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报道史视野中的《新青年》

科学报道史视野中的《新青年》

吴廷俊　张振亭

90年前，《新青年》创刊，它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揭开了以改造国民性为目的的新文化运动的序幕。90年后，我们纪念它，最紧要的还是围绕“民主”与“科学”这两个内核，探讨它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本文将以《新青年》创刊时的1915年为原点，回溯近代意义上的报刊的科学报道，并审视当代大众传媒的科学报道，从约200年的科学报道中的视野中来考察《新青年》的科学观及科学报道，深刻检讨当今大众传媒科学报道的现状，以及与国民科学素质的关系。

一般认为，我国近代意义上的报刊的诞生是以1815年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为标志的。从《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创刊到《新青年》诞生，刚好100年。中文近代报刊一出现，就把科学作为它们传播内容之一，但《新青年》与之不同，它不仅把科学作为反对旧文化、破除封建迷信、提高国民素质的有力武器，而且把科学观的传播由“技”上升到“道”的层次。9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检视国民的科学素质以及大众传媒对科学观的诠释和报道时，却无奈地发现，在《新青年》所开辟的科学启蒙的道路上，我们依然任重道远。

一、《新青年》之前报刊的科学报道

按照文化学的观点，整个文化系统从外到内是分层次的。处于最外层的是物质器具，最里层的是价值观念、文化心理、信仰/精神。^[1]据此，也可以把科学文化划分为科学技艺、科学方式、科学制度/体制、科学精神等几个层次。如下图所示:

1840年，当中国那扇古老而又不堪一击的大门被撞开时，国人首先惊呼的是西方的坚船利炮。于是，封建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分子(魏源、林则徐)、“洋务派”(李鸿章、张之洞)、“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革命派”(孙中山)等前仆后继地开始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征程。从“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改革中体，以用西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国人对科学有了一些初步认识，但彼时科学思潮囿于社会精英圈层，民众缺乏科学启蒙。

这与中国近代报刊的科学报道正好相互印证。

第一批近代意义的中文报刊——传教士教会报刊甫一出现，就把科技报道作为吸引观众的一大法宝。这些报刊除直接宣传教义外，还着意介绍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万国公报》无不把介绍科学技术作为一项必备的内容。^[2]不过，在华外报的根本目的是为其国家的利益服务的，报道科学并不是它们的初衷，而是为了吸引更多读者所采取的传播策略，不想却成了中国民众近代

文化系统图及科学文化系统图

科学的启蒙之师。这些报纸传播面较小，^[3]对国民的科学启蒙有限，可谓无心插柳，也没成荫。同期的商业报纸为了迎合读者口味，扩大发行量，也把“器物”的报道放在首位。如影响力最大的《申报》对“器物报道在数量上与写作方式上都居主导地位，大约99%的报道停留在器物层面，制度与观念层面的报道相对薄弱”。^[4]在1872年该报一则关于日本国王接见普鲁士使臣的报道中，没有提及双方会谈的内容和意义，而是着重报道了“叙谈时间长度”和客厅陈列的各种“奇巧古玩异物”。一则关于日本海军出海操练的报道，没有报道操练方法、过程和效果，而是报道了一个新奇的“大放烟火”现象。^[5]官方主持翻译的西书“多为工艺格致类”，“西政方面的书不多”。总之，这一时期的教会报刊、商业报刊、官方报刊的科学报道仅仅是译介西方科学知识、传播科学传播文明，这反映出当时民众对科学的认识仅停留在“技”的层面上。

维新派和革命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和孙中山对科学都有深刻的见地，其个人的科学观并不比《新青年》同人落后。梁启超是早在五四前就大力倡导与追求“赛先生”的先驱之一，其科学精神超越和突破了当时“中体西用”的思想背景。^[6]孙中山对科学的认识更加深刻。在其科学观中，科学启蒙时有闪现。不过，孙氏的科学启蒙是“运用科学谋求政治启蒙、哲学思想启蒙及现代化建设并举”。^[7]这与我们后面谈到的《新青年》对民众的科学启蒙不同。

尽管二人的科学观已经深入科学文化的里层，但没有在维新派和革命派报纸上得到充分报道和有效传播。维新派报纸和革命派报纸的宗旨都在于改变政治制度，前者选择了“君主立宪”，后者选择了武装革命，而且都把希望寄托在社会精英身上，前者是封建统治者，后者是民族资产阶级。据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介绍，维新运动时期的改良派报刊注意开启“官智”，主要读者是政府官吏、士大夫和地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报刊的读者层虽然逐渐下移，但仍以“中等社会”及其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8]虽然其代表人物看到了中国缺乏科学精神、民众有待科学启蒙这一现实，但并没有把媒介作为科学启蒙的利器。《民报》在后期甚至进行了大量的主观唯心主义宣传，“把进步思想家所支持的‘公理’‘进化’‘唯物’‘自然’等原则称为‘四惑’而全盘否定，认为一切皆出于‘心造’”，“甚至强调只有佛法才能救中国，只有皈依佛教才能成为一个好的革命者”。^[9]

综上所述，流于对物质器具的报道，忽视对普通民众深层次的科学精神启蒙是《新青年》之前的报刊科学报道的基本特点。“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当时从上到下整个国民的普遍心态，尤其是中上层。需要决定了信息的选择和加工方式，所以，有关“物质器具”、“科学技艺”的信息是最受欢迎和最容易被接受的。各种报刊的根本目的都不在于科学启蒙，报道科学只是其吸引读者的手段之一。大众媒介通过这类报道，又为国民设置了议程——科学技艺而不是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精神成了当时的主流信息。

二、《新青年》的科学观与科学报道

关于《新青年》倡导的“赛先生”(即科学)的真正含义，史界还存在一定的争论。论者共提出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说法。其中多数论者认同“科学精神”说。我们认为，《新青年》的科学观是自然科学方法作用下的社会科学，是一种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是反对封建迷信、打倒孔教、改造国民性、推行新文化的利器。与此相对应，《新青年》的科学报道超越了科学文化的“技艺”表层，穿越了“科学生活方式”、“体制—制度”中层，直指“科学精神”、“科学信仰”的深层，完成了由“技”入“道”的转变。不仅如此，《新青年》的科学报道着意于对普通民众进行科学启蒙，改造国民性。这些都是探讨《新青年》科学报道的真正历史意义。可以从陈独秀的科学观、科学报道内容、目的和效果几个方面来透视。

首先，从陈独秀对科学的论述来看，尽管在不同时期，陈对科学的认识不同，但其科学观的内涵是一脉相承的。陈在《新青年》中对什么是科学、倡导科学的意义等问题有过精彩论述。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陈写道:“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像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像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10]他把“科学”与“想像”作为一对对立的概念，强调科学的“证实”和“事实”。这是陈一开始对科学的认识。五四运动后，陈独秀的科学以又有了新发展。1919年11月17日，北大学生林德扬投水自杀引发了一场社会讨论。这一悲剧对陈独秀的影响极大，他对“科学”有了新的感悟和阐释，并把科学与文化联系起来，开始用包含有科学因子的新文化改造缺少这一因子的旧文化。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他写道:“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的是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文化是对军事、政治、产业而言，新文化是对旧文化而言。文化的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11]在后期，陈独秀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的学说、信仰来追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用自然科学的归纳法研究社会科学的“科学”、“哲学”。陈论述说:“马克思就以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应用于社会科学……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12]通过对陈独秀在不同时期关于科学的论述的考察，可以将其科学观的基本内涵概括为:科学是事实、方法、精神与信仰。也就是说，《新青年》的主导者陈独秀的科学观是处于科学文化最里层的。

其次，《新青年》科学报道的内容侧重于科学精神层面。与同时期的“科学”类专业杂志不同，《新青年》毕竟不是一本科普杂志，其宗旨不在于“科学救国”，所以其对科学知识的推介是有限的(对科学知识的推介甚至不及同时期的《晨报(副刊)》)，但它对“赛先生”的推崇，以及对科学观念的传播，尤其是对“事实”、“证实”等科学方法的强调，无疑改变了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新青年》有一批研习过西方科学的撰稿人，但他们的文章也侧重于科学精神层面，以科学精神为武器与反科学伪科学——“灵学”论战。“理科教授陈大齐、王星拱、刘叔雅等人用他们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着重剥灵学派的‘科学’伪装。他们用科学道理解释扶乩现象，介绍西方所谓‘灵学’的兴衰史，驳斥灵学派关于鬼神迷信的无知妄说。”^[13]后期《新青年》之所以不遗余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具有“原理”、“事实”、“方法”等“科学”内核的科学理论体系来看待的。俄国十月革命恰好给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可供“证实”的实验场；革命的胜利使《新青年》坚信马克思主义是得到了“证实”的科学。这与前期倡导的科学观极其吻合。以上充分表明，《新青年》倡导的“赛先生”实质就是“科学精神”。

再次，《新青年》科学报道的目的是改造国民性，着重民众层面的科学启蒙。《新青年》创刊的年代，恰是中国历史上封建迷信盛行、复古复辟成风的年代。鲁迅较早地看到了国民的这种劣根性，他把当时中国社会喻为一个“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对于外面的“大嚷”，屋子里熟睡的人，“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在《呐喊·自序》中谈到1905年弃医从文的想法时，鲁迅认为，对于“愚弱的国民……第一要着是在改造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造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孙中山、黄兴等资产阶级革命家也看到国民素质不高，革命很难成功这一点，但他们要么选择了走精英路线，要么寄希望于外力，放弃了对国民性的改造。《新青年》干将们不但看到了国民性的症状，号准了脉搏，而且开出了一剂良药:请进“德先生”和“赛先生”。《新青年》认为，孔教纲常是造成国民素质低下的根源，它与近代文明是水火不相容的，“存一必废其一”。陈独秀曾敬告国民:“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即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民权并重。”^[14]《新青年》同人认识到:“数十年为之奋斗的民主共和政体，之所以能任封建官僚政客玩弄操纵，名存实亡，是因为中国广大国民思想上还不觉悟，还没有摆脱数千年封建文化思想的牢笼。”^[15]因此，当前的问题不是继续进行过去的那种政党运动，“根本之因”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批判封建主义，进行思想启蒙，改造国民思想。于是，《新青年》同人以民主与科学为武器，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造国民性、提高国民素质的新文化运动。《新青年》的科学报道是为这一根本宗旨服务的，它是把科学作为一种与传统信仰“水火不容”的新信仰来传播的。

最后，《新青年》科学报道的效果是显著的，它唤起了社会大众对科学的崇拜，催生了民众的科学思想。《新青年》科学报道的效果体现在:第一，《新青年》作为同人刊物，虽然不免带有精英的痕迹，但它关怀的对象是普通民众，着意于提高国民素质，所以在民众，尤其是在代表国家和民族未来的知识青年中产生了较大反响。这种民众情怀是以往其他思想类杂志所没有的。鲁迅一开始“听将令”式的几次呐喊，凭借《新青年》这本杂志，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于是才有了后来的“一发而不可收”。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新青年》的影响之大。第二，五四时期是中国科学事业的真正开端，我国第一代的自然科学家，也大都是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王星拱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共在《新青年》上发表了10篇文章，如《科学的起源和效果》、《什么是科学方法》、《未有生物以前之地球》等。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任鸿隽也曾经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何为科学家》等文章。第三，《新青年》这把宣传科学精神的星星之火，促成了科学报道的燎原之势。“在《新青年》的影响和推动之下，宣传科学和科学精神的报纸杂志一时风起，有人统计过，五四时期有79种杂志以‘科学’字眼命名，而卷入这场宣传科学的潮流中的刊物约有400种以上。”^[16]总之，《新青年》的科学报道，在民众的文化心理层面上树立了科学的无上权威，促进了国民现代意识的觉醒，为后继革命救国提供了民众基础。

三、科学启蒙任重道远，科学报道有待改进

通过以上论述不难看出，注重“全民科学素质的提高”正是《新青年》同人进行科学启蒙，改造国民性的着力点。这是《新青年》的高明之处。如果从《新青年》开展科学启蒙算起，我们在追求科学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90个年头。从“科学技术现代化”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科教兴国”到“科学发展观”——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赛先生”的追求。科学发展观正逐渐渗透到国家建设、科学研究、生产生活和学习工作等各个层面，这是总结过去正反两方面经验得到的宝贵经验，是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走向成熟的标志。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在科学观的统领下，科学报道尤其应秉持科学态度，运用科学方法，贯彻科学精神。不过，当检视今天我国民众的科学素质以及大众传媒的科学报道时，会深深感到:在《新青年》同人开辟的科学启蒙的事业上，虽取得一些成绩，但令我们无法释然的还是艰巨的任务和未尽的责任。

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根本，国民素质的提升是国家现代化赖以实现的前提。而科学素质是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公民个人全面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科学素质一般指公民掌握必要的科学知识，了解基本的科学方法、崇尚科学精神、尊重客观规律，具备基本的应用科学技术成果的能力。^[17]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主要结果》，2003年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为1.98%，2001年是1.4%，1996年是0.2%。我国公众科学素养虽然结束了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出现了逐步增长的趋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2000年美国公众的科学素养为17%，1992年欧共体的为5%，1991年日本的为3%，1989年加拿大的为4%，分别是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的8.6、2.5、1.5和2.0倍。同一调查显示，相信“相面”、“算命”、“星座预测”等各种封建迷信的大有人在。近几年，封建迷信时有抬头，糟粕沉渣时有泛起，形形色色唯心主义世界观大行其道，公众的科学素质水平较低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根本原因。上述调查还表明，电视、报纸、杂志或刊物是我国公众获得科技知识和信息的主要渠道。可见，大众传媒对公众的科学素养具有重要影响，传播科学知识，倡导科学精神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纪念《新青年》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它提醒我们思考如何更好地履行传播科学的职责，为提高我国的国民素质，尤其是科学素质作贡献。

应该肯定的是，大众传媒在揭露封建迷信，破除伪科学、反科学的战斗中打过几场漂亮仗。如全国多家媒体对武汉“三泰周易应用研究所”、“神医”胡万林、邪教“法轮功”、“水变油”等的揭露和批评，就很好地发挥了大众传媒监视环境的社会功能，维护了科学的尊严。随着我国媒介越来越发达，整个传媒系统在数量上更好地报道科学提供了保证，如中央和省级电视台基本上都设立了“科教频道”，不少报纸(《南方周末》)开辟了“科学”版，专业类科学报刊更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数量多了，但质量并没有相应提高，诸多“不科学”的科学报道充斥着荧屏和版面。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科学报道缺乏科学态度，甚至恶意炒作；二是有些内容有违科学本义，甚至是在传播反科学、伪科学；三是科学报道量偏少，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传播不力。

媒体间的无序竞争，使得部分媒体刻意迎合观众的猎奇心理，热衷于炒作，科学报道也难逃此劫。在该领域，今年先后出现的啤酒“甲醛门”风波和“高露洁牙膏事件”，多少都与媒体的大肆炒作分不开。通观这些事件的起因，不对信源进行核实，内容不严谨，转载时随意性较大是主要原因。科学报道尚且缺乏基本的科学态度，遑论传播科学精神了。如“啤酒甲醛门”风波肇始于《环球时报·生命周刊》的一篇读者来信，该报道中有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把《食品卫生法》写成了《食品安全法》，但我国根本就没有《食品安全法》；二是将《食品卫生法》中啤酒甲醛含量不得超过2%的强制指标写成了0.2%。其实，稍微作一些核实就不会出现这等荒谬的错误。^[18]“高露洁牙膏事件”更是媒体“想象”的结果，属于假新闻。公众对食品、生活用品的卫生安全非常敏感，所以这些报道都吸引了大量眼球，一时“洛阳纸贵”，炒作的目的是达到了，但“事实”、“求证”等科学态度也荡然无存了，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大打折扣。对社会变化敏感、关注社会变动是媒体的职责，但应该采取科学的态度，不能失去起码的科学性。

一些媒体基于自己短期经济利益的考虑，打着科学的幌子，为一些反科学、伪科学的商品大唱赞歌的现象已经比较严重。不顾科学性的科学报道实际上是在换一种方式传播封建迷信，如宣传迷信“兆头”、数字迷信、姓名测试等等。^[19]商家利用“医生”、“教授”等象征科学的符号蒙蔽消费者，已是对科学的极大侮辱。媒体为了自身利益不去核实批文批号，将其广而告之，以至于虚假、不良广告尤其是药品保健品广告充斥报纸版面和电视荧屏，被称为“帮凶”也不为过。2005年1～7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181份报纸发布的10598次药品广告进行监测，发现违法发布药品广告行为9680次，违法率91%；全国35家地市级电视台(频道)发布的20792次药品广告的违法率达46%。2005年1～6月，对全国113家平面媒体(报纸、杂志)发布了1608份医疗器械广告进行监测发现，违法率高达98%。^[20]其实，这都是媒体只看到自身经济利益而忘却了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造成的。媒体是公众心中的公器，被认为是可信可靠的，而违规违法发布不良虚假广告，不仅误导消费者，还有损科学的尊严，是在反科学启蒙而行之。

与科学在各个领域得到的高度重视极不相称的是，科学报道在新闻报道总量中所占比例偏低，仅有的科学报道中大多集中于科学知识的介绍，鲜有涉及科学精神的。据王竹、王大明对《广州日报》1992～2001年10年间科学报道的统计分析，大众传媒对科学报道数量有限，科学报道量占总报道量的比例不超过3%。而美国自由论坛组织美国公众投标评选出的20世纪世界100条最重大新闻中:科技新闻有37条，占37%，所占比例最高。^[21]另外，我国媒体的科学报道内容主要还是科学知识方面，即科学观最外层的报道，关于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报道还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关于1992～2001年《广州日报》科学报道中科学知识、方法与精神的比例，如下表所示:^[22]

科学知识不等于科学精神，而倡导科学精神是科技报道的灵魂。^[23]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往往蕴涵在科学探索的过程中，科学研究和发现的过程却是漫长艰苦的，甚至是枯燥无味的。而新闻报道则讲究显著性，容易造成只重视报道结果以及带来的“轰动”效应，不重视从过程中提炼科学精神。科学报道需要在二者的张力之间寻求平衡点。这就要求我们提高科学报道水平，创造科学报道模式。

四、结　论

90年前，《新青年》以科学为武器，掀起了影响深远的改造国民性运动，为中国的现代转型准备了众多具有现代思想的民众，可谓抓住了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关键，其历史意义不容置疑。从新闻传播史，尤其是从近代意义上的报刊诞生的科学报道史视野中来看，《新青年》倡导的科学观及科学报道完成了由“技”入“道”的质的飞跃，虽然这种转变用了整整100年。90年后，不容乐观的社会现实表明，科学启蒙之路依然漫长。以《新青年》为镜，思索如何改进科学报道，借以提高国民科学素质，是从科学报道史视野中考察《新青年》的现实意义。

作者自评

《新青年》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份重要刊物，对“科学”与“民主”的提倡是其赖以产生巨大影响的最关键因素，也是新闻史研究必须围绕的核心。本文把《新青年》的科学报道置于我国近代报刊“科学”报道史的历史时空来审视，得出“《新青年》的科学观以及科学报道完成了由‘技’入‘道’的质性转变”的结论，并指出科学报道以及关于科学观的倡导是它当时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因素之一。在至今为止关于《新青年》的研究中，本文的研究视角和观点都具有创新意义。

写作背景:2005年是《新青年》创刊90周年，全国不少地方和研究机构都开展了纪念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于2005年10月召开“《新青年》与当代中国——纪念《新青年》创刊90周年”学术研讨会，隆重集会纪念这份我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份重要刊物。本文既是应邀在研讨会上的交流论文，也是作者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即:如何提高我国包括科学素质在内的国民素质？新闻传媒能为此做点什么？“科学”是《新青年》的灵魂之一，科学报道是其主要内容之一，于是，本文把探讨的中心聚焦在其科学报道上。但要回答上述问题，又必须从纵向的比较中来细致梳理，于是，从我国近现代报刊科学报道史的视角来观照《新青年》的科学报道成了必然，只有如此，才有说服力，才能“以史为鉴”，才能对今天传媒的科学报道有启发意义。

影响:(1)在“《新青年》与当代中国——纪念《新青年》创刊90周年”学术研讨会得到了与会专家的好评，认为“抓住了《新青年》的灵魂，对其科学观及科学报道的分析是深刻而令人信服的”，“对当今不乏启示意义”；(2)陈天白、黄强强在《新闻学研究的微观走向——2005年我国新闻学研究综述》(《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一文中专门评述了此文。

【注释】

[1]杨善民、韩锋:《文化哲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237页。

[2]吴廷俊:《中国新闻传播史稿》［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54页。

[3]如1906年1月12日的《申报》刊载的一篇文章，谈到了社会各界对报刊的态度:政府视报纸为败类；官场对报纸深恶痛绝；学界把报纸作为消遣的谈资；工商界对报纸视若无睹，稍能读报者，不过喜看盗案、奸淫案之类新闻；农民则不知有所谓报纸。见《论阅报者今昔程度之比较》［N］．《申报》1906年1月12日；转引自闾小波:《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95年2月版，25页。

[4]陈玉中:《晚清报业史》［M］．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1月版，5页。

[5]郑翔贵:《晚清传媒视野中的日本》［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8月版，68-69页。

[6]杨晓明:《论梁启超的科学精神》［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1)。

[7]段治文:《论孙中山的科学文化观及其历史特色》［J］．《浙江大学学报》1995(6)。

[8]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版，989页。

[9]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版，836页。

[10]陈独秀:《敬告青年》［J］．载于《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第1卷第1号。

[11]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N］．载于《新青年》1920年4月1日第7卷第5号。

[12]陈独秀:《马克思的两大精神》［N］．广东群报，1922年5月23日。

[13]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版，21页。

[14]陈独秀:《敬告青年》［J］．载于《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第1卷第1号。

[15]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版，2页。

[16]邱若宏:《传播与启蒙——中国近代科学思潮研究》［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版，182页。

[17]《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状况研究概述》，参见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网站: http://www.cast.org.cn

[18]汪训波:《谁动了我们的国啤》［J］．《中国防伪》2005(7)。

[19]文有仁:《近五年新闻界无神论与科学报道剖析》［J］．《科学与无神论》2004(1)。

[20]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http://www.sda.gov.cn/cmsweb/webportal/W3186/A64004762.html.

[21]参见美国自由论坛组织网站:http://www.newseum.org/century/finalresults.htm．

[22]王竹、王大明:《试论报纸在大众科学传播中的作用——〈广州日报〉10年科学报道的统计分析研究》［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4(2)。

[23]朱丽兰:《倡导科学精神是科技报道的灵魂》［J］．《中国记者》2000(3)。