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控制与自主性

社会控制与自主性——新闻从业者工作满意度与角色冲突分析

陆　晔

作为一种组织化的制约原则，新闻从业者在日常新闻生产实践中会受到来自其所在媒介机构的种种影响。美国社会学家贝瑞德(Breed)关于编辑部内部社会控制机制的研究认为，这种影响体现为一种新闻专业的社区控制力量，即来自业务上司的权力行使过程使得新闻生产中具有专业规范特性的社会控制得以实现。^[1]但是有关新闻生产的权力实践场域远不止新闻编辑部内部这么单一。美国社会学家塔克曼(Tuchman)认为，除了新闻生产依赖于将新闻专业理念内化为编辑部内部日常运作的常规行为外，还有外部的媒介控制力量存在，它们往往来自政府、大企业等相关组织。^[2]一些学者在对“把关人”的研究中，特别关注到新闻活动在其中日复一日不断再生的语境中，比如新闻从业者当下的工作环境中、不同媒介竞争态势下新闻生产的总体环境中，对新闻价值判断和新闻采编程序产生影响的职业理念、消息来源和媒介之间的共生关系、媒介的政治经济环境，乃至一般的社会文化环境。^[3]

在有关中国媒介改革与社会转型的先前研究中，我们发现，在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语境下，新闻生产的权力实践行为主要在三个场域中展开:一是宣传管理的控制机制，宣传主管的权力通过新闻生产主体实践来表达和行使；二是媒介组织即编辑部内部，在这里，缺乏“新闻判断”的共识导致权力实践中矛盾凸显；三是新闻生产从业人员与消息来源的关系，体现出利益和资源的冲突、协商和互换。^[4]同时，作为新闻从业者个体而言，在他们建构自身专业名望的过程中，他们会因为与其所在的媒介组织无法建立起有效的理想的互动，而导致对组织的忠诚度降低。^[5]那么，中国新闻从业者在新闻改革的过程中，对自己职业的满意程度究竟如何？作为新闻生产活动的主体，他们如何看待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上述三个场域的权力实践形态，又如何评价和考量自己在从事新闻报道活动时的各种影响因素，以及如何评价他们在新闻实践活动中的自主性？我们并无意通过这样的分析来探究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在中国新闻从业者当中究竟获得了多大程度的认同——尽管在一些学者看来，新闻从业者在工作中能够享有的自主性有多高，不仅是新闻业是否为专业、新闻从业者是否为专业人士的衡量标准之一，更是新闻自由理念得以实践的重要条件。^[6]事实上，根据我们以往的观察和研究，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新闻改革过程中局域和碎片地呈现，在宣传管理、新闻专业理念和商业逻辑的相互作用下，一些新闻从业者对工作自主性的较好评价，往往在于其与现有的媒介体制融合度比较高，而并不能简单地推论出中国新闻业的专业化程度，更不能作为衡量新闻自由是否得以实践的单一指标。也有学者在分析台湾记者的工作自主性和媒介组织内部权力运作时发现，尽管编辑部内部的权力运作包含了协调日常新闻生产的正面功能，但记者对媒介组织与新闻专业的忠诚会造就封建式的权力关系，使新闻工作徒具形式上的自由，^[7]这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我们有关新闻从业者对工作自主性的自我评价与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之间的差距。但是，这也并不说明这样的提问除了基本的描述之外就无从寻求其理论意义。在这里我们希望关注的是，在分析新闻生产不同权力实践形态的基础上，通过新闻从业者对自己工作的评价和主观判断，来进一步探讨这些权力关系在中国现阶段社会转型和新闻改革的过程中，究竟如何作用于新闻生产的主体即新闻从业者，并期待从中获得对这些权力实践关系更深度的解释。

一、样本描述

本文是教育部“十五”规划项目“社会转型与中国新闻从业者职业理念衍变”的一部分，实证资料来自于2002—2003年在全国八个城市进行的新闻从业者的随机抽样调查，被访对象为当地日报、电台和电视台全职从事新闻采编工作的从业者，其中上海样本515个，获得有效问卷420份，杭州样本520个，获得有效问卷462份，另外还有包括上海在内的七个城市毕业于当地大学新闻院系、从业三至五年的从业者有效问卷560份，总计有效样本1442个。^[8]

二、新闻从业者的工作满意度

在媒介社会学的视野中，媒介组织和新闻从业者个人之间的良好互动是实践新闻专业理念的必要前提，因为媒介组织是新闻从业者进行专业活动的载体和场域。新闻从业者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满意与否，包含了大致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其所在的媒介组织是否能够给从业者提供实践专业理念的条件和机会，即让其获得专业成就上的满足感；二是其所在的媒介组织能否为其专业表现提供稳定的物质回报，比如较好的收入和福利条件等等；三是其所在的工作小环境是否称心如意，比如良好的上下级关系和同事关系。新闻从业者对工作满意度的总体评价可以通过这些方面的满意度来体现。

在我们的调查中，我们列出11个涉及上述几个方面工作满意度的问题，通过因子分析，排除掉4个在统计上归属较弱的问题，将剩余的7个问题归为2个因子，分别代表专业成就、物质待遇和人际关系三个方面的工作满意度。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工作满意度的综合评价，作为一个单独的变量使用。通过偏相关分析我们发现，新闻从业者对工作满意度的综合评价与上述三方面的满意度均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新闻从业者对工作满意度的综合评价来自于这些方面:对自己在所属的媒介组织中获得的专业成就上的满足感、组织所能够提供的物质待遇回报和工作环境中的人际关系，其中与对专业成就的满意度的相关度为最高，即对专业成就的满足构成了工作满意度综合评价的重要方面。但是，我们很遗憾地发现，被访者在总体上对于有关工作满意度的综合评价并不高，介于5度量表的中间值“马马虎虎”和“比较满意”之间。而在决定工作满意度综合评价的三个因素中，对人际关系(包括主管领导的能力和同事关系)的满意度相对最高，接近“比较满意”，对专业成就(包括工作的成就感、社会影响和主动创新的机会)的满意度“马马虎虎”，对物质待遇(包括报酬收入和福利待遇)的满意度最低，连中间值3也不到。

表1　您对目前工作的以下方面有多满意？(1为“非常不满意”，5为“非常满意”)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并不令人满意的状况呢？本次调查的其他一些数据可以做出部分解释。从物质待遇方面看，在调查中，被访者从所在单位得到的收入(含基本工资、活工资、内部稿费或编辑费、劳务费、各种补贴等)为平均每月3306.73元(其中以武汉的从业者平均收入最高，为3945.35元，兰州的从业者最低，为1910元)，从本单位以外(如为其他媒介写稿、兼职、讲课等)的渠道获得的收入大约平均每月838.20元(其中以北京从业者为最高，为1454.84元，兰州从业者最低，为404.06元)。

表2　对工作满意度的总体评价与对专业成就、物质待遇、人际关系满意度的偏相关分析

控制变量: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所学专业、职务、职称＊＊＊p＜0.001

调查中被访者给12种不同的职业的社会地位排序，新闻从业者排在第5位，也就是说，新闻从业者自身对其职业社会地位的认同，要低于大学教授、医生、律师和工程师这样的职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新闻从业者的收入水平并不算太低。以上海为例，2001年，全市职工月人均工资为1300元，^[9]教育文化影视艺术行业职工的月平均工资约为1850元。^[10]但是，新闻从业者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评价要远远低于那些被一般认为专业化程度比较高的行业，包括大学教授、医生、律师和工程师，而与这些行业相比，其收入水平也确有差距。在我们以往对北京、上海、广州媒介进行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中，我们看到，那些对自己所在媒介组织有所抱怨的记者，针对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觉得工作的机会较少，二是觉得工资较低。如一位本科学计算机，后就读某著名新闻院系双学位的毕业生，进入中央电视台某著名新闻栏目工作一年多后，萌生退意，觉得一是“机会太少，一年也没拍上几个片子”，而且“越没有机会就越不可能很快成为一个熟手，越成不了熟手，机会就越少”；二是“钱少”，“成天没什么事情可做，每月就那3000块钱，什么时候才能买房子啊”。问她那理想的工作是什么，她很干脆地回答:自己做节目！^[11]中央电视台另一个新闻栏目的一位记者说，一般聘用人员每月工资4000—5000元，但身份不同，资历不同，所在的栏目不同，收入差别会很大，他认为“在这里你不能做这样的比较，你会特别不平衡”。^[12]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记者说，同在一个办公室的同事都炒股，“因为电台没什么钱”。^[13]但他又说，电台不光贫穷，而且还保守陈旧，“周围同事的业务水平不高，是电台的工作环境造成的”，而这才是最糟糕的。事实上新闻从业者炒股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一家报社的编辑认为，炒股跟工资不高有关，但也跟工作压力大和对自己和对报社的前途没底有关。

既然新闻从业者对工作满意度的综合评价与专业成就、物质待遇、人际关系三方面的满意度显著正相关，而且专业成就满意度对综合满意度的影响最大，那么，从调查数据和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资料看，新闻从业者对物质待遇满意度不高，确实影响到对综合满意度的评价，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能否在自己所在的媒介组织中获得专业成就，则是困扰新闻从业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么，收入不高，专业成就感不足，对工作满意度的综合评价不高，是不是足以动摇新闻从业者继续从事新闻工作的信心？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72.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5年以后还会继续从事新闻工作。这部分人当中73%表示还会在原来的媒体工作，并认为若能自由择业，则报纸为首选，其次是电视台，而电台则是大多数人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在我们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中，发现一些记者抱怨归抱怨，但也表示三五年之内并不会选择离开，一位电台记者认为不离开是因为暂时找不到更好的去处。一位报社记者明确表示他在物质待遇和专业成就感方面，对自己所在的报社都很不满意，但他也不会走，因为“学新闻的，差不多除了写稿就没有什么其他专长，几乎就跟没有专业一样，除了做记者还能干什么呢？”一位电视台的资深记者说，他其实还是喜欢做新闻的，尽管待遇不够好，工作很累，而且很多自己喜欢的题目也做不了，但是“在中国做记者，恐怕哪里都差不多吧”。

表3　请您给下列职业的社会地位打分(1表示很低，10表示很高)

续表

表4　如果你能自由择业，那么你希望去什么样的媒体工作？(%)

三、新闻从业者的工作自主性

在新闻生产的实践活动中，新闻从业者的工作会依赖于一些编辑部内部或外部的资源，或者受到一些编辑部内部或外部因素的影响。我们将新闻生产的过程简约为三个环节，首先是确定报道选题，其次是采访和写作(制作)新闻报道的过程，最后是这篇采制的新闻报道在其所在媒体刊发出来。在这三个环节中，一些来自于编辑部内部和外部的因素会影响到从业者的新闻生产活动。我们在调查中列举出7个影响到这三个环节的具体因素，通过因子分析简约为4个因素，即广告客户和媒介经营部门的影响、编辑部内部业务主管的影响、来自宣传管理的影响、报道对象与消息来源的影响。我们发现，如果仅从均值看，在新闻生产的这三个环节，影响力较大的首先是编辑部内部的业务主管，如责任编辑或制片人，以及新闻部门/中心主任或频道总监，而宣传管理的影响力也比较大；相对而言，广告客户和媒介经营部门的影响力在各环节上都比较小，报道对象/消息来源则对选题与采制过程有一定影响，而对发稿的影响较小。

在调查中我们设定了一个对新闻工作自主性的总体评价作为独立变量进行使用。结果发现，被访者对自己在工作中获得的自主程度评价不高，在10度量表上只有5.93。偏相关分析发现，在确定新闻选题、采制新闻报道的过程中，采访对象或消息来源的影响与从业者对工作自主性的总体评价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在确定新闻选题和采制新闻报道时，从业者对采访对象或消息来源的依赖越大，则其对自身工作自主性的评价就越高；而在确定自己采制的新闻报道是否被刊发和如何被刊发方面，受访者对工作自主性的总体评价与宣传管理的影响显著负相关，换句话说，新闻从业者在报道刊发过程中感受到的宣传管理的影响越大，其对自身工作自主性的评价就越低。事实上，在我们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中，我们明显感受到部门一级的新闻业务主管和总编一级的领导的差异——尽管部门主管也时时很小心地规避宣传管理的禁区，但更关心新闻报道的质量，为提升新闻报道的影响力不惜违规操作的情况时有发生；而总编一级的领导虽然也会讲到报道质量和发行量收视率这样的话题，但在处理问题时更关注如何执行好宣传纪律。

表5　以下各方面对您的工作通常有多大的影响力？(1表示“影响很小”，5表示“影响很大”)

表6　您如何衡量您在工作中获得的自主程度？(1表示“很低”，10表示“很高”)

四、几组相关关系分析

那么，新闻从业者对工作自主性的评价是不是会影响到其对工作满意度的评价呢？

首先，偏相关分析显示，新闻从业者对其工作自主性的总体评价与其对工作满意度的综合评价及专业成就、物质待遇、人际关系三方面的满意度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那些觉得工作当中的自主性比较高的从业者，他们对其所在媒介能提供给他们的物质待遇和精神满足都是比较满意的，对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的综合评价也是比较满意的。这从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我们在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中看到的这样一种情况的普遍意义，即那些在自己所在的媒体内“混得比较好”，有一定的专业名望和地位的从业者，他们往往会觉得工作中的自主性比较高。同时我们还发现，在对专业成就的满意度和对新闻生产三个环节的影响因素的相关关系上，只有业务主管对采写过程的影响力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那些越对自己的专业成就感到满意的从业者，越会感受到编辑部内部的业务主管对他们采制新闻过程的影响力；而那些对物质待遇满意度越高的从业者，会更多感受到广告客户和媒介经营部门与报道对象/消息来源在确定选题和采制过程中的影响力；而对人际关系越满意的从业者，他们在确定选题和采制过程中能感受到业务主管和宣传管理的影响力也就越大。

表7　对工作自主性的总体评价与各种影响因素的偏相关分析

表8　工作满意度和工作自主性的相关关系

＊＊0.01水平相关

表9　下面是一些国内和境外的新闻媒体您认为每一家距离您理想中的新闻媒体有多远？(1表示“很远”，5表示“很接近”)

表10　满意度、自主性与对理想媒体评价的相关性分析

表11　对理想媒体的看法与新闻生产环节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既然被访者普遍对自己所在媒体的工作自主性和满意度评价不高，那么，什么样的媒体才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媒体呢？我们在调查中列举出12家不同的中外媒体，来考量什么样的媒体比较符合被访者心目中的理想。通过因子分析，我们将这些媒体简约成境外媒体、喉舌媒体和网络媒体三类，《南方周末》因统计上归属较弱被作为单独的变量，网络媒体则因与我们的主体不甚相符暂不进行讨论。我们发现，被访者对境外媒体的总体评价要高于喉舌媒体，而《南方周末》则被认为是最接近理想媒体的报纸。偏相关分析显示，被访者对工作满意度的综合评价越高，对喉舌媒体的评价也越好，同时，那些对自己获得的专业成就越满意的从业者，对喉舌媒体的评价也越好。我们还发现，在新闻生产的三个环节上比较多地感受到广告经营、宣传管理和报道对象/消息来源的影响力的从业者，对喉舌媒体的评价比较好。

五、结论与讨论

如果我们回到有关新闻生产的社会控制这一研究取向上，我们首先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新闻从业者作为独立的职业角色，他们在新闻实践过程中是如何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和影响的。然而这个话题有着明显的西方语境，即作为职业角色的新闻从业者，他们尊崇共同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为相对独立的媒体工作。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尽管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市场经济为中国媒介开拓出相对于单一的党的喉舌和宣传工具的更为广阔的实践空间，新闻从业者从单一的“党的宣传干部”衍变为具有一定的工作自主性的职业角色，但是，在中国新闻改革的现实环境中，党的宣传管理机制、市场经济下的商业利润逻辑和搀杂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道义责任又深受来自西方的以服务社会公共利益为本的新闻专业主义影响的职业理念，这三重逻辑的相互作用，是理解中国新闻改革的重要起点。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新闻从业者一方面越来越多地认同自身以新闻专业主义为核心价值取向的职业角色，认同优秀的境外媒体的职业表现，式微传统的党的喉舌媒体——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对于什么是自己心目中理想媒体的评价上体现出来；另一方面，他们在党的新闻体制内工作，要想获得专业成就，就必须在这个现实环境里不断拓展自己的工作空间——而如何才能获得比较有弹性的工作空间，其中所遵循的价值理念并不都能符合新闻专业主义的共通价值取向。这就从客观上导致了中国新闻从业者在自身职业角色上的深刻冲突——他们感受到越多宣传管理的影响，就觉得自己工作的自主性越低，但是，要想在工作中获得较高的自主性，又必须认同而不是抵触现有的新闻体制，这样至少可以在现有的新闻体制下获得从事新闻实践活动的弹性空间，也只有这样，从业者才会比较满足于其所在媒体提供的获得专业成就与名望、较丰厚的物质报偿、较良性的人际关系的机会和条件——尽管从总体上看，他们对包括自己工作的媒体在内的喉舌媒体的评价要低于那些更能体现出专业主义理念的有影响力的媒体。这种由新闻体制造成的职业角色深刻的内在冲突是当今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面临的最大问题。

(本文由作者提供，原载《现代传播》2004年第6期，收录时略作删改)

【注释】

[1]Breed，Warren(1955).Social Controlin the Newsroom.Social Force 33，326-335.

[2]Tuchman，Gaye(1980).Making News.New York，NY:The Free Press.

[3]奥利弗·博伊特·巴雷特等编，汪凯等译:《媒介研究的进路》，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335页。

[4]陆晔:《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实践形态研究》，《二十一世纪》(香港)，2003年。

[5]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台湾)，2002年第71期。

[6]林淳华:《新闻记者工作自主权和决策参与权之研究》，《新闻学研究》(台湾)，1996年第52期。

[7]张文强:《媒介组织内部权力运作与新闻工作自主》，《新闻学研究》(台湾)，2002年第73期。

[8]所有样本均自己填写完问卷后交还访员；毕业生组由于工作的流动性，无法随机抽样，这部分样本由当地新闻院系主管出面联系并协助完成调查。

[9]解放日报，2001年07月18日，上海人均收入增长带动消费新热点:房子车子，http://news．sina．com．cn/c/304692．html

[10]上海市统计2002统计年鉴，http://www．stats-sh．gov．cn/2002shtj/ tjnj/2002/tables/4.5．htm

[11]田野日记，2001年4月18日，中央电视台××栏目。

[12]田野日记，2003年7月3日，中央电视台××××栏目。

[13]田野日记，2001年4月2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