，恐怕你也是这个看法。

胡:对于2003年的变革，我同意你的说法。这些迹象表明，电视改革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

本土化新闻与民生电视的成长

到了2003年，中国才真正开始拥有了自己所谓的“本地化新闻”

只有真正从本土、本地出发考虑自己的内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内容为王”

胡:中央电视台在凤凰多年的刺激下，2003年在SARS报道、伊拉克战争、萨达姆被抓等这些大的报道环节，依靠它的覆盖率和影响力，占据了一个主导地位，似乎有了一种久违的“找到自己”的感觉，这其中也伴随着新闻频道的成长。另外一个问题，刚才你已经提到了，就是本地化新闻的崛起，2003年增长最快的是江苏台城市频道的《南京零距离》，年底《南京零距离》一个栏目一年(2004)拍出了一个多亿，现在火得不得了。频道总监景志刚有个新提法，他们把《南京零距离》的做法叫做“民生电视”，这个说法引起了上层的关注，因为它和“三贴近”联系在一起。其实可能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三贴近”对电视改革有着一种内在影响，在电视节目内容的选择、价值取向、表现方式等方面，“三贴近”都给出了相当大的空间。应该说，《南京零距离》抓住了这个机遇，尽管它不一定是自觉的，而是出于职业电视人的敏感，从百姓中来，到百姓中去，但这恰好暗合了上层的需要。从他们本身来讲，《南京零距离》就是要做一个非常地道的本地新闻，本地新闻在以往做得都比较零碎，但是他们做得很有气势，架构也很完整。我认为，以《南京零距离》为代表这种所谓的“民生电视”，对今后中国电视媒体的发展将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说，1983年的改革是把电视扩张做大，把中国电视变成一个世人不可忽略的传播媒介；1993年的改革是把电视开始做强，通过电视内部和外部的一系列改革，使它摆脱了几十年来在整个传媒体系中的弱势地位，成为强势媒体；而2003年的改革，应该是要把电视真正做强，至少从理论上说，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应该是往强里做。虽然目前还不太肯定，还有待观察，但应该是这么一个方向。

刘:从内容的进步性来说，你概括得非常准确。中央电视台在2003年找到了它作为所谓国家电视台在新闻传播方面的高势和地位。但我觉得更为可贵的是，与其说是《南京零距离》这样一个本地化栏目的诞生，不如说是到了2003年，中国才真正开始拥有了自己所谓的“本土化新闻”。一些电视媒体开始意识到，必须要从自己传播区域的信息需求和文化属性出发来设计栏目，而江苏台的《南京零距离》，实际上就是与江苏尤其是南京的电视观众开始“零距离”接触。这虽然只是一个电视栏目的做法，但其实可以扩张到很多地方。现在广播台在这方面也做得非常好，它们的内容做得非常贴近生活、贴近老百姓需求，更本地化。举一个例子，各省市的交通台的路况信息都比较火爆，尤其是北京交通台，原因是它满足了老百姓出行的切身需要。实际上，《南京零距离》这个栏目真正的进步和意义，不是一个栏目的改革，也不是它的形式和技术上的突破，而是它带来了地方台传播观念的改变。地方台要干什么，就是要围绕地方的各层次需要做文章。地方台对于国家的宏观信息照样可以接收，但是精力应更多地放在本地化结构、本地化打造方面。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成立了，央视一套也改版成一个大平台，观众想看新闻有新闻，想看电视剧有电视剧，面对这样大的压力，地方台应该怎么办，我认为没有什么怎么办，竞争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要取得优势地位，地方台就应该在地方新闻上大做文章。另外我也讲过，中国电视有一个误区，大家往往把电视改革、新闻改革简单理解成舆论监督，都以为在电视台只有两种人有作为:一种人想当艺术家，这是指搞纪录片和专题片的，另一种就是想当舆论监督“斗士”的，这是指搞批评报道的。其实，电视新闻在我们划分的“正面宣传”和“批评报道”两者之间有着广阔的中间地带，而这个中间地带正是老百姓所关心和所需要的。

胡:这几年电视界流行的几个关键词当中，“本土化”或“本地化”格外引人注目。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就是“本土化”，对于一个地方而言，就是“本地化”。在国外媒体中，“local”这个概念早就很流行了，主流社会也都比较认可。现在对这个概念的实践，可以将江苏台的《南京零距离》作为代表。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继《南京零距离》之后，南京台上了一个栏目，叫《直播南京》，江苏台又上几个类似的新闻类栏目，如《1860新闻眼》，结果几个直播类的本地化新闻栏目远远超过了同时段电视剧的收视率，从整体上改变了南京整个区域晚间黄金时段的电视收视格局。在这场新闻大战中，以《南京零距离》为代表的这批新闻栏目，把“local”这个概念做到位了，当然它还有发展的空间。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内容为王”，电视喊了很多年，做了很多年，真正要做什么样的内容，其实就是要做本土或本地化的内容。江苏台和南京台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刚才我们讲，地方台许多节目、栏目基本上都是“克隆”中央台的，还有很多“克隆”台湾和香港，而中央台又有很多节目、栏目是克隆“凤凰”的。他们这样做的出发点不是本地的内容，或者不是本地需求的内容，而是以一种既定的其他媒体作为克隆对象，这在电视界已经成为一种惯性。这样的做法实际上违背了“内容为王”，所以在中国电视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新闻调查》，大大小小的《焦点访谈》……

刘:你说这一点，我也思考了很长时间。出现这样的怪现象，那就难怪有人指骂“弱智的中国电视”了。因为我是搞节目策划的，凤凰的很多栏目我都是主要策划者，我们做一个栏目的原因是什么，一个是根据我们台的实力和我们的位置，另一个根据我们的基本条件。我们为什么做《有报天天读》，那是因为有大量的海外报纸内地根本看不到，这些报纸又透露出跟内地老百姓的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信息，而且这些信息也可以在一个政治合法的空间里来传达。相反，如果安徽电视台要做《有报天天读》，每天都读些安徽的报纸，那肯定是费时费力，还赔本给别人做了广告。我们为什么要做《鲁豫有约》，是因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许多复杂的政治性人物，这些人物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家对很多往日的是非成败已经不是太计较了，但是他们又是历史的一部分，凤凰作为一个海外媒体有着相当大的话语空间，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栏目，否则我们也做一个“中国工人”，也做一个“新闻调查”，也做一个“焦点访谈”，在内地谁让我们调查，谁让我们监督，这样下去我们两个月就完啦。所以像这样从媒体本身出发做本土化、本地化的内容的设计，在2003年，我才看到一点势头。

胡:“本土化”、“本地化”这个概念，意味着只有真正从本土、本地出发考虑自己的内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内容为王”。

电视传媒本体意识的回归

传媒应该做的不仅是传媒要做的，更是观众要传媒做的

既从电视传媒自身出发，也从电视受众和市场出发，是在双重的角度下寻找一种对接

胡:从“内容为王”说到另外一个概念:“传媒本体”。我觉得到今天为止，在新闻改革尤其是电视改革中，电视的传媒本体意识已经大大加强了，从“可视性”的标准向着“必视性”的标准来延伸，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所谓传媒本体意识，意味着传媒应该做的不仅是传媒要做的，更是观众要传媒做的。

刘:你讲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这么多年来，中国电视始终没有解决好的、也是最要命的问题，就是电视传媒本体的问题。目前，中国电视比报纸要落后很多，为什么落后？因为电视多年来一直没有看清楚自己是一个传媒，往往把自己当成小戏剧、小舞台，“我演你看”、“我播你看”，也没有想到通过电视化的设计、编排、服务，使其从“可视性”向着“必视性”转化。对于一个节目栏目，凭什么我今天要看，凭什么我天天要看，只有“可视性”还不行，还需要有一定的“必视性”。对于传媒来讲，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胡:是的，电视传媒就是要做“必视”，而不是仅仅做“可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会帮助一个所谓的作品做分析和评价，我们说它好看，或比较好看，然后给出在艺术层面或者创作层面若干好看的理由，这个叫做“可视性”，但是不是我坐在家里打开电视机就一定要看，这就涉及“必视性”的问题了。

刘:我举一个例子，是我个人的体会。我曾经好几次买过《普利策新闻获奖作品选》，买回来后只翻了几篇，就翻不去了。我们当初会以为它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或新闻价值，于是我们试图读解出里面的伟大意义与深刻内涵，然而它就是很普通的文章，并没有太多的意义与内涵在里边。那么，它们为什么能入选，是因为这篇文章在当时状况下，揭露了那个社会的某个问题，传递了社会的一种重要信息，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点的变迁，它变得毫无价值。同样，我们不要期望我们今天所拍的片子，像电影史上爱森斯坦的电影作品一样经典永恒，与世长存，电视传媒就是要及时地传递某种信息，传递受众当下的需求。我再讲一个亲身经历，我在《新闻调查》的时候，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我带了一帮人迅速完成了一个片子，叫《硝烟中的霸权》，片子的收视率很高，但是很粗糙，所以就得不到什么奖，别人还以为我不懂什么叫电视语言，我就不服气。后来我跑到了河北一个偏僻的村庄，用接近纪录片的方式，做出了一个非常优美的片子，叫《山间的希望》，那年评奖的时候，很多人都说这个片子好，而对我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伤害。这种作品化的倾向在做电视尤其做新闻的过程中特别可怕。

胡:所以，传媒本体到底意味着什么？传媒要从“可视性”转向“必视性”的评价标准，就像你说的普利策作品一样，传媒关心的不是节目在未来作为一个作品的经典意义何在，而应该是节目在当时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

刘:我觉得我们今天触及了纸媒体传播学老师经常遇到的一个非常困惑的问题，他经常给学生讲新闻作品解析，对于一篇新闻作品，他和他学生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别，为什么？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忽略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时空背景，实际上，这个作品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传播了信息，发挥了作用。

胡:传媒本体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做“必视性”，第一时间哪怕是粗糙的，但它是可贵的。“9·11”的直播，画面是很粗糙的，但它的震撼力却是无与伦比的，摇摇晃晃的画面里有一个巨大的信息场，它引发了我们“必视”的欲望，然后才是“可视性”。我觉得，传媒本体的第二个要求，就是节目从作品到产品的演化。在传统意义上，传媒是从创作者的角度创作一个作品，而在今天，传媒则是从生产者的角度制造一个产品。创作作品是要求创作主体把自己的情感、艺术积累融化在作品当中，张扬创作个性，用专业的电视艺术水准，完成一个电视作品。今天，我们要换一种说法，那就是要从创作作品转换到生产产品、制造产品，电视就是一个生产流程，用最快、最简捷、最省钱的方式制造观众所需要的产品，这个概念在今天可能更重要。

刘:当然这个产品也需要一定的技术规范，比如好莱坞电影作为文化产品，同样有着严格的技术上的要求。

胡:再延伸出来第三个问题，就是传媒视点和观众视点、或者市场视点之间应该有种对应。具体而言，传媒是主体，受众是客体，主体和客体之间有一个互动的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主流哲学是主体论哲学，就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自我膨胀的哲学观，而中国主流传媒的哲学观是以传者为本位的，忽视客体、受众和市场的存在，而中间有一个阶段是湖南卫视，一切讲媚俗，或者娱乐化，它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刘:我插你一句话，湖南卫视的这种做法其实是中国电视的一个误区。举个例子，我极不喜欢看湖南卫视的晚间新闻，我不是说新闻不好，而是它的播报语态存在很大问题。新闻归根到底是看电视传递了怎样的信息，而不是在于采用了多少花里胡哨的技巧。

胡:所以，我认为它只是一个阶段，湖南卫视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它从传媒主体走向了市场主体，而它对所谓的市场主体的判断是有误区的，它所想象中的观众设定在一个底线之上，这个底线就是娱乐，而娱乐又是他们认为的最大的市场卖点，所以，它从这个角度出发，完全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它把自己作为传媒主体的立场、观点、视点给放弃了，剩下的只有像所谓“星气象”那样的挠某些观众的痒痒，通过搔首弄姿来迎合某些观众的格调不高的趣味。这样的做法，我觉得是一种问题。

无论凤凰也好，还是《南京零距离》也好，还是新闻频道也好，现在正在对这个问题进行纠偏，使新闻真正走向传媒本体，这个过程实际上也在寻找传者和受众在真正意义上的互动。既从电视传媒自身出发，也从电视受众和市场出发，是在双重的角度下寻找一种对接。我认为，这是传媒意识在未来所不能放弃的东西，如果一味地迎合市场、迎合观众的趣味，可能就会失去传媒自己的东西。

收视率迷信与贵族化误区

收视率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它是一个现实的选择，但不是理想的选择

一种节目特别危险，这种节目认为自己非常贵族化，有着非常高深的文化品位

胡:我想我们应该多谈些问题了。现在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收视率”，这是与“内容为王”相关的一个概念。这个问题，我在很多场合听到过。收视率在内地获取的主渠道是有限的，不是央视—索福瑞，就是AC尼尔森，现在大家都以它们的统计数据作为参照。我觉得，第一，收视率数据不可避免地存在主观性；第二，即使数据是客观准确的，但它也不是绝对的。我始终对电视业界的“收视率迷信”产生怀疑。当然，主流媒体的管理者有其难言之隐，他总要有一个评价的杠杆，然后依据评价来分配资金，安排人力，配置物力，而最简单、最省事的评价就是收视率。

刘:要知道，中国是一个利益格局非常复杂的社会。凤凰台可以不要收视率，我们可以凭着广告，还有凭着我们几个人多年来的经验和感觉。但是，在中央台、各个省台和地方台，你说哪个栏目好看，哪个节目不好看，它都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一个是这个制作群体的利益，二是这个制作群体背后的利益，三是这个节目传播区域里的电视受众的利益。在这样的格局下，管理者要进行革新、要进行平衡，就存在非常大的困难，在这个时候就得找一个解决的方案，这个办法就是收视率。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炒得很厉害的《读书时间》，你不能说你这个节目读了书了，书很高雅，你的节目就很高雅，其实这是两码事。《读书时间》的问题在于，它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现实生活，今天讲《红楼梦》，明天讲莎士比亚，后天讲金庸，这些内容对于观众没有收视的必然性。况且，谁也没说《读书时间》就是经典读书，读精品书，你是教材，你去教育频道好了。

胡:找一个更好的办法也很难，要么成本很昂贵，要么实践中没法操作。另外，收视率并不意味着电视节目的市场价值。

刘:单纯依靠收视率来判断节目的市场价值，在凤凰这样的体制里是通不过的。其实真正做得好的节目，哪怕收视率稍低，我相信各个电视台的台长和制作人，都会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我们现在对收视率的指责是正常的，我以为，第一，收视率不科学、不精确，第二，收视率确实与广告不挂钩。尤其是在凤凰，广告文化是品牌文化，不是产品文化，往往与一个栏目的品质有关系，和收视率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我赞成内地用收视率的方式推进电视改革，相对来说它现在的影响比较大，以后收视率可以不妨弱化一点，但还是要保留它。我觉得现在屏幕上倒有一种节目特别危险，这种节目认为自己非常贵族化，有着非常高深的文化品位，我在陕西台的《开坛》上讲过，我一看见“人文”两个字就头疼，什么叫“人文”，人文就是对人的关怀，人文无处不在，你可以用人文谈话，但是一用这两个字，就把自己推到了一个预设的先天性的贵族立场，即使收视率低，别人就不能动你。同样问题也存在于纪录片，我热爱纪录片，但是我们不常播出那些纪录片，因为它不但没有收视率，更没有经济效益。

胡:节目选题和制作的贵族化，至少不符合大众媒介的传播规律，同“收视率迷信”一样，这也是一个误区。而收视率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它是一个现实的选择，但不是理想的选择。

刘:收视率往往使我想起中国人对学历的态度，现在大家都认识到对人才的认识要破除“惟学历”的判断误区，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学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仍是我们判断人才的依据。比如高考制度，比如应试教育，它有很多毛病，但是如果没有中国在长期的科举制度以来形成的应试教育制度和体制，像农家子弟、弱势群体根本就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社会阶层之间的正常流动也不可能实现。我想，如果没有收视率这个杠杆的话，某些栏目将会永远存留下去，某些节目也没有改革的动力。在撤掉一个大家几乎很少听说过、更很少看过的栏目时，管理者都会收到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各级领导的条子，你说这个怎么办？这时，收视率就到起到了“挡箭牌”的作用。

电视改革的体制困局

相对于报纸来说，电视机构还有几个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

一切症结都在于电视改革没有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结构、机制和方式的要求来运行

胡:2000年以来的电视业界和学界，有几个最热的关键词，一个是产业化，一个是体制改革，还有一个是集团化。这几个敏感的字眼，我认为在实际上很难推动深入。

刘:我想应该多谈一些体制问题或者制度性的问题了。我觉得1993年的改革，就像经济改革中的国企改革一样，实际上是完成了一种放权让利和承包制的问题，制片人就相当于一个承包人，赋予一定的权利，同时也承担了一定的义务。这样，微观单位放活了，宏观上也带来了整体性的突破。但电视改革到今天为止，相对于报纸来说，电视机构还有几个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第一，在产权结构上清一色的国有独资，导致了电视属性的事业和产业不分。这个问题报纸领域已经逐步放开了，比如《新京报》、《21世纪经济报道》，它们的产权构成不能说是私营资本，也不敢说是外资，但至少是国有多资，那么它就形成了一个利益均衡体，这样一个利益均衡体，势必逼着媒体按照市场的属性和规则进行运营，逼着它们去吸纳人才、理顺机制，逼着它们按照市场所需要的方向去设计内容、设计营销模式。反过来，所有电视机构，因其是国有独资的产权结构，缺乏利益追求的动力与市场竞争的压力，所以改革就非常难以推进。第二，相对于报纸来说，电视没有享受到公平的国民待遇。为什么呢？报纸去年(2003年)已经取消了公费订阅，所有报纸都一视同仁地在市场上发行，而且除了两三家报纸以外，报纸的事业属性已经被取消，都成了需要在市场上打拼的媒体。这样的结果，大家也没发现报纸乱到哪去。

这两条在电视上都有问题。首先，电视现在清一色的国有独资，带来了诸多问题:第一是电视的干部体制问题。中央电视台在1993年出现了制片人制，使得中央电视台在许多微观单位里吸纳了很多优秀的节目制作人才，但是电视台不仅仅需要节目制作人才，一些高端人才比如经营人才、资本运作人才等就无法吸收进来。第二，由于这样一种产权结构，使得电视的进入和退出机制没有建立起来。比如说，西部的一个省级电视台已经资不抵债了，但它只能继续做下去，如果政策允许的话，国家一些部委、省内的大型国有企业就可以共同出资，打造这个品牌，既服务于当地党委政府和老百姓，又可以将内容做好，但现在情况是政策根本不允许退出。至于进入，则更不行了。比如说，北京电视台现在很有钱，想做自己的电视网，在政策上这也不行，进入和退出的机制都形成不了。第三，这样的产权结构，无法形成由于资本的多元化(跨行业资本、跨区域资本)所带来的合理的公司制治理结构。所以在很多电视台里，大家都很苦闷，人才不能流动，结构不能创新，所有的人都陷在这个体制里面。

同样，电视台和电视台之间的不公平国民待遇也非常明显。我不说凤凰作为所谓的境外媒体的遭遇了，光是省级卫视和中央电视台之间的关系就是很不公平的待遇，比如省级电视台要给中央电视台供应新闻稿；重大的新闻资源必须由中央电视台垄断；省级电视台还必须转播中央台的《新闻联播》，而且要求带广告转播，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吗？凤凰的资讯台成立三年了，还不让落地，而中央台新闻频道还未成立，就要求各个地方花钱配置相应的解码器。我是从中央电视台出来的，我认为这样的事情对中央台不好。假如有一张报纸，所有重大的新闻都只能这张报纸来报，这张报纸的头版其他报纸必须转载，这张报纸所有的单位必须订阅，那么，这张报纸会有多大的利润空间？70亿？700亿也应该做到！反过来，这样一张报纸对中国整个报纸行业却是摧毁性的。这样一种垄断的格局，以及电视事业和产业的不分，尤其是在产业上未能进行有效的改革，没能使它产业结构多元化、产业资本构成多元化，这都给中国电视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根本性的难题，使得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改革都会行而不远。这是我最担忧的一个地方。

胡:我认为一切症结都在于电视改革没有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结构、机制和方式的要求来运行，包括:首先是产权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很敏感，在产权结构上，电视台应该是国有独资的，还是国有多资的；其次是属性问题，电视是事业的，还是产业的。有的单位可以保持事业的性质不变，那是一种政治要求，或者一种宣传要求。

刘: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就应该是事业性质，美国的美国之音(VOA)、香港的香港电台都是全额拨款运营，或者财团捐款。

胡:在这种情况下，问题的焦点在哪里？无论是中央电视台，还是省级电视台，每一级电视台对下级电视台，或下下级电视台，都可能用事业的、行政的运行方式来赚市场的钱。如上一级电视台往下一级电视台覆盖时，在网络建设上，下级电视台投资了；在转播时，下级电视台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了；但是广告的钱，却由上一级电视台挣了，这种利益关系显然不是按市场规律分配的，是不合理的。

刘:世界上很少有像我们国家的电视台这样的情形，既不是公共电视台，也不是商业电视台。美国，台湾、香港(地区)的公共电视台就是公共电视台，没有商业广告，商业电视台就是商业电视台，完全通过市场解决。但是，我们这样的电视运行方式，会给整个产业系统下游带来巨大的压力。

胡:这是一个掣肘的大问题，由于产权不清、属性不定、事业产业不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些电视台时常采用“双向开发”的策略和手段，既保护自己，又扩大市场份额，既采用事业的、行政的方式来保护它的地位，维持它的垄断，但当它按照事业单位和行政方式进行所谓宣传的时候，同时又赚取市场化的巨额利润。这样的策略对做大整个电视产业没有好处。

刘:这个问题想起来也很简单。电视是传播信息的，手机短信也是传播信息的，号称第五媒体，如果说手机短信是一种宣传，所以可以用事业的方式将它向前推进。就这个问题，我和央视高层也谈过，他们承认中央电视台这样做下去，自己也很难受，现在中央电视台只能拼命地做自己的全国平台，而这样的平台做下去是很危险的。其实中央台应该怎么做，我觉得应该把它承担的公共事业的功能剥离，把剩下的内容按照产业化的方式运作；同时它还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构建自己的地方电视网，如江苏电视网、青海电视网等，这样既可以传播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同时又可以整合本地化的内容；它还可以进行资本的有效运作，把自己做大做强。

现在这样下去，中央台很痛苦，而地方台就更痛苦了。我经常想西部的一些频道，经济规模好一点的日子还好过，而比如像宁夏台、甘肃台、青海台，这些台如果按照市场的规则，就差不多濒临破产的边缘了。我觉得，电视改革也别想一步就能做大做强，什么航空母舰了，什么集团化了，就像整个中国的改革是从凤阳小岗村开始一样，电视的产业化改革不妨拿一个西部省区的频道做一下实验，把它一部分的宣传功能剥离，这很容易解决的。举一个我们凤凰的例子，作为一个上市的股份制形式的海外媒体，凤凰卫视在政治上一点也不反动，也很好地传达了中央要求的宣传效果，导致许多人批评凤凰是CCTV-13台。

我觉得，电视改革还可以像一些报纸一样，尝试让一些资本进入，比如说让一些有投资实力的实体进入，从事一些经营性活动。或者国家计委，或者首钢，等等，几家大部委、大公司组合在一起，成立一个股份制电视台，完全按照市场化的方式来运作，既完成当地党委政府所赋予的政治宣传功能，同时在其他内容上按照市场化的规则做大。想一想，如果有这样一个电视台的话，许多既对传媒很有研究，而且又有创作经验的人才，电视台就会出高薪来挖你了，这样人才就可以流动了；同时，你要对董事会负责，对股东的投资负责，就必须把机制、结构理顺，必须研究市场和受众，包括收视率、广告，包括我们前面所讲的传媒的属性、传受双向的互动，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无需扬鞭自奋蹄”的。靠着职业电视人的道德良心，靠着改革的自觉，靠着一些人对业务的探索，这些东西都是好解决的。

中国电视的“冬天”还远吗？

各种利益关系的不明确，导致了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化难以推进

中国电视一定会遭遇“冬天”，可能就在这三五年内

胡: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利益关系的问题。现在问题是，每个台的台长都是行政任命，他不可能冒着自己前途的风险，做一些触动根本利益关系的改革。

刘:对，他做得好不好，由上边说了算，而往往下面的改革也牵扯到上边的利益，这就很难办。因为改革，台长的官位不保，那还不如不改，出这个头干吗！人都生活这个世俗的社会里。

胡:利益关系问题是一个核心的根本性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其他一系列的改革问题。现在所谓的“集团化”，从中央到地方，国家级的集团、省级的集团和市级的集团都非常痛苦，这种痛苦就在于这种利益关系非常不明确。

刘: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是行政组合！比如，将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三台按照行政手段合并在一起，利润是平分的，这对于中央电视台来讲就很不公平。如果，它们是按照资本构成来组合，就不存在什么问题了，谁是大股东谁说话，然后董事会首先招聘总经理，招聘各个部门、各个频道的总监，然后都到市场上打拼。

胡: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刘:实际上，李长春同志对这个问题已经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了，他曾经过问，凤凰卫视作为上市公司是怎么保持导向的。而且，股份制在报纸领域走了这么长时间，也没出现所谓的导向问题；在我们看到的表现较为活跃的报纸当中，往往是由于它的资本结构合理和产权结构清晰，而充满了活力。

胡: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是下一轮中国电视要真正意义上彻底改革的问题。

刘:其实我这个话是对主管部门讲的，主管部门往往认为这个资产如果不是我独家所有，可能我的声音就不能到达，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反政府、反社会主义的声音。这个看法完全错误，因为没有比资本家更知道自己利益的所在。

胡:这个也很明确，主管部门认为宣传控制不到的地方就容易出事，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恰恰是他们管得越多的地方就越出事。

刘:可以把北京所有的报纸组织在一起，假如就叫京报集团，只做一张报纸肯定做不大，但是允许这些报纸各自存在，允许不同的资本注入，经营按照市场规则，互相竞争，彼此抢人才，这样会出现一批好报纸。北京的报纸现在不就是这样吗？而电视是怎样的呢？电视还在走一条大合并的路子，就是把所有的台合并在一起，做成一个“大台”，就像前几年高校大合并一样，现在不也备受争议吗？

我为什么老说报纸好，仔细想一想，报纸就是真的好！看一看，报纸对一个信息的反应，对一个信息的整合，就会发现这一点。真是报纸人的素质比我们电视人高多少吗？其实，大家都受过同样的教育，不差上下，而且越是活跃的报纸期刊，从主编到记者都是一些年轻人，比如《南风窗》的主编秦朔，是1968年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主编刘洲伟，在人大双学位毕业也没几年。他们为什么做得好，不是说他们智商有多高，而是他们在一个合理的架构里面按照市场属性进行了资源的整合。

胡:现在我所担心的，也就是你刚才谈到的担忧，所谓这种事业、产业不分，产权不清，以及带来的各种利益关系的不明确，导致了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化难以推进，导致了现在所谓的广电集团往往成了挂牌集团。

刘:由于制度上一直停滞不前，我现在对中国电视有很深的危机感。有这么几点，第一，技术正在日新月异，比如可视电话已经开始普及，比如微软最新研制技术，可以使每台电视都能变成一部电脑，通过电脑或者互联网进行新闻直播、信息传递已经易如反掌，而且还具有可选择性。同样，电视也正在力推收费频道、数字电视等，这些都会对传统的以公共传播为主体的电视带来一些新问题。当然每个媒体都有自己的生存理由，不会消亡，但这并不等于它不会遇到“冬天”。电台那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直到交通台和音乐台的出现，特别是交通台，强调交流，强调互动，强调服务，才找到今天这样一条活路的。实际上，报纸也曾经历过短暂的“冬天”。按照这种情况，曾经辉煌的电视也会有自己的“冬天”，我不认为中央电视台会遭遇“冬天”，但我认为中国电视一定会遭遇“冬天”，可能就在这三五年内。

我们来看，目前电视台最大的“一根救命稻草”是什么，是电视剧，不是其他的。各省台的广告收入主要来自于电视剧，观众看电视的需求主要也是电视剧，晚会现在谁还看？新闻做得好的还有人看，但是做得好的也不多，专题做得越来越沉闷。与报纸的信息量相比，电视的信息量越来越稀薄。

胡:看来，中国电视的这个“冬天”恐怕是必然的啦！

刘:现在电视界还存在自己就是“老大”的感觉，实际上这个“老大”是虚的，因为中央电视台给人的感觉是“老大”，所以给世人的感觉电视还是“老大”。仔细比较一下，现在中央电视台普通员工的收入、省级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的收入，比起当地活跃的报纸的社会影响和个人收入都要低一些，很多报纸的记者一个月拿到一万、一万五、两万，已经不新鲜了。只是因为中央电视台这座“金字塔”还在，所以大家还感觉不到，还以为电视是“老大”，其实，跟前十年感觉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时1993年做《东方时空》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振臂一呼，许多电台、报纸的骨干都来了，这些人都是临时工，劳保、“三险”什么都没有，正是这些人直接带来了中央电视台的繁荣，现在电视再想挖这些人才，恐怕就挖不到了，人家报酬很好，来电视兼职做个策划还可以，专来做电视就难说了。

公共声音的诞生与电视的“失语”

冲在最前面的是网络，其次是报纸，而缺失的恰恰是电视，至少之后才是电视

2003年中国媒体的最大特点，就是公共声音的诞生

胡:最近一段我非常关心网络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中国电视头几年以《焦点访谈》为代表的舆论监督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已经翻过一页去了，最近我和一些网络公司的老总有过接触，也探讨这个问题，应该说在前年(2001)，网络还只是资本运作的一个典范，存在大量的泡沫，而最近一两年网络的精彩表现，有一点是值得特别肯定的，那就是在若干重大事件上，在推进中国整体改革和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上，却扮演了其他媒体无法替代的重要角色，往往冲在最前面的是网络，其次是报纸，而缺失的恰恰是电视，至少之后才是电视。

刘:你讲这一点，也是我最想讲的一个问题。如果真正从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进程来讲，2003年中国媒体的最大特点，就是公共声音的诞生，或者是公共话语的诞生。这种公共话语不是指电视，电视表达的只是一个官方的声音和意志，现在像《焦点访谈》那种微服私访式的舆论监督已经走不下去了，甚至也不是报纸，报纸只是承担了一个二次传播，而是网络促进了中国当代公共话语的诞生。在一个传统的专制集权社会里，有一些社会问题的推进需要一些具有公共良心的公共知识分子，像法国的左拉、卢梭等，他们通过自己的特殊位置、凭借自己的公共良心来发表言论。实际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公共领域的声音在很长时间里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在这种失语状态里，中央电视台一部分地承担起来了这个公共责任，像《焦点访谈》。而2003年网络——这个第四媒体的崛起，配合着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以人为本的政治话语的出现，使得公共领域的公共话语成为社会的主流民意。确实，网络影响生活，一个是最近的宝马撞人事件，现在网上已经有了22万的跟帖，另外一个是孙志刚事件，还有木子美事件。

胡:我为什么专门谈这个问题呢？的确，网络对社会事件的影响力之大令人震惊。孙志刚事件由于网络的推动，带动了一部法律的修改，这样一种高效的状态，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发生于网络的这种现象也体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宽容。这对于中国电视而言，说危机也好，说尴尬也好，如果再打舆论监督的旗子，无论技术上多么纯熟，擦边球打得多么漂亮，也都无法跟进网络上自由的公共声音的力度。

电视走进“竞合”时代

如果没有竞争，没有竞争中的合作，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当市场竞争格局比较清晰，当市场竞争水平比较成熟，自然会出现分化的局面

胡:我现在特别欣赏一个词叫“竞合”。在中国电视经历的“逢三变革”中，有一个共同的情形，那就是中国电视在做大局面的同时，内部也产生了竞争，在竞争中又产生了合作。以当前的南京为例，地面上的新闻大战已经引起了双方(江苏省台和南京市台)的对立，我认为，这种竞争不是坏事，在竞争中双方都在做大，如果没有竞争，没有竞争中的合作，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刘:现在中国电视最缺乏的就是竞争。我对中央电视台领导说过，一个凤凰卫视出来，你们就成天地想着办法告状、打压，而如果没有凤凰卫视的直播，中央台新闻改革的速度能这么快吗？光一个新闻频道，多少栏目“克隆”我们。举一个例子，美伊战争的时候我在香港，我清楚地看到两个台互相竞争、互相推进的历程，我们做了一个感伤的MTV，中央台跟着就出来了，我们巴格达连线阿布扎比，接着中央台就连线国际广播电台驻阿布扎比的记者，我们当时做了《海湾风云录》、《文涛拍案》，中央台后来就有了《社会记录》，我倒不是说央视“克隆”我们，而是说我们是在互相学习，互相推进，我们也跟中央台也学了很多。

胡:中央台这几年的成长，其实凤凰已经在介入了，凤凰一些大的动作刺激了中央台，也刺激了地方台。

刘:我们最主要的贡献在于语态！

胡:对，凤凰的这种刺激，我想从电视媒体改革的意义来看，它带来最大的影响就是你所说的整体语态的变化，并由此引起业界、学界对传媒本质、性质的认识的变化。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媒介环境变化的问题。

刘:过去我们在北京只看到北京晚报，现在有北青报、北京晨报、京华时报、信报、华夏时报，最近又出来了新京报，再加上外地在北京卖的报纸，各种各样的报纸都出现了，大家过得也都不错。

胡:所以一个良性的局面是在竞争中出现的，是在合作中实现的，如果没有对手，实际是没有意义的，只会萎缩，没有成长。

刘:《焦点访谈》这个节目越来越萎缩，就是因为全国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没有竞争的动力，它就不可能从上层那里争取更多的话语空间。凤凰的“9·11”直播，对中央台形成了极大刺激，他们就借此争取了更多话语空间，这次伊拉克战争报道，中央台就走在前面了。

胡:所以，现在就要改变以前那种“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老观念，竞争对所有传媒和从业者都很重要。

刘:我想这个问题，根本还是一个市场问题。当每个市场竞争非常充分以后，就会出现一个多元化的格局。有的人只做高端产品，只服务于少数人，有的人只做大众产品，服务于大众。市场有一只无形之手来调控，每一个角落只要有利润空间，就会有人插手。凤凰不做平民化，广电总局规定凤凰只能入户三星级以上的酒店和一些高档社区，所以凤凰必须做以政治和文化关怀为核心的高档传播消费。当市场竞争格局比较清晰，当市场竞争水平比较成熟，自然会出现分化的局面。到了这种时候，行政配置资源的作用就小多了，一切由市场来推动。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根子问题。我最近越来越喜欢讲制度这两个字，制度确实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制度确实是万万不能的。我从中央台出来之后，我和过去的同事有过很多接触，我最大的感觉我们有些地方不一样，尽管我们对电视的追求是一样的，我想了想，其中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屁股”不一样，“屁股”不一样，制度就不一样，选择就不一样，思考问题的角度也会不一样。

胡:每一个从业者都要改变观念，不要老把对手都看成敌人，而应该把他看作是激发自己，并把自己做大的一个合作者，他既是竞争者，又是合作者。

刘:我今天说这么多，说实话我还没上升到成天到晚忧患中国电视事业整体格局的地步。作为一个职业电视人，我经常感受到中国电视从业人看起来风光，其实无路可走的内在困境。这种“无路可走”来自于体制的格局，导致大家没有多少可以选择的空间。在一个没有选择空间的时代，在一个没有太多竞争的时代，人怎么会有什么出路呢？我经常看到一些很优秀的人才，困在体制里，没有出路，也没有办法。很简单，全国的电视人才不知道往哪里流动，只能是县级台往市级台，市级台往省级台，省级台往中央台，而中央台哪里有那么多干部岗位，所以就形成临时工一大堆，合同工一大堆，部聘、组聘一大堆的混乱状况。如果在一个那样的时代(“竞合”时代)里面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所有的人都被激活焕发了第二青春，我们被挑选，我们也选择，人生就会产生新的格局，包括传媒的研究者、策划者，他们的命运也都会不一样。

传媒教育正面对市场的挑战

一方面大量过剩，另一方面又严重紧缺，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矛盾

现在淘汰起来往往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整个一代人

胡:所有问题的后面都有一个“人的问题”。人都不是天生就这样的，人是在机制中产生的，是在竞争合作中产生的。这就又出现一个问题:中国的传媒教育，包括新闻传播教育、广播电视教育，据说现在已经发展到有数百家高校做传媒教育，从媒体的需要来说，尽管报纸、期刊、网络和其他媒体都在争相延揽人才，但是另一方面媒体真正需要的领军人物，或者骨干人才，或者专业化的人才，大家总觉得一方面大量过剩，另一方面又严重紧缺，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矛盾。

刘:我刚才讲中国电视的“冬天”到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几乎所有的中国电视人都定位在20世纪90年代那个电视的辉煌时期，仍还保留有一种文化的优越感和事业的优越感。其实在今天无论电视人的个人收入，还是电视事业的重要性，已经远远不是90年代那样了，但是由于电视的体制问题没有解决，这些人也没有更多的选择机会；由于体制没有改革，使得他们提升自己、面向市场、适应竞争的意识也不是很强。实际上，我最近见到这样的人特别多，我经常感觉到这一天到来的时候，这些人将会很痛苦。他们很像国有企业的技术工人，论技术，论质量，这些人比民营企业的工人好多了，但是在市场这个大熔炉里面，最痛苦的就是这批人，因为市场不需要他们，因为他们不适应市场。你会发现，现在淘汰起来往往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整个一代人，我就担心我们这一整代的电视人“啪”的一下就被淘汰掉了。在报纸里，80年代的报纸除了几十家大的以外，其他报纸中老一代大多被淘汰了，现在上来的全是90年代后期培养出来的，这批年轻人脑子非常活跃，下面的骨干全是二十几岁，他们适应市场，非常灵活，能够忍受各种压力，迅速成长。现在淘汰往往是一代人的淘汰。

胡:你从市场的角度对人才做了分析，那么从传媒机构、教育机构来讲，如何适应这个市场，对人才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现在我感受到了一种压力。因为传媒教育的更新似乎更难，传媒教育的机制、体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教学计划也相对滞后，然后将这种理念渗透下去的时候，实际上跟这个时代已经脱节了，已经落伍了，似乎市场需要和教育培养永远是一种矛盾，这种矛盾在短期内解决起来也不是很乐观。正如你刚才说的，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事业本身正进行着剧烈的更新换代，这种巨大的变革，已经使20世纪80年代受教育的那批人进入了人生的“冬天”，那么新一代的这些人，尽管他们当中有一些优秀者会寻找到自己的位置，但实际上大多数人面临的却是一个“冬天”，现在不会将来也会。我期待着我们的传媒教育与我们的中国电视一样，即使是必然要走入“冬天”，也要在市场挑战的面前，顽强地打拼下去，以培育出未来传媒的优秀人才，迎接自己下一个灿烂美好的“春天”。

结束语:未雨绸缪，在深化改革中开拓进取

我们今天从中国电视的“逢三变革”，谈到了中国电视目前正在发生的、令人惊喜的许多新迹象，也谈到了许多现实存在的、令人困惑的问题。既然是会诊，就必须直面现实，正视问题，而不是回避矛盾，只有这样，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当然找问题，找症结，也需要开药方，由于中国电视这一领域、这一对象实在太过于庞大、太过于复杂，这个药方是不太容易开出来的，只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一定要开出一个对中国电视方方面面都起作用的大药方，那就只好是笼而统之的，有益无害的，我们把它概括为:未雨绸缪，在深化改革中开拓进取。这个笼而统之的大药方包括以下三层意思:一、未雨绸缪:这意味着中国电视每一种理念的推行，每一个行动的付诸实践，都不要匆忙、简单和盲目地拍脑袋，而应当把周密的调研、反复的论证和前瞻性的预测结合在一起，做出较为客观的、科学的和可行的判断。只有调研、论证、预测走在前边，才有可能避免理念与行为误入歧途。二、深化改革:这不仅指的是宏观层面大的体制、机制改革，也包括中观的、微观层面的对策、策略的变革。深化改革既要遵循传媒市场的普遍规律，又要尊重电视传媒的特殊传播规律，一切从实际出发，激活生产力，提高凝聚力，满足传媒自身方方面面的利益需求，并以此为评价标准展开改革的方略与措施。三、开拓进取:中国电视面临的上述问题，有些是中国社会整体转型所带来的普遍问题，有些是传媒大格局中此消彼长、此起彼伏的变动带来的问题，有些则是电视传媒自身或历史性积累或正在发生的问题。面对如此复杂的各种问题，只有直面现实，用热情、主动、积极、创新的姿态，大胆地开拓进取，才能扫清改革道路上的各种障碍，才能赢得令人满意的中国电视整体发展与进步的新局面。

(本文由作者提供，原载《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

作者自评

《会诊中国电视》一文对当下中国电视艺术与传媒实践的现实情状，给予了全面、系统、深入的观察、分析、交流和评说。以其当下性、现实性、敏感性、前瞻性、动态性以及可贵的问题意识与使命感，彰显出清新独特的个性与品质，从侧面见证了“转型期”中国电视的风云变幻，并为广大电视传媒、电视艺术的工作者和研究者的现实实践与理论探讨提供了一些较为鲜活的、可资借鉴的素材。

【注释】

[1]“盛世危言”和“航空母舰”分别指作者刘春在《现代传播》2002年第1期、第3期发表的《中国电视的盛世危言》和《CCTV，中国电视的航空母舰朝哪里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